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早已收拾停当,马上就要搬走了。星期天下午,就在最后一刻,她来了个电话,让我们过去吃饭。“我的冷冻箱在化冻,”她告诉我说,“我必须把这只鸡炸了,不然就坏了。”她说我们最好带上自己的盘子和刀叉,她的厨房用具大多已装了箱。“过来和我吃最后一次饭,”她说,“你和吉尔一起来。”
挂了电话,我在窗前又站了一会儿,希望能想出个办法,但是没有。我只好对吉尔说,“我们去妈那边吃个告别餐吧。”
吉尔坐在桌边,面前是一本打开的希尔斯商品目录,她一边从里面挑选窗帘,一边听我打电话。她做了个鬼脸,“我们非得去?”她把那一页摺了个角,合上目录,叹了口气,说,“老天爷,就这一个月里,我们已经过去吃了两、三次了,她真的要走吗?”
吉尔从来都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她今年三十五岁,短头发,替狗做美容为生。做这项她喜欢的工作之前,是个家庭主妇。后来,厄运降临了。她的第一任丈夫绑架了她的两个孩子,把他们带到澳大利亚去住。她的第二任丈夫,在一次喝醉酒后,打破了她的耳膜,然后开着他们的车,穿过桥栏杆,翻到艾尔瓦河里。他没买人寿险,更别说财产险了,吉尔不得不借钱来安葬他。而且,有比这更绝的吗?她收到了张帐单,让她付修桥的费用。别忘了,她还得付自己的医药费。现在,她已从这些事里恢复过来了,并可以把它们当作故事来说了。但她对我母亲失去了耐心,我也早没了耐心,但我能有什么选择。
“她后天就走了,”我说,“哎,吉尔,别勉强自己,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我跟她说她去不去都不要紧,我可以说她的偏头疼发作了,反正我又不是从来没说过假话。
“我去,”她说。说完,她站起身,进了洗手间,那是她不高兴时爱去的地方。
我们从去年八月开始待在一起,和我母亲决定从加州搬过来的时间差不多0吉尔本想把这变成件好事,但我母亲来的实在不是时候,那时我俩正努力使生活走上正轨。吉尔说这让她想起了她第一任丈夫的母亲,“她粘住你不放,”吉尔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我眼看着就要被闷死了。”
凭良心说,我妈把吉尔看成了个闯入者。就算退一步说,也不过是我老婆离开后、进入到我生活中的众多女孩里的一个。是一个(对她而言)会分去一部分感情、关心和一些有可能属于她的钱的人。是不是个值得尊重的人呢?绝对不是。我记得,我怎么会忘记,当年我们还没结婚呢,她就叫我老婆婊子。十五年后,我老婆跟别人跑了,她还是叫她婊子。
吉尔和我妈在一起时,双方表面上还过得去。她们见面和告别时都要拥抱一番,谈论去哪儿买便宜货。但吉尔很害怕和我妈待在一起,她声称我妈把她的怜悯心都耗尽了,说我妈对所有的人和事都有敌意,应该去找个发泄渠道。像她年龄段的人那样,做做编织,去老人中心玩玩纸牌,或者去教堂。总之,做点什么,这样的话,也让我俩过几天清净的日子。但我妈有她自己的解决方法,她宣布她要搬回加州去。让这个镇上的一切都见鬼去吧,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就是别人白送给她几个房子,她也决不会在这儿住下去。
做出搬家的决定后没两天,她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了箱。这是去年一月或二月的事,反正是去年冬天。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这些箱子已在她的房子里放了好几个月。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你不得不绕着它们走,或从它们上面跨过去。谁的母亲也不能这么住着。
