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少时，春节是值得期待的。但这样的春节却在1968年戛然而止。那一年我下乡插队，不久弟弟被发配到内蒙古。父母去了河南干校，北京只留下妹妹一人进了工厂。一个曾经完整的家就这样散了。
接下来的一些年，我的家和许多中国家庭一样颠沛动荡，其间家人也见过面，但始终没有团聚过。1976年年底，中国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而我的家人也通过书信往来确定，一定要过一个团圆年。
这自然是父母盼望了多年的喜事，但临到眼前又颇多为难。
首先是怎么住。父母早已从干校到了太原，在大杂院里分得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带到干校的家具早被充公，经营了半辈子的家当只剩下两只木箱和一些被褥。简单的家具再加上取暖的煤炉，小小的屋子被堆得满满当当。当年家人四散时，我和弟弟妹妹还是学生，现在我结了婚，妻子自然要“回家”过年。在北京的妹妹也准备带着新女婿“认门”。在内蒙古的弟弟早请好了假，这样，连同父母要有七口人在这个家里过年。我和妻子还好办，单人床边架一长条木板，铺上被褥也凑合了。弟弟是单身，小地桌两边架上小凳，勉强也能睡人。但新进门的女婿就不能太对付了。于是父母找单位借得一间小房，用木板在长条凳上一搭，新床单新被子一铺，以当年眼光看，也算过得去的“新房”了。
解决了住，过年的重头戏自然是吃。一向节俭的母亲说，平时再怎么难，过年不可马虎，尤其是她这些年和子女一起过的第一个团圆年。那些年物质匮乏，粮油肉蛋都要票，连花生、瓜子也在过年时才能凭本买上几两。母亲四处打听，知道有些东西在郊区可高价寻到，于是冒着寒风走很远的路从农民手里买来鸡鸭肉蛋，蚂蚁搬家似的跑来跑去，临近过年，居然有了相当丰盛的储备。母亲事先腌制了咸鸭蛋，还做了松花蛋。反正是腊月，鸡鸭肉放在室外也可冻得邦邦硬。还要拿出一部分腌制。母亲先用粗盐将肉里里外外搓匀封到瓮子里，隔三岔五地翻动，大约半个月盐充分入味后，取出用绳子吊起风干。母亲腌制咸肉表面看手法简单，除了盐几乎不放别的调料，但不知为什么，总比外面卖的好吃许多。
笋丝亦是必不可少的美味。母亲早早托亲戚从南方寄来笋干，提前十几天用清水泡上，除了隔天换水，还得不时拿到炉上煮开，反复多次才能将笋干泡软，再切成薄薄的笋丝。等咸鸡、咸鸭、咸肉都上锅煮好了，咸肉汤正好用来煮笋丝。整个过年期间，除了腌制的咸鸡、咸鸭、咸肉等每餐必备，大碗的笋丝也会一顿不落摆上餐桌，其鲜香可口是任何荤菜素菜都无法比的。
除夕夜，母亲将早已备好的饭菜堆满餐桌，心满意足地看着围簇在身边的子女们。父亲说：“这个春节全家总算团圆，真不容易。我提议先到院里放几挂鞭炮。”于是一家人相跟着走到院里。那时鞭炮很少花样，无非是几毛钱一挂的小鞭。我们在夜色中点燃爆竹，噼噼啪啪的炸响引来一群孩子围观。邻居们向父母祝贺：“今年好，孩子们都能回来过年了。”我那时在工厂，还没有开始写作。弟弟正谋划着怎样调离内蒙古，妹妹则开始大学课程的学习，父母也在积极联系回北京工作。
又过了几年，我成了作家，弟弟妹妹靠努力都获得了大学文凭，父母则如愿重新在京安了家。每年除夕我们仍会与父母团聚，母亲一如既往地精心准备年夜饭。
之所以特别“纪念”1977年的春节，除了那是家人多年离散后的团圆，还因为对整个中国来说，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人们心底似乎对未来生出某种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