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以民为本，造福于百姓，方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主张不要一味效法常规，照搬古人旧例，而应与时俱进，制定与时代实际情况相应的政治措施）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做事情、看问题要与时俱进，积极创新，不要沉溺于旧有的经验，不要像守株待兔的宋国人一样。先王之政指周天子的“以礼治国”，韩非子认为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礼治已经不足以治国了，应以法治取而代之）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古今情况必然不同，用实例进一步说明不效古法、审时度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必要性）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进一步举例说明古今之事大不相同，要根据时代、人心的变化，针对社会事务来制定政治措施）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韩非子反对儒家主张的仁爱能感化一切，治理国家不需要刑罚）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韩非子认为，因死刑而感伤，这是君王的仁慈。但不能因为仁慈之心就不执行死刑，此乃法治）
参考译文
上古时代，人口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这时候）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搭窝棚居住用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因此人们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有腥臊腐臭的气味又伤害肠胃，许多人得了疾病。（这时候）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除掉腥臊臭味，因此人们很爱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和（他的儿子）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殷纣残暴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要把疏通河道作为要务的话，那一定会被商汤、武王耻笑了。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汤、武王、禹的政治措施的人，一定会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为它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宋国有个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农人）放下手中的农具守着树桩，希望再捡到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自己倒成了宋国的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策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都是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
古代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足够吃的；妇女不用纺织，禽兽的毛皮足够穿的。不用费力而供养充足，人口少而财物有多余，所以人们之间不争夺。因而不实行厚赏，不实行重罚，而民众自然安定。现在人们养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会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多了而财物缺乏，费尽力气劳动却不够给养。所以人们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不断地惩罚仍然不能避免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盖的屋顶都不经修整，栋木做的椽子都不曾砍削；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着小鹿皮，夏天穿着麻布衣；即使现在的看门奴仆的衣食，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人们干活，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的奴隶的劳役，也不会比这更苦了。这样说来，古代让出天子位置的人，是脱离看门奴仆般的供养，摆脱奴隶般的劳苦罢了，所以古代把天下传给别人也并不值得赞美。如今的县令，一旦死了，（他的）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是因为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同。居住在山上要到谷底打水的人，在节日用水作为礼品互相赠送；居住在洼地苦于水患的人，雇人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在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幼弟来了也不供饭；在丰年的秋天，疏远的过客也一定招待吃喝。不是疏远自己的骨肉兄弟而偏爱过路的客人，是因为存粮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义，是因为财物多；今人的互相争夺，不是因为狭隘，是因为财物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的位置，不是因为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争夺官位或依附权势，不是因为品德低下，是因为权大势重。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刑罚轻不是仁慈，刑罚重不是残暴，适合社会习俗来行事。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适合社会情况。
古代周文王居于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的土地，（他）施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居于汉水东面，方圆有五百里的土地，施行仁义的政策，向他割地朝贡的有三十六个国家。楚文王害怕它会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政事也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归服，禹准备去讨伐它。舜说：“不行。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就施行武力，不合乎道理。”于是用了三年时间来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铠甲不坚固的会伤到身体。这说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不同，措施也不同。上古时（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人们）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现在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话。”于是起兵攻打鲁国，直到把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作为分界线。所以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削减了。由此说来，施行仁义、机智善辩，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弃徐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不同。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来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患。现在儒家、墨家都称颂先王博爱天下一切人，就看待民众好像父母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这样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时，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那么（天下）一定能治理得好，由此来说，就没有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人的感情没有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大家）都疼爱子女（家庭）却不一定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能天下安定呢？现在先王的爱民程度，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能治理好呢？况且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他们难过流泪，这是用来表现仁爱，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的，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的，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不会听凭他们的流泪，那么仁爱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