原文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点评：交代写作缘由——为驳斥陈子昂《复仇议状》而作。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点评：孙绍振先生把散文分为三大类：审美散文、审丑散文和审智散文。我认为，审美散文的特点是“唯美”，审丑散文的特点是“幽默（包括幽默和冷幽默）”，审智散文的特点则是“知性”。“知性”是德国古典哲学常用的一个术语，德文原文为Verstand，知性和理性不一样，理性是“科学的语言”，而非“文学的语言”，文学作品如果过于追求理性恐怕要变成数学公式，而知性所表达的意思乃是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认知能力。知性的意义在于使人由无到有、由浅知到深知、由知其表到知其里、由知其一到知其二、知其三乃至知万物。知性须有超越利害的纯粹求知态度，需要有尊重公理、尊重逻辑的精神，需要一种容忍不同见解的雅量。本文就是一篇典型的审智散文。
在世人都以为“诛之而旌其闾”这一做法是绝佳的解决方案时，柳宗元石破天惊地指出这一做法本质上的矛盾，并提出“以是为典可乎”的质问，这是本文知性光芒的初次乍现，而“以是为典可乎”则是直指人心的灵魂拷问。柳宗元的逻辑起点是“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和“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点评：当辩者都胶着于徐元庆所为之是非黑白时，柳宗元别具慧眼，发现问题中的另一关键事实——“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并直接了当地指出“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柳宗元的观点正确与否，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这里他提出官吏的失职是很有见地的，这是前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假如官吏公正廉明，办案公平守法，那么，这样的案件或许就不会发生，也就不会造成礼与法的矛盾。因此，官吏的偏私与无能是造成“徐元庆悲剧”不可忽视的原因。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点评：这一部分柳宗元对人们的错误认知进行了一番细致的分析。人们往往认为，“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假如不杀徐元庆，后世就可能有人以为父报仇的名义再去杀人，“人必有子”，冤冤相报何时了？柳宗元搬出《公羊传》里的话来反驳这一观点：“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至此，柳宗元的论证逻辑已经比较完备了。先是说明徐元庆之父的死是一场“冤案”，不是“死于法”，而是“死于吏”，在正义没办法伸张的前提下，徐元庆选择自己来报父亲的仇，这是守礼而行义的做法，反倒是相关官吏应该惭愧。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点评：论理深刻的文章不少，柳宗元此文为何会流传千古呢？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礼法问题是封建时代国家的根本问题，容易引起历代文人的重视。第二，在柳宗元写作此文前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发生了许多类似案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太宗时的王君操案，高宗时的赵师举案，永徽年间的周智寿、周智爽案，玄宗时的张琇、张瑝案，宪宗时的余常安案，穆宗时的康买得案等。而前于柳宗元的陈子昂和韩愈都没对这一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柳宗元此文条分缕析、思路清晰，论据又基本符合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故而受到人们追捧。第三，自西汉董仲舒始，以经学（尤其是公羊学）为依据讨论国家军国大事便成为一种传统。柳宗元克服了礼法之间理论上矛盾的原因就得益于他的公羊学素养。正是《公羊传》中的依据使得他的论证具有了极大的说服力，构成了他完整的论证逻辑链条。以经学议事的传统在古代一直备受推崇，柳宗元的这篇文章堪称其中的典范，故而颇为后人追捧。正是由于以上几点原因，后世诸多散文选本都将本文作为佳作选入，而且大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明人茅坤谓其“精悍严紧，柳文之佳者”，唐顺之称其“理精而文正，《左氏》、《国语》之亚也”，清人在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中亦赞其“引经据典，无一字游移，乃成铁案”。
参考译文
据我了解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能亲手杀掉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那时候的谏官陈子昂提出意见将他处以死罪并且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又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任由（杀人者）残害，那么凡是做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仇人的人）就犯杀人罪不得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任由（杀人者）残害，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就犯杀人罪不得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却不同，表彰和处死不能同施一人。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叫随意；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叫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将这种处理方式布告给天下人，并传给后世，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用这个作为法则可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穷究事物的道理来规定奖赏和惩罚，根据实情来规范品评美恶，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假如能打听审判定罪的真伪，考查订正它的是非，考察本始来探求它的起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害无罪的人，州官又不主持刑罚，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视为奇耻大辱，把为报杀父之仇情殷志切看作合乎礼制，费尽心机、想方设法，来（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以礼约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执掌事务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把他）处死呢？
要是徐元庆的父亲，必然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不违法，（他的死）就不是被官吏错杀，而是因为犯法被杀。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用来严正国法，为什么还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说：“人必然有儿子，儿子必然有父母，（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纠正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模糊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无法申告；不是指触犯了法律、接受惩罚抵偿罪过，被处死而陈尸示众（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这种违背圣贤经传教导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说）：“调解纠纷的人，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就处死刑。有反过来杀死对方的，国家和他有仇。”又怎么会发生（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一往一来互相复仇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害的。”现在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和徐元庆杀死赵师韫，就合乎礼制了。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克尽孝道、为义而死，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施刑罚、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很明白的。
请把我的意见附在法令上（颁发下去）。（今后）有审理这类案件的，不应根据以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