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下午，她开车去了购物中心里的那家面包房。浏览了一本贴满蛋糕照片的活页纸夹后，她预定了孩子最爱吃的巧克力口味蛋糕，蛋糕上装饰有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台上洒着白色的星星，蛋糕的另一头是一个用红色糖衣做的行星。小孩的名字，斯科蒂，会用绿色的字母写在星球的下面。
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他让她别着急，慢慢说。他刚到班上，要在这儿待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她告诉了面包师自己的名字，安·维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周一早上出炉，孩子的生日聚会在下午，时间会很充足的。面包师谈不上快乐。他们俩人没有任何欢愉的气氛，只有最基本的语汇交流和必须的信息交换。他让她觉得不舒服，她不喜欢他这样。当他手里拿着笔，在柜台里面弯下腰的时候，她琢磨着他粗鄙的品行，好奇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还干过什么别的。她自己是一个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样年龄的人——这个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个相通之处。但他却对她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往面包房里面看，她能看见一台又长又笨重的木桌，一头堆满了装馅儿饼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是一个金属盆，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个巨大的烤炉。收音机里正放着西部乡村音乐。
面包师在一个特殊预订卡上写完信息，合上了活页夹。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了家。
周一早上，这个生日男孩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走着上学。他们来回传递着一包薯片，这个就要过生日的男孩正试着要打探出他的朋友今天下午会送给他什么礼物。没注意看路，这个生日男孩在一个十字路口，刚走下了便道，就被车撞倒了。他侧着身摔倒，头磕在排水沟里，腿伸到路上。他闭着眼，腿却前后移动，就像是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他的朋友扔下薯片，哭了起来。那辆车开出一百多英尺的样子，停在了路中间。开车的男人回过头看，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男孩有点站不稳，看起来被撞晕了，但没什么大事。开车的人挂上档，开走了。
生日男孩没哭，也没什么话要说。他朋友问他被车撞了是什么感觉，他也没有回答。他走回了家，他的朋友接着上学去了。生日男孩走进屋里，跟他母亲讲了被车撞了的事儿。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握着他的手，放在膝头，说，“斯科蒂，亲爱的，你真觉得没事儿吗，宝贝？”突然，他仰面躺倒在沙发上，闭上眼，一下子软了。妈妈发现叫不醒他后，急忙打电话，找到正在上班的丈夫。霍华德要她保持冷静，保持冷静，然后给孩子叫了救护车，自己也赶往医院。
当然，生日聚会给取消了0在医院里，孩子被诊断为受了轻微脑震荡和休克。孩子吐了，他的肺吸进了一些液体，当天下午就得抽出来。现在，他只是看起来像在熟睡，但决不是昏迷，弗朗西斯医生看到父母眼里流露出的惊恐后，特意强调，不是昏迷。那晚十一点，在经历了很多次X光照射和各种化验后，男孩看起来终于舒服地休息了。觉得他醒过来恢复知觉，只是早晚的事后，霍华德离开了医院。从下午开始，他就和安一直陪孩子待在医院，他想回家一会儿，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一个小时就回来。”他说。她点点头，说，“好啊，我就待在这儿。”他吻了她的前额，他们的手拉在一起。她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孩子。她在等着孩子醒过来，好起来，自己才可能放松一点。
霍华德从医院开回家。在潮湿昏暗的街道上，他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一会儿，才发觉过来，放慢了速度。到现在为止，他的生活一直顺利，令他满意——大学，结婚，又上了一年大学，得到了商科高等学位，成了一个投资公司里的初级合伙人，而且还当上了父亲。他活得高兴而且一直是幸运的，这他自己知道。他的父母还健在，他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混出头来了，大学里的朋友也都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伤害，他知道要是倒霉了，或是形势变了，那些潜在的莫名力量会削弱甚至彻底毁了一个人。
他开上车道，停下车，左腿抖起来。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努力去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应对现在的局面：斯科蒂被车撞了，现在躺在医院里，但他会好过来的。霍华德闭上眼，用手抹了抹脸，下了车，走上了前门。屋子里，狗在叫。他开门摸电灯开关时，电话铃叫起来。他真不应该离开医院，真不应该。“糟了！”他说着拿起话筒，说道：“我才刚进家门！”
“这有一个蛋糕你们还没有取走。”电话那边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霍华德说。
“一个蛋糕，”那个声音说，“一个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华德把听筒紧紧拿到耳边，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什么蛋糕的事儿啊，”他说，“天哪，你在说什么呢？”
