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河是不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
亚马逊河到底有多长？
由于深受季节性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复杂多变的河床变化，亚马逊河的长度仍然有待确定和争论。
河流，因季节性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河床变化，对于她的长度，终成了隐秘。
那么，自由呢？
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决绝所象征的自由于生命之更高意义？
还是如塞缪尔·亨延顿所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
自由，是一条源源而来的河流。它从远古来，将往未来去。自由的难以定义在于“我想做便做”和“我做我想做中能作之事”。前者与后者的不同之处不过是自由是否具有“限制性”，然而这却也是人们大为伤脑之处：有了限制的自由如何自由？
卢梭如是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物质世界羁绊了你，还是精神世界束缚着你？窃以为：自由之所以难以自由，是因为自由本身束缚了自由。因为过于执着与自由，反而将自由逼近了死胡同。难道“我能做我想做之事”就是自由？不，不，不是的。如果这样，那你就身陷囹吾之中了。你失去了你不做你想做之事的自由。执于自由，而终失自由，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呀！
也许，自由就像生物学中人体的稳态一样，它处于一种动态平衡，而并不是唯一定义所能衡量的。
自由与公正、自由与平等，犹如缠绕着的橡树和绿藤，相伴相生。胡适先生在《容忍与自由》中开篇即提出这样的观点：“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王朝自顺治起大兴文字狱；十年文革后“两个凡是”的余波。没有能容纳无尽宇宙的胸怀，如何能使自己自由，又怎么会不剥夺他人之自由。是以受过实验主义训练的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没有偏袒，就没有平等和公正。吾以为若物能做自己所不能够做的事是为公正，是为自由。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事件，譬如：兔子能打过老虎吗；手无缚鸡之力者能与持武器者抗衡吗（忽略智力因素）；弱国能在世界拥有绝对话语权吗？先人常常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在不可能事件中图可能，这不是徒劳吗？
既然自然界本有就强弱之分，那么弱者理应受到额外的偏袒与保护。然而假若这个王是绝对公正的，那么事实上他已经偏袒了强势的一方。
“容忍”、“偏袒”恰如血浆中的碳酸根离子之类的缓冲物质使自由（公正、平等）的“酸碱度”得以调节。
河流的隐秘在于未得探寻处的不可知和已然探得的不可解。
自由的河，也许终我一生也不能知其全部，但探险的脚步绝不会因此停歇。
如熊培云先生所言：“你即你自由（You the freedom）”——我自由于探险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