过了大约十分钟,吉尔从洗手间出来。我在看邻居给车换机油的当口,喝了瓶姜味汽水,又找到一截大麻烟屁股,正准备把它给抽了。吉尔不朝我看,径直走到厨房,把一些盘子和餐具放进一个纸袋里。当她经过起居室往回走时,我站了起来。我俩拥抱在一起。吉尔说,“没关系。”什么没关系,我有点诧异,就我而言,没有一件事是没关系的。但她抱着我,在我肩上轻轻地拍着。我能闻到她身上清洁剂的味道,她下班回来身上总带着这股味道,到处都是,连我们躺床上时也闻得到。她最后又拍了我一下,我们就出门了,开上车去镇子另一边我母亲那儿。
我喜欢我住的地方。刚搬来时并不是这样,晚上什么都没得干,很孤单。后来遇到了吉尔,没几个星期,她就把她的东西搬我这儿,和我住一起了。我们并没有个长远的目标,只是觉得生活在一起很愉快。我们都对对方说这次自己总算是走运了。但我母亲过的不太顺心,她写信告诉我她要搬我这儿来。我回信说这不是个好主意,这里冬天的气候很糟糕,离镇子仅几哩的地方正在修监狱。我还告诉她说,夏天里,游人把这儿挤得水泄不通。但她就像根本没收到我的信一样,说搬就搬过来了。然而,在镇子上住了还没到一个月,就告诉我她恨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她搬过来和不喜欢这个地方,都是我的错。她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地方如何糟糕,吉尔称这为‘增加负罪感’。她告诉我公交车服务很差,驾驶员一点也不友好。至于老人活动中心的那些人——她不想和他们一起玩纸牌。“他们可以去下地狱了,”她说,“带上他们的纸牌游戏。”超市里的工作人员粗暴无理,修车站的人对她和她的车都不在乎。对租房子给她的那个人,拉里·海德洛克,她早有了自己的成见。她称他为拉里国王,“就因为有几间破房子,几个臭钱,他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我真希望我从来就没见到过他。”
她搬来时正值八月,热的要命。一到九月,就开始下雨,连着几周,几乎天天都在下。十月份,天气转冷,十一月和十二月又下上了雪。但早在这之前,她就开始抱怨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以至于我不想再多听一句,我最终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哭了,我抱了抱她,觉得事情过去了。但没过几天,她又老调重谈。圣诞节前,她打电话过来,看我什么时候把给她的礼物送过去。她没有摆圣诞树,根本就没打算摆,她说。而后,她又说了些其它的事,说如果天气再不好转的话,她就去死。
“别说疯话,”我说。
“我说的是真的,宝贝。除非是从我的棺材里,我不想再多看这儿一眼。我恨这该死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搬这儿来,我真希望我能一死了之。”她说。
我记得我握着话筒,看着外面一个高高挂在电线杆上的人。他正在修理电线,雪花在他的头上打转。在我看他的当口,他的身体正向外倾斜着,全靠一根安全带拉着他。如果他掉下来会怎样,我在想。我不知道我接下来会说什么,我必须说点什么,但我脑子尽是些不值钱的感情,和一些任何做儿子的都不该承认的想法。“你是我母亲,”我最后说,“我怎样才能帮你?”