“少跟我来这套。”那个声音说。
霍华德挂了电话，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孩子的病情没有进展，还在睡觉，什么都没变。霍华德一边往浴缸里放水，一边在脸上涂肥皂泡沫，刮胡子。他刚进浴缸，伸展开四肢，闭上了眼，电话铃就又响起来。他费力地把自己从浴缸里拉出来，抓了一条浴巾，匆忙地穿过房间，一边跑，一边为自己离开医院跑回家而内疚不已，一个劲儿地骂自己：“傻瓜，傻瓜”。
当他拿起话筒，大喊“喂！”的时候，电话线的那一端却没有反应。打电话的人已经挂上了。
午夜刚过，他回到了医院。安还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抬起头看着霍华德，又回头继续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还合着，头仍被绷带包着。他的呼吸平静又规律。一瓶葡萄糖挂在床上面的一个仪器上，一根管子从瓶子口一直延伸到孩子的手臂上。
“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一边冲着葡萄糖和管子指指点点，“这些是都干什么的？”
“弗朗西斯医生要求加上的，”她说，“他需要补充营养。他需要保持体力。霍华德，他怎么还不醒呀？我不明白，要是他真的没事，怎么会还这样呢？”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头后，手指抚弄着她的头发。“他会好的，一会儿就会醒过来了。弗朗西斯医生心里有数。”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应该回家歇会儿。我留在这儿。就是别搭理那个老打电话过来的傻逼。听见了，就给他挂了。”
“谁打电话？”她问。
“我不知道是谁，就是些除了打骚扰电话之外无事可做的人呗。你现在就走吧。”
她摇摇头说，“不用，我没事儿。”
“真的，”他说，“回家待一会儿，早上再回来换我。不会有事的。弗朗西斯医生说什么来着？他说，斯科蒂会好的。我们不用担心。他现在只是睡着了，没别的。”
一个护士推开门，走到床边，冲他们点点头。她从被单底下拿出孩子的左臂，手指放在腕口，把脉，又看了看手表。一会儿，她就把孩子的胳膊放回被单里，走到床脚，在一个挂在床脚的笔记板上写了点儿什么。
“他怎么样了？”安问。霍华德的手沉沉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她能感到从他手指传来的压力。
“他很稳定，”护士回答，又补充了一句“大夫一会儿就会过来。他已经回到医院，正在巡视呢。”
“我刚才跟她说，她可能应该回家歇一会儿，”霍华德说，“当然是等医生来了以后再走。”
“她可以回家，没事的，”护士说，“要是你们想的话，你们俩个都可以回家歇一会儿。”护士是一个金发大块头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说话还能听出一点口音。
“等等看医生怎么说吧，”安说，“我想和医生聊聊。我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一直睡着醒不了呀，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征兆。”她用手捂住眼，头微微向前倾。霍华德紧握在她肩头的手又加重了一些力量，然后向上移到安的脖颈，手指揉捏起那里的肌肉。
“弗朗西斯医生几分钟以后就会来了。”护士说完，离开了房间。
霍华德凝视了儿子一会儿：被单下面，那个小胸脯安静地一上一下起伏着。自打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安的电话，自打那失神落魄的几分钟之后，现在霍华德才第一次感到一种至深的恐惧，蔓延到他的四肢。他摇头。斯科蒂没事，当然他没有睡在家里自己的床上，而是头上绑着绷带，睡在医院里的病床上，胳膊上还插着管子。但这正是孩子现在需要的治疗啊。
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虽然他和霍华德几个小时前才见过面，这次他们还是握了手。安从椅子上站起来。“医生？”
“安。”他回答并点点头。“咱们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医生说着走到床边，测了孩子的脉搏。他翻开了男孩一只眼的眼皮，然后是另一只。霍华德和安站在医生边上，注视着一切。医生掀开被单，用他的听诊器听男孩的心跳和肺部，又用手指在小肚子上到处按了按。都完了，他走到床脚，研究起笔记板上的图表来。他记下日期，在上面潦草地填了什么，然后看着霍华德和安。
“医生，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他具体是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总醒不了呢？”安问。
医生是个宽肩膀的潇洒男人，有一张晒成棕褐色的脸。他穿了一身三件套的蓝色西装，和袖口系着象牙白色的链扣，打着一条条纹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分头，就像他是刚从一场音乐会回来似的。
“他没事，”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当然我想，他的状况本来还可以更理想些，但他现在没事。我还是希望他能醒过来，应该是很快就会醒了吧。”医生又看了看男孩，“再等一两个小时，等几个化验结果出来了，我们就能知道得更详细些了。不过，相信我，除了头骨有毛细破裂外——那是无可否认的——他没事。”
“啊，天哪。”安说。
“还有一点脑震荡，就像我说过的一样。当然了，他休克了，”医生说，“有时你们能看到这类的休克案例，就是像这样睡着了。”
“现在他脱离危险了吗？”霍华德问，“你说过他不是昏迷，现在这也不是昏迷，对吗，医生？”霍华德看着医生，等待着回答。
“不是，这还不算是昏迷，”医生说着，又看了孩子一眼，“他只是处于一种深度昏眠中。这是身体自身选择的一种恢复性的调节措施。他没有任何生命危险。对，这个我可以肯定。等他醒过来，等其他结果出来了，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儿了。”
“这是某种昏迷吧。”安说。
