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后，我如愿考入北京101中学。
担任高一语文课的女老师姓吴，中年，相貌有些特别，用那时学生们的评价，就是有点“洋气”。还记得第一次上作文课，我低头在课桌上认真地写着，忽然发现身后立着的吴老师，她显然已经不动声色地看了好一会儿。我有点不自在，又有一点得意，因为从小学起，我的作文就受到老师赏识，并且常常会被张挂在教室的墙上成为范文。
几天后，吴老师把我叫到语文教研室，问我是不是很喜欢写作文。吴老师说：“学校有一份学生办的刊物，叫《圆明园文艺》，现在需要更新人手，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一时没有准备。停了一会儿，吴老师又说：“编辑部的工作量比较大，如果你愿意干，还要做好准备，把工作和学习的关系安排好。”
这里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叫《圆明园文艺》，是因为101中学就建在圆明园旧址上。
不久，我成了《圆明园文艺》的副主编，一年后的高二，又成为主编。
《圆明园文艺》是个橱窗式刊物，三个很大的玻璃窗，贴满学生们的作品。每两周出一期，面向全校学生征稿。稿件形式自由多样，诗歌、散文、小说、杂谈均可。各班的语文科代表就是刊物的通讯员。我们定期开会，与那些正式出版的刊物一样，征集来的稿件也要一一由编辑部审阅，讨论后再决定哪些稿子可以采用。决定采用的稿件还要挑出几篇放在重点位置推出。这样，当所有的稿件都定下来之后，编辑部将买来的漂亮稿纸分发至稿源所在班的语文科代表，由科代表安排本班书法最好的同学用钢笔字誊写出来，并请有绘画特长的同学配以精美的刊头、刊花。这样，新的刊物出来，既是美文的比赛，还是书法和艺术的展示。
当主编是我学生时代的一段经历。之前写作文，一般只会考虑自己怎样写好，但作为主编，编稿子的过程则训练了另一种眼光。在挑选和欣赏那些优秀稿件时，我常常会想，这篇稿子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会吸引人？同样题目如果让我来写，我会采用怎样不同的角度？
这样，边编稿子边学习，我的写作能力也在提高。
那时，每当新一期《圆明园文艺》出刊时，学校的广播站会用高音喇叭在课间多次向全校广播。在午饭和晚饭前后，玻璃橱窗前会密密麻麻地围满了学生，写作者都是相互认识的人，人们边看边议论，气氛好不热闹。我常常会和编辑部的其他同学远远站在一边看着，心里得到的满足大概与今天的正式刊物畅销时的编辑们心情相仿。
还未等到高三毕业，“文革”爆发。因为吴老师的丈夫是1957年的“右派”，受其株连，她成为学校最早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屡次被批斗，被罚干最脏最苦的活儿，被剃阴阳头，受尽污辱。性格刚烈的她选择了在学校宿舍里上吊自杀。
那时《圆明园文艺》早已停刊，并被批为“毒草丛”，我也因此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挨了几张大字报。这在今天看来算不上事情的事情却对当年的一个中学生有一点压力。当吴老师的遗体被盖上床单从宿舍里抬出时，我远远地看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
成为作家之后，关于“文革”我写了《芙蓉国》《蒙昧》《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长篇小说。那是我对这段重要历史的反思与记忆。而当年那个单纯的理想青年对“文革”的理性思考和怀疑，其发轫点之一，或许和吴老师的不幸遭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