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文以理为主（理作“道理”解，理即道也），而气以摅之（指作家要有充分的自信，以沛然之势将思想、感情用适当的文辞加以阐述和抒发）。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明史》评刘基“所为文章，气昌而奇”）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诗观民风，而知其国之兴废，岂苟然哉！文与诗同生于人心，体制虽殊，而其造意、绳墨固无异也。
点评：“理”指诗文的思想内容，“气”指文章的文采、题材等。刘基开门见山地阐述了二者关系，指出不论为文还是作诗，文章思想内容完美表达的关键就是“理”“气”并重。同时，还将“理”“气”充盈与否与时代社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即“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
唐虞三代之文，诚于中而形为言，不矫揉以为工，不虚声而强聒也。故理明而气昌，玩其辞，想其人，盖莫非圣贤之徒，知德而闻道者也，而况又经孔子之删定乎？
点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同的时代文风也不尽相同。刘勰评：“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
汉兴一扫衰周之文敝而返诸朴（战国时代，纵横家铺张扬厉的夸饰文风是文章写作的主导面）丰沛之歌雄伟不饰移风易尚之机实肇于此而高祖文帝制诏天下咸用简直（时代风格的形成与最高统治者的爱好提倡密不可分）。于是仪、秦、鞅、斯县河之口，至此几杜。是故，贾疏、董策、韦传之诗，皆妥帖不诡，语不惊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气足以摅之也。周之下，享国延祚汉为最久，盖可识矣。武帝英雄之才，气盖宇宙，而司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启其夜郎笻筰、通天桂舘、泰山梁甫之役，与秦始皇帝无异。（汉赋铺张扬厉，极尽夸张之能事，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致劝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轮台之诏，然后仅克有终。文不主理之害，一至于斯，不亦甚哉！（汉赋主旨本是“既美且刺”，然客观效果却是“讽一而劝百”，对社会心理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如既没，人犹尚之，故杨子云用是见知成帝。然而汉家朴厚之尚已成，其根未尝拔也。往复开陈，周旋辨析，诚意恳至，理明辞达，气畅而舒。非汲汲以鸿生硕儒争名当代者所能及也，岂非习尚有源而得之于自然乎？呜呼！此西汉之文所以为盛，国祚绝而复续，如元气之不坏，而乾坤不死也。后之人论不及此，而以相如、子云为称首，不亦悲哉！东汉班孟坚之外，虽无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旧物，下逮魏晋，降及于隋，驳杂不一，而其大概惟日趋于绮靡而已。
点评：刘基历述了汉代历史随文兴衰之过程，表明文学的时代风格与社会的治乱兴衰有关。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百姓安居乐业，文学创作便有黄钟大吕般的“高文宏辞”频频问世；反之如魏晋以降及于隋，因山河分裂、政局动荡，帝王不理朝政沉迷声色之中，文学创作便“日趋于绮靡”，以致于梁陈时代宫体诗的泛滥。
继汉而有九有，享国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诗文有陈子昂，而继以李、杜，有韩退之，而和以柳，于是唐不让汉，则此数公之力也。继唐者宋，而有欧、苏、曾、王出焉。其文与诗，追汉唐矣。而周程张氏之徒，又大阐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窥三代，而汉唐若有歉焉。是故，气昌而国昌，由文以见之也。今我国家之兴，土宇之大，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员，夫何高文宏辞未之多见？良田混一之未远也。