“这还不是，不典型。”医生说，“我不认为是昏迷。反正，现在还不是。他遭受了休克，对于休克，这类的反应是很平常的。这只是对身体创伤的一种暂时性反应。至于昏迷，好吧，昏迷是一种深层次的，长时段的无意识，可以延续几天甚至几周。斯科蒂还没到那一步，反正就我们看来还没到。我确定他的情况到早晨就会有改善。我敢打赌。过不了不久，他就会醒过来，那时候，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了。当然了，你们留在这儿，还是回家歇一会儿，都可以。要是你们想的话，离开医院一会儿是绝对没关系的。我知道，这对于你们来说很难，”医生又盯着男孩看了看，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安说，“但你不要担心，年轻的母亲，相信我，我们正在尽力而为。现在只是再等等的问题。”他冲她点点头，又和霍华德握了手，离开了病房。
安把手放在孩子的前额上，说，“至少他不发烧。”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天哪，他感觉冰凉啊。他应该这样吗？你来摸摸看。”
霍华德摸了孩子的太阳穴，他自己的呼吸都慢了下来。“我想现在他就应该这样吧。”他说，“他在休克当中，还记得吗？医生是这么说的。医生不是刚刚还在这儿吗？要是斯科蒂有问题，他会说点什么的。”
安又站了一会儿，咬着自己的嘴唇，走回椅子边上，坐下来。
霍华德坐在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他想说点儿什么别的，让她放心，但他自己也很害怕。他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膝头。安的手放在自己腿上，让他感觉好受了一些。他拿起安的手，紧紧地握着，然后又放回到膝头。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看着孩子，没有说话。不时，他会攥攥她的手。最后，她把手抽了出来。
“我一直在祈祷。”她说。
他点点头。
她说，“我都以为我已经忘了怎么祈祷了，但还是想起来了。我只需要闭上眼说，‘上帝，请求您帮助我们，帮助斯科蒂’，后面的就简单了。词都是现成的了。你可能也祈祷过了？”她对他说。
“我祈祷过了。”他说，“我今天下午祈祷的，噢，我是说，昨天下午，就在你打完电话，我开车来医院的路上祈祷的。我一直祈祷着的。”
“那太好了。”她说。这时，她才第一次觉得他们是一起经历着这个事故。她吃惊地发现，虽然霍华德一直都在身边，自己也一直需要他，但在这之前，一切好像只是发生在自己和斯科蒂身上，她好像在心理上把霍华德关在了门外，没有让他加入进来。她为自己是他的妻子而满怀欣慰。
还是那个护士走进来，又查了一次男孩的脉搏，也检查了从床头挂着的瓶子里流出来的液体。
一个小时以后，另一个医生走进来。他说他叫帕森斯，放射科的。他长着浓密的胡子，穿着懒汉鞋，西部牛仔衬衣和一条牛仔裤。
“我们要带他下楼再照几张片子，”他对他们说，“我们需要再照几张照片，还想做一个扫描检查。”
“什么？”安说，“扫描？”她站在这个新医生和床之间，说，“我以为你们做过所有的X光检查了。”
“恐怕还得再做些，”他说，“不用担心。我们只是再需要几张片子，想给他做一个脑部扫描检查。”
“天哪！”安说。
“对于这类病例来说，这完全是常规程序。”这个新医生说，“我只不过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他还没醒过来。都是常规的内科检查，不用担心。我们待一会儿都带他下去。”
没多久，两个医务人员推着轮床走进来。他们都是黑头发、深色皮肤的人，穿着白色的制服。帮男孩解开管子，搬到轮床上的时候，他们互相用外语说了几句话，推着孩子走出了房间。霍华德，安和他们一起上了同一个电梯。安凝视着孩子。电梯开始下降的时候，她闭上了眼。医务人员站在轮床的两边，什么都没说，只有一次，其中一个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了一句，另一个人慢慢地点头作为回复。
后来，那天早晨，就在阳光开始照亮X光科外面的候诊室的窗户时，他们把男孩推出来，送回到了他的房间。霍华德和安又和他们一起坐同一个电梯，那两个人仍旧站在轮床的两边。
他们等了一整天，但男孩还是没有醒过来。偶尔，他们两个中的一个会离开房间，下楼到餐厅喝咖啡，然后像是突然醒悟过来，感到了负罪感似的，从桌旁站起来，跑回病房。那天下午，弗朗西斯医生又来过一次，检查了男孩后，告诉他们，孩子的情况正在改善，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护士们——不再是前一晚来过的那位——不时走进来。
一个化验室来的年轻女人敲门，走进来。她穿着白色轻便裤和宽松上衣，拿着一小碟东西，放在床边上的架子上。没有和霍华德和安说一个字，她就从男孩的胳膊上抽了血。女人在孩子胳膊上找到合适的位置下针的时候，霍华德闭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安对那个女人说。
“医生要求做的。”女人回答，“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说，抽这个的，我就抽呗。不过，他到底怎么了？这个小可爱。”
“被车撞了，”霍华德说，“司机撞完人，就跑了。”
年轻女人摇摇头，又看了看孩子，拿着托盘走了。
“他怎么就是醒不过来呢？”安说，“霍华德？这些人得给我点儿答案呐！”
霍华德什么都没说。他重新坐到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搓自己的脸，看着儿子，然后身体向后靠，闭上眼，睡着了。
安走到窗旁，看着外面的停车场。又是晚上了，汽车亮着灯，开进开出。她紧握住窗台，站在窗口，心里明白他们真是出事了，而且很严重。她很害怕，牙齿直打战，非要合紧嘴才能控制住。她看见一辆大车停在医院门前，一个穿着长大衣的女人上了车。她希望自己是那个女人，然后什么人，谁都行，会开车带她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她一下车就能看见斯科蒂正在等着自己，喊着妈妈扑到她的怀里。
一会儿，霍华德醒了，又看了孩子一眼，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走到窗旁，站在安的身边，和她一起愣愣地看着外面的停车场。他们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却似乎能感觉到对方的内心，就像是他们共同的担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变得透明起来。
