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立在低矮的屋檐下
出神地望着蛮野的山岗
和高远空阔的天空，
很久很久心里像感受了什么奇迹，
我看见一个闪光的东西
它像太阳一样鼓舞我的心，
在天边带着沉重的轰响，
带着暴风雨似的狂啸，
隆隆滚辗而来……
我向它神往而又欢呼！
当我听见从阴云压着的雪山的那面
传来了不平的道路上巨轮颠簸的轧响
我的心追赶着它，激烈地跳动着
像那些奔赴婚礼的新郎
——纵然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耍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依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
我不是弱者——我不会沾沾自喜，
我不是自己能安慰或欺骗自己的人
我不满足那世界曾经给过我的
无论是荣誉，无论是耻辱
也无论是阴沉的注视和黑夜似的仇恨
以及人们的目光因它而闪耀的幸福
我在你们不知道的地方感到空虚
我要求更多些，更多些呵
给我生活的世界
我永远伸张着两臂
我要求攀登高山
我要求横跨大海
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毁谤
更不可解的怨恨，和更致命的打击——
都为了我想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来……
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甚的——
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
不甘心地，像一个被俘虏的囚徒
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
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选自《抗战文艺》1942年第8卷第3期
【赏析】
这首诗写于抗日战争中期的延安。当时，关注着祖国与民族命运的诗人艾青，深深感到风云变幻的时代之伟大和个人力量的渺小。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诗人努力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于是，诗人写出了这一首径露真情、剖白心绪的《时代》。
艾青在谈到这首诗的创作时曾告诉笔者：“这首诗写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清早。我的真实思想，是希望把自己的全身心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在我的想象中，时代好象远方的火车，朝我们轰隆隆地驰来了。我歌唱的是我们为之战斗、为之献身的时代，但我又深感自己在它面前显得如此卑微，不能发出自已同时代合拍的更响亮的声音，不能歌唱得更好。”《时代》明确无误地表白诗人对于伟大时代的服从与献身的生命之歌、心灵之歌。
正是这个如同“带着暴风雨似的狂啸隆隆滚辗而来”的时代，把诗人推到“不平的道路上”和“时间的深沟里”，使艾青体验了人生的痛苦，使他更理解了太阳、土地、战争和人，更领悟了赞扬与毁谤、怨恨与打击、“黑夜似的仇恨”与“闪耀的幸福”。同样是这个时代又使诗人的精神从痛苦与沉默中觉醒过来和升腾起来，“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敢于面对“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甘愿为时代奉献出全身心，“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而排拒那种贵族式的自我安慰、满足或欺骗。应该说，这种强烈的主体情绪正是得之于那个时代。诗表现了自我，却同时又表现了自我对时代的深刻感受。也就是说，诗人身外那个巨大庞杂的客观存在物——时代，一旦进入诗，是经过艾青主体情感的同化了的。这种“同化”，是指现实生活在诗人主体熔炉中产生了诗性的变形、变质与变态。时代在他心中，“变形”为“在天边带着沉重的轰响”的列车；时间在他笔端，“变质”为可以容纳赞扬、毁谤、荣辱、怨恨与打击的深谷；强者在他的情感世界里，“变态”为主体体验过的渴望“让它（时代）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的信徒。无论是“闪光的东西”或“阴沉的注视”，都成为时代的赐予和见证。显然，《时代》有异于那类直着脖颈喊叫的浮泛的颂歌，诗人是以全部主体的深挚情感在拥抱自我、拥抱时代，建立起一种个人与时代之间血肉式的联系。
也正因为如此，《时代》一诗由于从浮泛的颂辞进入情感的深层，作品所映现的诗人的肉体与灵魂不是轻飘飘的，而是沉甸甸的。诗所呈示的痛苦是智慧的痛苦，所表达的渴望是心灵的渴望。这种痛苦与渴望之所以美，正是人的真实灵魂的一种时代的投影与折射。
（杨匡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