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年底，我从太原回到榆次小住，由于某种原因不便离开，便索性给自己放了个小假。假期对于年轻时的我非同寻常，因为成为作家后，我的生活基本都围绕写作。无论干什么，哪怕是远方来客的访谈，总还记挂时间，怕耽误了正事。但这段时间，我决定放松一下，闲散上一阵。有个细节至今想来还觉有趣，那日我仰在床上发呆，之后悄悄地笑了。妻子不解，问什么意思，我伸着懒腰说：不用写作的日子真好。
这也说明，我的的确确需要休息了。
我那时住在榆次锦纶厂宿舍，是“文革”期间因陋就简盖的一排排平房，邻里们站在门前窗后就可和屋里人对得上话。熟人来了，有时连门都不敲就进来了，不像现在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同一楼的住户，几年下来可能连照面都少之又少，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那是一个寒冷冬日，吃过早饭后推门进来一位不速之客，就是我要说的这位在山区乡镇行医的乡医老赵，看打扮介于县城和乡村人之间，四十多岁，个子很高，嗓音洪亮。因看了我的书，很是“敬仰”，特来拜访。那些年人们还没有条件在茶馆会客，我的家中常会不请自来一些素不相识的客人，写作时我会提醒访客注意时间，但老赵来时我正给自己放着假呢，于是沏茶倒水，从“望闻问切”开始，聊得很是投机。聊了一阵，老赵将目光转向我的妻子，说她体质有些虚寒，需要补一补。我告诉他，那一年妻子常为我忧心，以致影响了健康。老赵说不妨，若信得过，我给她开上几服药，吃后会大有补益。
此前我们已经中医中药地聊了一阵，自觉对他有把握，于是请他把脉开方。
老赵把脉后拿起纸笔略一蹙眉，唰唰唰很果断地开了处方。在交给我的时候特意叮嘱，抓药时一定不要理会药房师傅的话，放心照吃就是。我接过药方一看，用我那时尚有限的中医知识来看，称得上是一剂“虎狼之药”，于是向他请教：“如此大热的补药，患者的身体是否承受得了？”老赵一笑：“对于虚症若小打小闹地补一下，只会使虚火更盛，完全达不到补的目的。只有补到一定的分量，火才能沉入体内，起到补的作用。”
见我将药方收好，老赵踌躇了一下，说：“我来找你，其实是有件事想麻烦你，你别见怪。”见我很明朗的表情，他说前一阵遇到了点难处，想让我帮个小忙。我点头：“只要能做的，但说无妨。”他有些尴尬，似乎不好开口。我又鼓励，于是他说，想从我这里借五百元钱，但将来一定会还。
原来是这么个事，我松了口气，立刻从里屋取出钱来交给他。老赵将钱收好后，无论如何要写个借条，那年头五百元钱还算个钱，但还是被我坚决拒绝了。
转天妻子拿着药方去了附近一家药店。开药店的老板是个当地有些名气的医生，我们早已是朋友，我散步时路过他的小店，常会进去侃侃中医中药一类，很是投机。老板对着药方一时有些发愣，问抓给谁吃，妻子说自己吃。朋友大摇其头：“这个药大补，如此大的量，你这个年龄吃了不仅无益，还要掉头发的。”于是妻子将老赵的话重复给他，说开药方的医生早说了，不要管药房的师傅说什么，照抓照吃就是了。老板仍不放心，找到家里，听到我的解释方说：“既是如此，我就不说什么了。”
妻子接连吃了乡医老赵的几服药，一点火没上，且效果奇好。那一阵走出来，许多人都觉得她脸色红润，人也显得年轻了。
之后不久我回了北京，直到1990年年底才又回到榆次，只打算小住。说来也奇怪，到榆次没几天，老赵居然又一次寻了来，专程为了还钱。其实我早将他借钱的事忘到脑后，倒是他的另类药方让我一直记忆深刻。我问他之前可曾来过？老赵摇头，说上次见面后这还是第一次来榆次。于是我告诉他自己一直住在北京，这是才回来不久，住不了几天还得回去。说罢两人相视大笑。老赵得意地说：“我算准了你会在，咱们就有这个缘。”
老赵说：“上次他进门前确曾想过，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伸手借钱，不知会不会被人看成骗子，也不知你这个作家会不会诚心待我。”
这件事已过去二十多年，几年前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我妻子的电话，说他现在诸事顺遂，什么时候路过北京想见上一面。我们没有再见过面，但人生的这次缘分还是留下了有趣的记忆。
我从年轻插队时起，多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结交了不少奇人异士，对于民间智慧从不敢小觑。他们也每每把我当成挚友，将从不示人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我很珍重与乡医老赵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