门开了，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这次他换了西服和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中分，看起来好像刚刚刮过脸。他径直走到床边，检查了男孩。“他现在应该已经醒了。没理由这样啊。”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都确信他已经出了危险期。当然，他要是醒了，大家的感觉都会更好些。没理由，绝对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他现在还不能恢复知觉。很快了。噢，对了，他醒了的时候，头会很痛，那没跑儿的。不过，他的所有迹象都很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那，现在这是昏迷了？”安问。
医生搓着自己光滑的脸颊，说，“在他醒过来以前，我们可以暂时这么说。你们肯定累坏了。这很痛苦，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太痛苦了。你们可以出去走一会儿，对你们有好处。要是能让你们感觉好一些，我还可以在你们出去的时候，派一个护士过来看护。去吧，吃点儿东西。”
“我什么都不吃。”安说。
“当然，你们需要做什么都行，”医生说，“反正，我想跟你们说，所有的迹象指标都很好，化验结果也都是阴性的，什么问题都没出现，只要他醒过来，就没什么大事了。”
“谢谢，医生。”霍华德说完，又和医生握了一次手。医生拍了拍霍华德的肩膀，走了出去。
“我觉得，我们两个中有一个得回家，看看家里的情况，”霍华德说，“首先，‘懒虫’就该喂了。”
“给邻居打电话，”安说，“给摩根家打一个。你要跟他们说，谁都能把狗喂了。”
“好吧。”霍华德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去呢？你为什么不回家呢，看看都怎么样，再回来？对你有好处的。我就待在这儿，陪着孩子。真的。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保持体力。即使等他醒过来，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好一阵子呢。”
“你怎么不去呢？”她说，“喂‘懒虫’，也喂你自己。”
“我已经回过家了，”他说，“我回去了整整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你回去一个小时，洗洗换换，再回来。”
她试图考虑自己要不要回去，但她实在太累了。她闭上眼，又试着想了想，过了一会儿，她说，“可能我应该回家几分钟，可能要是我不是每秒钟都坐在这儿，他就能醒了，他就会好了呢。你明白吗？要是我不在这儿，说不定他倒会醒过来。我回家，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我去喂‘懒虫’，然后回来。”
“我就在这儿，”霍华德说，“你走吧，回家吧，亲爱的。我会仔细守着。”他的眼睛眯缝着，布满血丝，就像他喝了很长时间酒一样。他的衣服皱巴巴的，胡子已经又冒出来了。她摸他的脸，又把手伸回来。安明白他想自己待一会儿，可以暂时不需要说话，也不用和别人分享他的忧虑。她从床头柜上拿起钱包。他帮她穿上了大衣。
“我花不了多长时间的。”她说。
“回了家，就坐下来，歇一会儿，”他说，“吃点东西。洗个澡。洗完澡，再坐下来，歇一会儿。会让你焕然一新的，你试试就知道了。然后再回来。咱们试着别担心了。你听见弗朗西斯医生都说了什么了。”
她披着大衣站了一会儿，想要回想起来医生说过的话，努力寻找着细节，任何有言外之意的暗示。她想要回想起他弯腰检查孩子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不是变了。她甚至还记得他翻开孩子的眼睑，听孩子的呼吸时，他的五官的构图。
她走到门口，转过身，看了看。她看着孩子，又看看孩子的父亲。霍华德点点头。她迈出房间，在身后带上了门。
她经过护士站，走到走廊的尽头，寻找电梯。在走廊的尽头，她向右拐进一个小小的候诊室，里面一家黑人坐在柳条编的椅子上。有个中年男人穿着咔叽布的衬衣和裤子，反戴着一顶棒球帽。一个壮硕的女人穿着便服和拖鞋，瘫坐在椅子上。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牛仔服，梳着一头小辫，抽着烟，身体在椅子上伸展开，两条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安进屋的时候，一家人的眼睛都随着安摇摆。小桌子上扔满了汉堡包的包装纸和泡沫塑料杯。
“弗兰克林？”那个体积很大的女人醒过来问，“是不是关于弗兰克林的事？”她睁大眼睛说，“告诉我呀，夫人，弗兰克林有什么消息了？”她努力想要把自己从椅子上拽起来，但那个男人已经拉住了她的手臂。
“没事，没事，”他说，“伊芙琳。”
“对不起，”安说，“我是来找电梯的。我儿子也在医院里，现在我找不到电梯了。”
“电梯在那边，左转。”那个男人用手指着方向说。
小女孩吸了口烟，盯着安，眼眯成了缝。她的厚嘴唇分开来，烟雾喷吐。那个黑人妇女头耷拉在肩膀上，不再看安，不再感兴趣。
“我儿子被车撞了，”安对那个男人说。她似乎需要解释一下自己，“脑震荡，还有一点儿头骨骨裂，不过他会没事的。他现在还在休克中，但也可能是一种昏迷。我们主要担心这个，这个昏迷的问题。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我丈夫陪着他呢。可能我走了，他就会醒过来。”
“太惨了。”男人说着，坐在椅子里转了一个方向。他摇着头，低头看着桌子，又看着安。她还站在那里。他说，“我们的弗兰克林正在做手术。有人扎了他。想要杀了他。一个聚会里的斗殴。他们说，他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没招谁没惹谁的。不过现在说这个都没用了。他在手术台上呢。我们只能祈祷，希望一切都好，我们只能做这些了。”他稳稳地盯着安。
安又看了那个小女孩一样，她也还看着安。安看看那个妇人，她头一直低着，眼睛已经闭上了。安看见那个女人的嘴唇安静地移动，说着话。她有一种冲动想要问她在说什么。她想再多和这些也在等待中的人聊聊。但她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这点而言，他们是一样的。她想自己要是再多说几句车祸的事，跟他们多讲讲斯科蒂，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孩子生日的那天，就好了。她希望自己能多聊几句。周一，他还昏迷着之类的。但她不知道从何讲起。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