“宝贝,你什么忙也帮不上了,”她说。“能帮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太晚了。我想喜欢这个地方来着,我想着我们一起去野餐,开车兜风。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你总是那么忙,不上班的时候总和吉尔待着。从来不在家,即使在的话,也不接电话。这么说吧,我根本见不着你。”她说。
“这不是实话,”我说。她说的确实不是事实,但她就像没听见我说的一样,不停地往下说。也许她真的没听见。
“还有,”她说,“这天气也要我的命,见了鬼的冷。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这里是北极?如果你说了的话,我决不会来的。我想搬回加州去,宝贝。在那儿我可以出门走走,这儿我哪也去不了。加州那边有人,有关心我的朋友,这儿谁都不管别人的死活。唉,我只求老天爷保佑我,让我坚持到六月,如果我能活到六月的话,我就永远离开这个地方,这是我住过的最糟糕的地方。”
我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连聊聊天气都不行,天气是她的心病。我们道了再见,把电话挂了。
别人在夏天里度假,我妈却在那时搬家。这是从多年前,我爸丢了工作后开始的。我爸被解雇后,他们把房子卖了(好像这是件应该做的事情),去了个他们觉得有点希望的地方。当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时,他们就搬走了。他们不停地搬东搬西,住在租来的房子、公寓、汽车房子里,甚至还住过汽车旅馆。他们不停地搬,每搬一次,东西就少一点。有两次他们正好经过我居住的小镇,就搬来和我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像是迁徙的动物,只是他们的走动并没有固定的路线。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搬来搬去。有时,为了那片‘更绿的草地’,他们甚至搬到外州去。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北加州转悠。后来,我父亲过世了,我想我母亲会在一个地方多待一会儿了。但她没有,仍在搬个不停。我有次建议她去看看心理医生,我甚至说我可以帮她付钱。但她根本不理我,打点好她的东西,就搬走了。我这是孤注一掷,不然也不会去提心理医生。
她总在不停地打包和拆包。有时,一年里要搬两、三次。她总在说就要离开的地方的坏话,对将去的地方充满希望。她的邮件被搞的一团糟,救济金支票寄丢了,她得花上好几个小时写信,来纠正这些错误。有时,她搬出一幢公寓,住进仅几步远的另一幢公寓,一个月后,又搬回原来那幢公寓,只是换了个楼层或朝向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搬过来时,我特意帮她租了套房子,并确认她会喜欢屋里的家具和布置。“搬来搬去使她保持活力,”吉尔说。这给她点事情做做,我猜她肯定从中得到点常人不可思议的满足。但不管是哪种满足,吉尔觉得我妈肯定是神经不正常。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你怎样告诉你自己的母亲?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又怎么办?精神失常并不能阻止她计划和执行她的下一个搬家计划。
我们到来时,她正在屋子的后面等着我们。她今年七十岁,头发已经灰白,戴着付莱茵石框架的眼镜。她这一生里,没生过一天病。她先拥抱了吉尔,再拥抱我。她眼睛发亮,像喝了酒一样,但她并没有喝酒。好几年前,在我爸戒了酒后,她就跟着把酒给戒了。我们结束了拥抱,进了屋。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我闻到她厨房飘出来的味道,才想起来我早饭后什么都没吃,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我饿的不行了,”我说。
“味道真好,”吉尔说。
“希望它好吃,”我母亲说。“但愿这鸡已经熟了。”她打开锅盖,用叉子捅了下鸡胸脯。“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不能忍受的话,那就是半生不熟的鸡,我想是熟了。你们为什么不坐下?随便坐。我到现在还闹不清这个炉子,烤箱热起来太快。我不喜欢电炉子,从来就没喜欢过。把这些废物从椅子上拿开,吉尔,我住在这儿就像个被诅咒的吉普赛人,希望不会太久了。”她见我在到处找烟灰缸,“在你身后,”她说。“在窗台上面,宝贝。你坐下前,能不能给我们倒点百事可乐?只好用这些纸杯子了,我应该让你们带些杯子过来。可乐冰吗?我没有冰了,这个冷冻箱一点都不保温,一钱不值,我的冰淇淋都成汤了,这是我用过的最糟糕的冷冻箱。”
她把鸡叉到一个盘子里,把盛了鸡的盘子和豆子、凉拌卷心菜和白面包等,一起放在桌子上,又检查了一下是否忘记了什么,盐和胡椒。“坐吧,”她说。
我们把椅子拉近桌子,吉尔把盘子从纸袋里拿出来,分给大家。“搬回去后你住哪儿?”她说,“有地方了吗?”
