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并非作家，但生前写过好几本书，有的还成为畅销书。最重要的著作《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概算编制手册》仅字数就达百万，称得上“大部头”了。
这部书的写作，还得从“文革”前说起。
父亲是搞建筑的，专业是工程概预算。他在这个领域专业到什么程度呢？用一句不夸张的话说，他站在一幢大楼前，能够根据大楼的规模和使用的建筑材料，很快估算出它的造价——细化到一吨水泥、一颗螺丝钉的价格。“文革”前父亲在建工部工作，主管概预算这一块。我家那时住在百万庄的建工部大院。“文革”来了，一家人被分了几块，我去了山西农村插队，弟弟随大流到内蒙古兵团，父母下放河南干校，原来的家自然不能保留，只留下一间房给在北京当工人的妹妹居住。简单的几件家具被捆扎着运到干校，一个家就这样散了。
1970年深秋，我在农村接到父亲来信，说干校要解散，但建工部已被取消，北京是回不去了，人员需重新分配。因我在山西，父亲申请来了太原。
接信后我急匆匆赶到太原，见面时他们也才下火车不久，行李还未及打开，散乱地堆在地上——不过是几只箱子和杂物。问到家具，父亲说都是公家的，离开干校时要求全部上缴，只好到这里再想办法了。
经过一番周折，父亲分到了十六平方米的一间平房，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加上带来的一台使用了十几年的缝纫机、一个放碗的小竹柜和两只木箱，家当虽然少得可怜，却已将屋子堆得满满当当。
父亲所住的大杂院据说解放前是山西一个财务大员的宅邸，在我的长篇小说《衰与荣》的某些章节中可大致看到这个院落的规模和格局，确实不小，挤住着几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门前都堆放着煤和杂物。父亲也很快拉来几吨煤堆在房前。山西是个盛产煤的地方，取暖做饭都要靠煤糕。打煤糕是力气活，得掺上烧土反复搅拌，用水和好后制成砖坯样大小，再晾干垒起。我那时年轻，多次帮父母打过煤糕。用水更困难些，前后院几十户人家只有两个水龙头，洗洗涮涮全在这里。那年代还未有洗衣机，爱干净的母亲隔三岔五就得抱着一大盆搓洗好的衣服到水龙头处排队。
那是一段苦日子，好在父母很快就适应了，而父亲的写作也在安家后不久开始。
书的合作者金宗镐先生是与父亲一起下放到太原的，分配到另一单位。一日老友相聚，说起时下的混乱，许多建筑单位缺乏基本的概预算常识，闹出不少笑话。说着说着两人就动了心，决定写一本书，觉得“一定会有人需要”。至于将来怎么出版，“管他的，先干起来再说”。
先要查阅和收集资料，这就忙了好一阵。20世纪70年代，整个社会虽然已过了最乱的阶段，但资料遗失和无人管理却是常态。父亲与老金费尽周折，总算可以进入写作了。略作分工后，父亲承担了较大部分的写作任务。
那时我已经去了榆次的工厂当工人，周末常会坐车回家。父亲是下放干部，工作自然很忙，写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我现在还常常想起当年父亲的写作环境，用“简陋”二字形容绝不夸张。那台自北京辗转带来的缝纫机就是他的“写字台”，上面除了资料、稿纸，还有画图用的尺子、计算器等。冬天炉子挪到屋内，空间越发逼仄，有时转身都不得舒展。但父亲却能心无旁骛地写作，哪怕外面喧闹，屋里母亲炒菜做饭，他都可以置之度外。这也是父亲的一大优点，就是极其专注，只要他在做事，可以完全不受外界干扰。百万字的大部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的。
书写好后很长时间找不到出版单位，粉碎“四人帮”后才联系到一家出版社，其间又有诸多波折，直到1982年才得以出版。
1986年，我曾到王府井书店参加一个活动，书店负责人听说我与父亲的关系后，特意将我拉到临街橱窗前，指着陈列在那里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概算编制手册》说：“这是一本好书，凡搞工程概预算的人都得参考，它是我们书店的畅销书。”
这部著作在1986年获得由北京市新华书店、中国青年报社、《博览群书》杂志社联合颁发的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父亲一直保存着这份奖状，这是他的骄傲。20世纪90年代末，这部著作修订后再版，并且加印。父亲后来从出版社要回了手稿，厚厚的一摞。我曾仔细翻看过，画图规整，密密麻麻的宋体字一丝不苟，从中可看到父亲的严谨。父亲生前还出版过几本有关建筑的书，这些书证明着父亲的存在，也证明了父亲的价值。
顺便要说的是当年的稿酬。
父亲的合作者金宗镐先生曾在一封信中谈道：“直到1987年10月最后一次印刷，其中第二次印刷3.1万册，第三次印刷4.12万册，两次印刷作者仅得稿酬1135元，合0.016元/册，按全部五次印书14.6万册计，作者所得全部稿酬仅为1.2万余元，折合为每册0.088元，现在看来实在少得可怜，还要征收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