她照着那个男人指示的方向，走到楼道那头，找到了电梯。门关着，她等了一会儿，仍然想着自己应不应该离开医院。然后，她伸出手指，按下了按钮。
她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关上发动机，闭上眼，头斜在方向盘上靠了一会儿。她听着发动机冷却下来时发出的滴答声，然后下了车。能听见屋子里的狗叫。她走到门前，门没锁。她进屋开开灯，坐上一壶水等着沏茶，又打开一些狗粮，在后面的走廊里喂给“懒虫”吃。狗饥饿地小口紧吃，并不时跑进厨房，看安是不是要留下来。就在安拿着茶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我！”她一边拿起话筒，一边说，“喂！”
“维斯夫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刚早晨五点，她觉得自己能听见背景里有什么机器设备的动静。
“对，是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是维斯夫人。是我。怎么了？请说吧。”她听着背景里的那些声音，说，“上帝啊，是不是斯科蒂的事儿？”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是关于斯科蒂，没错。这个问题与斯科蒂有关。你是不是把斯科蒂都给忘了？”那个男人说完，就挂了电话。
安拨了医院的电话号码，转到三楼，向一个接电话的护士询问她儿子的消息。她要求和她丈夫说话。她说，这是个紧急情况。
她等着，指间翻卷着电话线。她闭上眼，觉得肚子不舒服。她给吃点儿东西。“懒虫”从后面的走廊里走过来，躺在她的脚边上，摇着尾巴。安拽它的耳朵时，它趁机舔了她的手指。霍华德出现在电话那边。
“有人刚刚打电话过来，”她一边说，一边扭电话线，“他说，斯科蒂出事了。”她哭了。
“斯科蒂挺好啊，”霍华德告诉她，“我是说，他还睡着呢。没有任何变化。你走以后，护士又来过两次。可能是护士，也可能是大夫。反正，他没事。”
“是个男的打的电话，他说，是关于斯科蒂的事儿。”她告诉他。
“亲爱的，你得歇一会儿。你需要休息。那肯定就是同一个人，我也接到过他的电话。别理他。休息完了，就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吃点儿早饭什么的。”
“早饭，”她说，“我不想吃早饭。”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喝点儿果汁，或吃点儿什么别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安。天哪，我也不饿。安，现在不方便说话。我正站在前台这儿呢。今天早晨八点，弗兰西斯医生还会再来一趟。那时候，他会有更详细的消息，跟咱们说。一个护士这么跟我说的。别的她也不知道了。安？亲爱的，可能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怎么回事了。八点钟。八点以前回来吧。那之前，我都在这儿，斯科蒂没事的。他还是老样子。”他补充了一句。
“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我正喝茶。他说是跟斯科蒂有关的事儿。背景里还有一种嘈杂的噪音。你接到的那个电话里，背景也有噪音吗，霍华德？”
“我记不起来了，”他说，“可能是那个开救护车的司机，说不定他是个神经病，不知怎么的发现了斯科蒂的事儿。不过，我一直和斯科蒂在一起呢。歇会儿吧，就像你本来想好的那样，洗个澡，七点来钟的时候回来，医生来的时候，咱们一起和他谈谈。亲爱的，都会好的。我就在这儿，周围到处都是医生护士，他们说他现在的状况很稳定。”
“我怕死了。”她说。
她放水，脱了衣服，钻进浴缸，没花时间洗头发，就匆匆忙忙出来擦干了身子。换上干净的内衣，毛料休闲裤，和一件毛衣外套，走进客厅。狗抬起头看着她，尾巴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她出来上车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亮起来。
她把车开进医院的停车场，找了一个靠近前门的空位。她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该为孩子的遭遇负责。她的思路游移到那个黑人家庭上，她还记得他们姓弗兰克林，还记得那张被汉堡包包装纸覆盖的桌子，还有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一直抽着烟，盯着她看。
“别要孩子。”安走进医院的前门时，对着自己脑子里回想起的那个女孩说，“为了上帝，千万别要。”
她同两个正要上岗的护士一起，坐电梯上到三楼。这已经是周三早晨，差几分钟七点。电梯门在三层滑开时，广播里正在播叫麦迪逊医生。护士走在安前面下来，转向与安不同的方向，继续起被安上电梯时打断了的谈话。安顺着走廊走到那个凹进去的小房间，就是那个黑人家庭等待的地方。他们已经走了，不过，椅子凌乱得就像是有人刚刚从它们上面跳下来一样。仍旧是同样的那些杯子和废纸乱七八糟地盖住桌面，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屁股。
她停在护士站边上。一个护士站在柜台后面，一边梳头，一边打哈欠。
“昨晚，这儿有一个黑人男孩做手术，”安问，“叫弗兰克林。他的家人就坐在那个候诊室里。我想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护士坐在柜台后面的桌子旁边，读一个表格。她抬起头，电话响了，她拿起话筒，但眼睛一直盯着安。
“他去世了。”护士一边拿着梳子，一边盯着她说，“你是他们家的朋友？”
“我昨晚碰到这家人的，”安回答，“我自己的儿子也在医院里。我猜他是在休克中。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毛病。我只不过是好奇弗兰克林怎么样了，没别的。谢谢。”