我母亲把鸡递给吉尔,说,“我给原来的房东写了封信,她回信说有个一层的单元,非常好。离公交车站近,附近有很多商店,还有个银行和超市,是个最理想的地方。我不知道当初我为什么离开那儿。”说完后,她给自己加了点凉拌卷心菜。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吉尔说。“如果那地方那么好。”她拿起鸡腿,看了看,咬了一口。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隔壁住着个酒鬼,是个老女人。她从早喝到晚,墙壁太薄了,连她嚼冰块的声音我都听得见。她必须借助助步器才能走动,但这并没让她停下来。从早到晚都能听见那个助步器在地板上刮出的声音,还有她关冷冻箱门发出的声音。”想起她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她摇了摇头。“我不得不搬走,一天到晚都是这喀嚓喀嚓的声音,真受不了,实在不能那样住着。这次我和经理说了,我不想和酒鬼做邻居,不想要第二层的。第二层看出去是停车场,其它什么也没有。”她等着吉尔再说些什么,吉尔没有再说。我妈转过头来看我。
我像只饿狼一样,埋头吃饭,一句话不说。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不停地嚼着,看着靠冰箱堆起的箱子,给自己添了点凉拌卷心菜。
没一会儿,我就吃完了,我把椅子往后退了退。拉里·海德洛克开车来到屋子的后面,把车停在了我车的旁边。他从小卡车上搬下来个割草机。我通过桌子前方的窗户看着他,他没朝这边看。
“他想干什么?”我妈停了下来,说。
“看上去好像是来帮你割草,”我说。
“根本就不需要割,”她说,“他上周刚割过,有什么好割的?”
“是为了新房客,”吉尔说,“不管将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没再说什么,接着吃她的饭。
拉里·海德洛克发动了他的割草机,开始割草。我和他有点熟,当初我告诉他我母亲要租房时,他把租金减了二十五块。他是个鳏夫,大块头,六十来岁,是个有点幽默感,但却不太开朗的人。他胳膊上布满了白毛,白头发也从他的帽子下面露了出来。他的样子就像杂志插图上的农夫,但他不是。他是个退了休的建筑工人,有点儿存款。开始那段时间里,我还幻想着他和我妈在一起吃吃饭,成为朋友。
“这就是国王,”我母亲说,“拉里国王。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有钱,可以住在大房子里,多收别人的租金。好吧,我希望离开后,再也不用见到他那张吝啬的老脸。把鸡都吃掉。”她对我说。我摇了摇头,点了根烟。拉里推着割草机从窗前经过。
“过不了多久,你就再也不用见到他了,”吉尔说。
“我很高兴,吉尔。但我知道他不会把押金退给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说。
“我就是知道,”她说,“我和这类人打过交道,他们千方百计地占你的便宜。”
吉尔说,“不会太久了,你再也不需要和他打任何交道了。”
“我太高兴了。”
“但其他人和他也差不了多少,”吉尔说。
“我现在不想去想那个,吉尔。”我母亲说。
吉尔清理桌子时,她去煮咖啡,我把杯子冲干净。倒上咖啡后,我们端着杯子,绕过贴着‘小摆饰’标签的箱子,进了起居室。
拉里·海德洛克在房子的一侧割草,前面街道上往来的车辆开的都很慢,太阳已落到树梢下面。我能听见割草机发出的震动声,几只黑色的鸟飞离电线,落在前院刚割过的草坪上。
“我会想你的,宝贝,”我母亲说,她接着又说,“我也会想你,吉尔。我会想你们俩。”
吉尔点了点头,呷了口咖啡,说,“祝你一路顺风,找到你满意的住处。”
“等我收拾停当后,这是我最后一次搬家了,老天保佑,希望你们过来看我。”我母亲说。她看着我,希望得到点肯定的答复。
“我们会的,”我说。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在那儿生活的一塌糊涂,我不会回去的。
“你要是能够在这儿待得愉快就好了,”吉尔说,“要是能再多待一会儿就好了,你知道吗?你儿子为你都操心死了。”