点评：通过对唐虞三代、两汉、魏、晋、隋、唐、宋等朝的文章与国运的论述，刘基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气昌而国昌”。在此，诗文的兴盛不衰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社会安定繁荣的反映，文对国家、社会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亦然，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日趋于绮靡”，那么也就“国祚不长”了，体现了其文学经时济世的功能与作用。
金华苏平仲起国子学录（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宋门下侍郎辙之裔也），以其所为诗文示予，予得以谛观之，见其辞达而义粹，识不凡而意不诡，盖明于理而昌于气者也。与之游，知其勤而敏，不自足其所已能。且年方将而未艾也，知其他日必以文名于盛代，耀于前而光于后也。故为之叙，而举昔人之大以期之。
点评：交代写作目的，表达对苏平仲的赞许、推重及勉励。
参考译文
文章以理为主体，而以文气舒展之。理不明，是虚空的文章；气不足，则是理不能驾驭其文。文章的盛衰，确实关系到世道盛衰和人事通塞。所以先王凭诗来观察民风，从而了解国家的兴衰，难道是随意这样做吗！文与诗一起在人心中产生，体裁、格式虽然不一样，但它们的构思、规矩本来也没有差别。
唐虞三代的文章，都是发自于内心而表现为言辞，不以矫揉造作来修饰，不虚张声势而强词夺理。所以理明而气畅，品味其文辞，想象其为人，大体上没有不是圣贤之徒，明白道德且懂得事理，何况他们的文章又经过孔子的删改而确定的呢！
汉朝兴起，文风一扫周朝晚期的文章弊病而返回朴素。刘邦的《大风歌》，气势雄伟，不事修饰，文风习俗改变的转机，实际上由此开始。而汉高祖、文帝诏告天下的文书，都用简明质直的言辞。于是像张仪、苏秦、商鞅、李斯一样口若悬河的辩论家，到此几乎绝迹。因此，贾谊的奏疏、董仲舒的策论、韦傅的诗歌，都是言辞妥贴平直，语不惊人，文意自然而至，这是由于他们的文章理明而气足以舒展啊。周朝以后，帝王在位的年数，汉朝最长久，应该由此可知。汉武帝英武雄壮的才干，气盖宇宙，而司马相如又以华丽铺排的文章推波助澜，以助他征讨夜郎、筇筰，修建通天台、桂馆，封禅泰山、梁甫等等征战、封禅之事，与秦始皇没有区别。到了重用执法之官，封赏富民之候（以安天下），颁布轮台之诏（以自省），然后才得一个好结果。文不主理的害处，到了这样的地步，不也是很严重吗!司马相如死后，人们还推崇他，所以扬雄因此为成帝欣赏。但是汉代文坛的朴厚风尚已经出现，它的根还没有被拔除。他们的文章反复陈述，辨析周密，诚意恳切，理明辞达，文气畅达而舒展。不是急切以大学问家争名的当代者所能比的，这难道不是文风有渊源而得之于自然吗？啊！这就是西汉的文章兴盛的原因，国运断绝再续，就像元气不坏而乾坤不死。后来的人见识不到这点，反而推崇司马相如、扬雄，不也是很可悲的吗！东汉班孟坚之外，尽管没有出众的文章，只是由于没有改变传统的风尚，所以也不失西京旧物，往下到了魏晋，再延续到隋，文坛杂乱不一，但是大体情况只是日益绮靡罢了。
继汉以后又历九朝，其中享受国运最久的，是唐朝。所以其诗文有陈子昂，而继有李白、甫，有韩愈、柳宗元与之相应和，由此唐不比汉逊色，就是这几位先生的功劳。继承唐的是宋，又有欧阳修、苏氏父子、曾巩、王安石出现。他们的文与诗，比得上汉、唐了。而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他们，又大力阐明理学道理，由此成就高的达到了夏商周三代的水平，而汉、唐的成就好像有点比不上。所以说，文气顺畅国运也昌盛，由文章可以看得出。如今我们的国力强盛，土地面积之大，上超汉、唐与宋，而占有元朝的全部区域，为什么优秀的诗文还没有大量出现？这是由于土地统一还不久。
金华苏平仲被任命为国子学录，把他所写的诗文给我看，我得以认真读一番，发现他的文章辞达而义精，见识不凡而文意通畅，是由于明白事理并且文气畅达。与他交游，知道他勤奋又思维敏捷，不因自己有所成就而自我满足。而且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知道他日后必定会以文章闻名于盛世，影响当代并且光照后人。因此写了这篇序文，而且列举前人的成就作为对苏平仲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