她走过走廊。昨晚，安没有注意电梯的门。现在，她发现电梯门和墙壁是同一个颜色。门滑动开，一个憔悴的秃顶男人，穿着白裤子和白帆布鞋，从里面拉出来一台沉重的手推车。那个人把手推车推到走廊里，停在离电梯最近的房间门口，查一个笔记板。然后弯腰，从推车里抽出一个托盘。他轻轻敲了门，走了进去。安从手推车旁经过时，能闻见温吞吞的食物散发出讨厌的气味。她疾步穿过走廊，没有去看两旁的护士，推开了自己孩子病房的门。
霍华德正背着手，站在窗旁。安进屋的时候，他转过身。
“他怎么样了？”她问着，走到床边上，钱包扔在床头柜旁的地板上，感觉好像自己已经离开了很久。她摸着孩子的脸颊问，“霍华德？”
“弗朗西斯医生刚刚来过，”霍华德说。安仔细地看着他，觉得他的肩膀稍稍地向里收拢起来。
“我以为他得到今儿早晨八点才来呢。”她立刻说。
“还有一个医生和他一块儿来的。一个神经科的医生。”
“神经科医生？”她说。
霍华德点点头。她能看出来，他的肩膀正在抽缩着。“他们说什么，霍华德？天哪，他们怎么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他们要带他下去，再做一些检查，安。他们打算做手术，亲爱的。亲爱的，他们要动手术。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就是醒不了。他们现在只知道，这不仅仅是休克或是脑震荡的问题。是他头骨里面出了事，他们觉得是跟骨裂有关。所以他们要做手术。我给你打了电话，但我猜那时你已经出家门了。”
“啊，天哪！”她说，“啊，什么，霍华德，什么！”她说着拉住了他的胳膊。
“快看！”霍华德叫，“斯科蒂！快看，安！”他把她扭向床头。
男孩刚刚睁开眼，又合上了。现在，他又睁开来，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盯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转动。孩子的目光在霍华德和安身上滞留了一会儿，又接着移动开了。
“斯科蒂！”他的妈妈叫着，扑到床边。
“嗨，斯科蒂！”他爸爸说，“嗨，儿子！”
他们斜靠在床边。霍华德拉着孩子的手，轻轻地又拍又攥。安弯下身子，在男孩的前额上吻了又吻。她双手捧住孩子脸颊，叫着，“斯科蒂，亲爱的，是妈妈爸爸啊。斯科蒂？”
男孩看着他们，没有任何认出他们的表示。他张开嘴，眼睛蜷缩地合上，嚎叫着，直到肺里没了气。他的脸看起来放松下来，也柔软起来。他的嘴唇分开，最后的呼吸从喉咙里喘出来，轻柔地从紧咬着的牙齿间呼出。
医生们说那是一个很隐蔽的脑堵塞，还说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只有百万分之一。要是能早点发现，并立即动手术，说不定还能挽救。但即使那样，成功的机率也是几近于无。再说，他们能怎么找到这个堵塞呢？不管是X光还是别的检查，都没发现任何问题呀。
弗朗西斯医生很震惊。“我没法告诉你们我有多么难过。我太抱歉了，我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说着，带他们走进医生休息室。一个医生正坐在椅子上，腿搭在另一把椅子的椅背上，看着早间电视节目。他穿着医疗器械传送室的绿色制服，松垮跨的绿裤子绿上衣，还有一顶绿帽子盖住他的头发。他看了看霍华德和安，又看了看弗朗西斯医生，站起身，关了电视，走出了房间。弗朗西斯医生把安引到沙发旁，自己坐在安的身旁，开始用一种低沉又安慰的语调说起来。有一次，他还倾斜着身体，拥抱了安。她能感到医生的胸脯均匀地顶着她的肩膀，一起一伏。她睁着眼，任由他抱着她。霍华德去了洗手间，但没关门。在痉挛般的痛哭之后，他放水洗了把脸。他走出来坐下，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电话。他看着电话，好像是要决定该先做些什么。他打了几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弗朗西斯医生用了电话。
“现在我还能再为你们做点儿什么别的吗？”他问他们。
霍华德摇摇头。安盯着弗朗西斯医生，像是没法理解他说的话。
医生送他们走到医院的前门。这是上午十一点。人们正出出进进。安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勉强，不情愿地迈动脚步。她觉得是弗朗西斯医生要他们离开，而他们本应该留下来的，留下来才是他们该做的事。她向外看着停车场，然后回头看着医院的门前，摇起头来。“不行，不行，我不能就把他扔在这儿，不能。”她听自己这样说，觉得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自己说出来的，只是些电视里人们面对暴力或是突然的死亡时，吃惊地说出的话。她想用她自己的语言。
“不行。”她说，不知怎么的，记忆里那个黑人女人懒洋洋地歪在肩头的脑袋又出现了。“不行。”她又说了一遍。
“今天，过一会儿，我还会跟你联系，”医生正和霍华德说话，“还有事情要做，还有些事情要整理弄清楚，我们才能满意。有些问题还需要澄清。”
“验尸？”霍华德说。
弗朗西斯医生点点头。
霍华德说，“我明白。”然后他又说，“噢，天哪，我不明白，医生。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
弗朗西斯医生搂住他的肩膀。“对不起。上帝啊，我太抱歉了。”他松开霍华德的肩膀，伸出了手。霍华德看看伸出来的手，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弗朗西斯医生又抱了安一次。他似乎洋溢着安无法理解的仁慈。她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但眼睛一直睁着。她一直盯着医院看，他们的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她还回过头看着医院。
在家里，安手插在大衣兜里，坐在沙发上。霍华德关上了孩子屋的门。他打开咖啡壶，然后找到一个空盒子。他本来是想把散落在客厅里的那些孩子的东西捡起来，但他只是和安一起坐在沙发上，把盒子推到一边，身体向前倾斜，手臂耷拉在两腿之间。他哭起来。安把他的头拉到自己的膝头，轻轻拍他的肩膀。
“他走了。”她说着，继续轻拍他的肩头。在他的抽泣声上，安能听见厨房里咖啡壶的嘶鸣。“好了，好了，”她轻柔地说，“霍华德，他走了。他走了，现在我们必须适应这点。适应孤独。”