“吉尔,”我说。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并没有停下来。“他为此常睡不着觉,有时半夜里醒过来,会说‘我替我妈担心,睡不着。’你看,”她边说边看我。“这一直憋在我心里,现在总算说出来了。”
“这会让我怎么想?”我母亲说。她接着说道,“其他和我一样年龄的女人可以活的很愉快,我为什么不能像她们那样?我只想有间房子,住在一个能让自己高兴的镇子里,难道这有罪?我希望不是这样,我希望我没向生活要太多的东西。”她把杯子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等着吉尔告诉她她没有要的太多,但吉尔什么都没说。没一会儿,我妈就开始想那些会让她愉快的方案。
过了一会儿,吉尔开始低头看自己的杯子,又加了点咖啡。我看得出来她已不在听了,但我妈仍在说个不停。黑色的鸟在前院的草地上走动。我听见割草机的声音突然加大,‘轰’的一声就停了下来,显然是叶片被一大块草卡住了。拉里试了好几次,才把割草机重新发动起来,鸟们纷纷飞回到电线上,吉尔在剔她的一个指甲盖。我母亲说旧家具收购商明早会来,收购那些她不准备托运和随身带走的东西:桌椅、电视机、沙发和床。但他告诉她说不想要那张牌桌,我妈准备把它扔了,除非我们想要。
“我们要,”我说。吉尔看了我们一眼,想说些什么,又改了主意。
我明天下午将把这些箱子运到长途汽车站,再把它们托运到加州。我妈最后一晚将会住在我们那儿,第二天一早,也就是从现在算起的两天后,她就上路了。
她还在那儿说个不停,一遍遍地唠叨着将要开始的旅程。她准备一直开到下午四点,然后找个汽车旅馆过夜,她估计天黑前能赶到尤金。尤金是个很不错的小镇,她来我这儿时曾在那儿住过一夜。第二天一早离开旅馆,如果上帝关照她的话,下午就能到加州。上帝会关照她的,她知道。不然的话,你怎么解释她到现在还活在世上?他早为她规划好了。她近来总在祷告,也在为我祷告。
“为什么你要替他祷告?”吉尔想知道。
“因为我想这么做,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我母亲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我们不再需要祷告了?也许有人不需要,我不知道,我还能知道什么?”她用手把额前的乱发理了理。
割草机劈啪了几声就停了下来,没多久,就见拉里绕到屋子的后面,把水管子拖出来。他把水管子接好,又回到屋后去开水,洒水器就转了起来。
我母亲开始罗列自她搬来后,拉里所做的对不起她的事情,当然,这都是她的主观想象。我也不在听了,开始想她就要上路的事。没人能够说得动她,阻止她做任何事情。我能做什么?我又不能把她捆起来,或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也许我最后不得不这么做。我真替她着急,她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要知道,她是我仅有的亲属。她不喜欢这里,想离开,这让我很难过。但我知道我不可能回加州去。想到这,我突然领悟过来,她走了以后,我可能真的再也见不着她了。
我看着我妈,她停了下来。吉尔抬起头,她们都看着我。
“怎么了,宝贝?”我妈说。
“哪儿不舒服?”吉尔说。
我坐在椅子上,用手捂住脸,身体向前倾着。我就这样坐了好一会儿,并为自己这么做感到难堪,但我控制不住自己。这个给我生命的女人和那个我认识不到一年的女人,同时惊呼并向我围拢来,我的头埋在手里,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儿。我闭着眼,听着洒水器喷出的水柱抽打青草发出的声音。
“怎么回事?哪儿不舒服?”她们问道。
“没什么,”我说。过了一会,真的好多了。我抬起头来,睁开眼,取了根烟。
“明白我说的了吧?”吉尔说。“你把他给逼疯了,他因为替你担心,自己都不正常了。”她在我椅子的一边,我妈在另一边,她们随时可以把我一撕两半。
“我巴不得马上就去死,省得碍别人的事,”我母亲平静地说道。“汉纳①,请你帮助我,我实在受不了了。”
“再来点咖啡,怎样?”我说。“也许看上会儿新闻,”我说,“我和吉尔也就该回家了。”