过了一小会儿，霍华德站起身，拿着盒子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转圈子。他没有往盒子里捡任何东西，只是把一些零碎收拾到沙发一头的地板上。安仍旧坐着，手插在大衣兜里。霍华德放下盒子，拿着咖啡走进客厅。稍后，安给亲戚们打了电话。每次电话拨通，对方答应后，安都会不由自主地喷出几个字，哭上一阵。然后她会用一种有节制的语调，平静地解释发生的事，并告诉他们自己的安排。霍华德把盒子拿到外面的车库，在那里，他看见了孩子的自行车。他扔下盒子，靠在自行车旁边，坐在甬道上。他很蹩脚地拿着自行车，整个车身都斜压在他身上。他拿着车，橡胶踏板扎出来顶在他的胸上。他转动起车轮子。
给她妹妹打完电话后，安挂上电话了。就在她找另一个电话号码时，电话响了起来。刚响过第一声，安就接起了话筒。
“喂。”她听见背景里嗡嗡的轰鸣声。“喂！”她又问了一遍，“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是谁呀？你想要什么？”
“你的斯科蒂，他的东西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你这个邪恶的混蛋！”她对着听筒大喊，“你太过分了，你这个混蛋狗娘养的！”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的事都忘了？”说完，那个男人挂上了电话。
霍华德听到安的喊声，跑进来，看到安头依偎在胳膊上，趴在桌子上抽泣。他拿起听筒，只能听见断线后的忙音。
之后很久，就在午夜之前，就在他们处理完了很多事情之后，电话又响起来。
“你接，”安说，“霍华德，就是那个人，我知道。”他们正坐在厨桌旁，面前摆着咖啡。霍华德的杯子边上还有一小玻璃杯威士忌。电话响到第三下的时候，他接了起来。
“喂，”他说，“是哪位？喂！喂！”电话断了。“他挂了，”霍华德说，“甭管他是谁，他挂了。”
“就是他，”她说，“那个混蛋。我真想杀了他。我想崩了他，看着他死。”
“安！我的上帝！”他说。
“你能听见什么吗？”她问，“背景里？噪音，什么机器的轰鸣声？”
“没有啊，真的。没有你说的那种声音，”他说，“再说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听。我倒是觉得有电台音乐的声音。对，有个电台广播。我就能听出那个来。到底在广播什么，我可就真不知道了。”
她摇着头说，“要是我能，要是我能抓住他就好了！”
突然，她明白了过来。她知道他是谁了。斯科蒂，蛋糕，电话号码。她把椅子从桌子边上一把推开，站起身，说，“开车带我去那个购物中心，霍华德。”
“你说什么？”
“购物中心。我知道是谁一直打电话来了。我知道他是谁了。就是那个面包师，那个狗娘养的烤面包的，霍华德。我在他那儿给斯科蒂定过一个生日蛋糕。就是他打的电话，他有咱们家的电话号码，一直打电话过来，为那个蛋糕骚扰咱们。那个面包师，那个混蛋。”
他们开车来到购物中心。晴空，星斗满天。天冷，车里开着暖气。他们在面包房门前停下车。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在电影院前面的停车场里，还远远地停着几辆车。面包房的窗户里黑着灯，但当透过玻璃往里看的时候，他们能看见里屋的亮光，有一个体积很大的男人系着围裙，在那片平静的白光里不时地进进出出。透过玻璃窗，安能看见那些展示蛋糕用的盒子，还有一些带椅子的小桌子。她试着敲了敲门，拍了拍玻璃窗。但就算面包师听见了，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根本就没有朝他们这边看上一眼。
他们把车开到面包房的后身，停下来，下了车。有个亮着灯的窗户，不过太高了，他们够不着，看不到里面。后门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面包房，特殊预定”。她能模糊地听见里面正放着广播，什么东西吱吱作响，可能是烤炉的门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了门，等待了一会儿，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机关上了，传出一种刮擦的声音，什么特别的声音，一个抽屉正被拉开又推上。
有人开了锁，打开门。那个面包师站在光亮处，向外凝视着他们。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钟点儿，你们想要什么？这可是大半夜。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向前一步，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自己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不过，她已经迈进了门。霍华德跟在她后面，也进来了。面包师向后退。
“这儿里面闻起来就像个面包房。是不是，霍华德？”
“你们想怎么着？”面包师问，“可能是你们想要你们的蛋糕了？对，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
“对于一个面包师来说，你可是够聪明的。”安说，“霍华德，他就是那个一直给咱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拳头，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体内，正有一种至深的愤怒燃烧着，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膨胀，膨胀得超过了这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等会儿，”面包师说，“你想来取走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蛋糕就在那边呢，快不新鲜了。我就收你半价。你要吗？你可以拿走。反正对我没用了，现在它是谁也不会要了。做这个蛋糕，我可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你要是还想要，没问题。要是不要了，也没关系。我真的得回去工作了。”他看着他们，舌头在里面舔着牙齿。
“还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手，“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将将活下来。”安脸上的神情让面包师向后退了一步说，“现在，别闹事。”他伸向柜台，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颠一颠地拍在左手的掌心上。“你是要那个蛋糕，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狠，安觉得它们都快要消失在他脸颊上隆起来的横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满是油脂。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混蛋。”