两天后的一大早,我去给我妈送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她送行了。我没叫醒吉尔,就算她上班迟到点也没什么了不起,给狗洗澡和剪毛不是件要紧的事。我妈挽着我的手臂,我陪她走到车前,为她打开车门。她穿着白色的休闲裤,宽松的白衬衫和一双白拖鞋。头发向后挽着,扎着条头巾,也是白色的。将会是个好天气,天空已透亮和泛出蓝色。
车的前排座位上放着地图和盛着咖啡的保温杯。我妈看着这些东西,好像已忘记了她刚把它们拿出来。她转过身,朝着我说,“让我再抱你一次,让我搂搂你的脖子。我知道,我会很久都见不着你的。”她用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我往身边拉了拉,就哭开了。但她几乎马上就停了下来,后退了一步,用手掌压住眼睛。“我说了我不会这样,我不会。让我再看你最后一眼,我会想你的,宝贝,”她说,“我只能咬牙挺过这一段,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无法经历的事,我想我会度过这个难关的。”她上了车,把车发动了,让引擎空转着,她把车窗摇了下来。
“我会想你的,”我说。我确实会。不管怎么说,她是我妈,我怎会不想她呢?但是,老天原谅我,我同时有点高兴,她终于要走了。
“再见了,”她说。“告诉吉尔,谢谢昨天的晚饭,告诉她我说了再见。”
“我会的,”我说。我站在那儿,想再说点什么,但不知说什么好。我们就这么互相看着,都想笑一笑,好让对方放心。突然,她眼睛闪了一下,我觉得她是想到了她的旅程和今天得开多远。她把眼睛从我身上移开,看看前方的路。然后把车窗摇起来,挂上档,就开走了。在十字路口,她不得不停下来等红灯。当我见她过了红绿灯、向高速公路的方向开去后,就回到屋里,接着喝咖啡。刚开始,心里觉得有点难受。过了一会,这股难受劲就过去了,我开始想些其它的事情。
几天后,母亲从她的新住处打来电话,她正忙着整理,到了个新地方后,她总是这样。她告诉我说,回到阳光充沛的加州后,感觉很好,我定会为此而高兴的。但她又说她住的地方空气里有点怪东西,可能是花粉,让她老是打喷嚏。交通和过去比也挤多了,她不记得她住的地方有这么多车辆往来。自然,那里的人开车还是那么疯狂。“加州司机,”她说,“你还能期望什么?”气候异常地炎热,她觉得她公寓的空调工作不正常。我让她去找公寓的经理,“你需要她的时候从来见不着她,”我母亲说。她希望她搬回加州不是个错误的举动。她停顿了一下,等着我的回应。
我靠窗站着,话筒压在耳朵上,看着远处镇上的灯光和近处亮着灯的房子。吉尔在桌旁坐着,随手翻着那本目录,竖着耳朵在听。
“你没挂吧?”我母亲问道。“我希望你说点什么。”
不知道怎么搞得,我突然想起了我爸用过的爱称。这往往是在他没喝醉、想对我妈说两句好听的时候。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每次听到这个,我就有股温暖感,不再那么害怕,对将来也更有信心。“亲爱的,”他会说,有时,为显示亲密,他也叫她‘心爱的’。“亲爱的,”他会说,“如果你去商店的话,能帮我带盒烟回来吗?”或“心爱的,你感冒好点了吗?”“亲爱的,见到我的咖啡杯了吗?”
我还没想好接下来怎么说,这个词就从我嘴里滑了出来。“亲爱的。”我又重复了一遍。我叫她‘亲爱的’。“亲爱的,不要怕,”我说。我告诉我母亲我爱她,我会给她写信。而后,我道了再见,把电话挂了。
我站在窗前,半天都没动,看着邻居家亮着灯的房子。一辆车从路上拐了下来,开上了车道。门廊的灯亮了,房子的门也打开了,一个人走了出来,站在门廊前等着。
吉尔翻着她的商品目录,她停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她说。“这和我想象的更接近,你来看看,可以吗?”但我没去看,我对窗帘一点兴趣也没有。“外面有什么,宝贝?”她说,“说给我听听。”
有什么好说的?对面的人拥抱了一会儿,然后,他们就一起进屋了。他们忘记了关灯,后来想起来了,就把灯关掉了。
小二 译
注释:
①汉纳(Hannah)是圣经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可参见《撒母耳记》。人们常用‘汉纳的祷告’来表示虔诚的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