面包师继续在手上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混蛋！”就如同愤怒突然的爆发一样，愤怒同样突然地消弱，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晕眩的反胃感。她斜靠在洒满了面粉的木桌子旁，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来回颤动。“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的手放在她腰背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台子上，解开围裙，也扔到台子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一把打牌用的桌子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他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说，“请坐。”又对霍华德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面包师走到店铺的前门那边，带回两把锻铁做的椅子，说，“现在请坐吧，你们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还有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了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把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是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也已经变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太抱歉了。我为你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之中的行为感到歉意。”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在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你们能的话。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我不是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邪恶。你得明白，我现在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为人处事了。”这个男人说，“我能问问你们，你们是否能在心里原谅我呢？”
面包房里很热。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衣，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站了起来。他走到烤炉边，关掉了一些开关。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像这样的时候，吃是好事一小件。”
他给他们端上来刚出炉的热肉桂面包圈，糖衣还在流动。又在桌上放了黄油和抹黄油的刀子，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们每个人都从浅盘子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吃起来。
“吃点儿东西很好，”他看着他们说，“还有呢。都吃光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圈都在我这儿呢。”
他们吃着面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觉得很饿，面包圈又热乎又香甜。她吃了三个，让面包师很高兴。
面包师聊了起来，他们认真地听。虽然他们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要说的话。当他讲起孤独，讲起他在中年感到的那种自我的怀疑和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自己这些年里无儿无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每天都是重复，烤炉无休止地填满，又无休止地清空。他讲起那些他为了别人的聚会和庆典做过的食物。那些手指深的糖衣。那些插在蛋糕顶上，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成百个，不，现在要有成千个了。还有那些生日，光想想那些燃烧的蜡烛吧！他干的活有市场，他是个面包师，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他觉得喂人更好一点儿，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花要好闻。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面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了尝，有糖蜜和粗糙的谷粒的味道。他们听着他说，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了，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就白昼一样。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