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城市长大的，真正接触穷苦百姓，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当知青的那段生活。
我插队的地方在山西绛县，县城周围是半山区，布满大大小小的村落。那时的农民整天在地里刨食，但温饱仍然成为需要奋斗的目标。
这样的生活条件，病了，只有挺着，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买几颗镇痛片，实在难受了，吃一两颗压一压。于是，我和队里的几位知青决定自学针灸，这在当时是几乎用不着投资的技能。只需买一盒针灸针、几包药棉就可以了。我们还专程到北京找医生学习，回村后就开始演练起来。
先在自己身上练，进针的技术“高”了一点，就在同伴身上练。等到“酸胀痛麻”的感觉都找到以后，开始大着胆子给村民治病。几针扎下去，普通的头痛脑热、关节病还真治好了一些。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我们的针灸渐渐有了些声名。
我那时正在为村里的养猪场试验“糖化饲料”，独自住在村外的一个小房子里。邻村有个聋哑小伙儿，父母长年生病，底下还有没长大的弟弟妹妹等着吃喝，家里就他一个全劳力。听说针灸能治病，一天夜里找到我的住处，希望我为他治病。
我那时胆子再大，也不敢冒这样的险，所以很坚决地拒绝了。小伙子并不泄气，每天收工吃过夜饭，会走十多里山路到我的小房子里，后来索性背来铺盖，晚上和我睡一个土炕。
我动了心，把那时能找到的中医书和针灸书翻了个遍，还在自己身上扎针寻找经络感觉。也实在不忍心再拒绝他，遂决心试着为他治病。
开始还真有点效果，听力有了提高。在他的耳边击掌、大声喊叫，竟然有了反应。于是我们都兴奋起来。这样扎了一阵，他的进步更为明显，离开七八步、十多步远的距离击掌，他也能听到。但时间长了，效果开始减弱，以至于不再进步。以我那时的“医术”，是不可能将他的病治好的，看他早早晚晚的赶路太辛苦，就劝他不要再来。小伙子很执拗，照旧每天披星戴月地赶来，那时报上常有针灸治病的消息，他不知从哪里找到这些报纸，剪成巴掌大的小块放在身上，拿来给我打气。
我于是专门回村，让其余会针灸的知青拿我做试验。书上说，后颈的哑门穴对治聋哑有效果，但又被称为“死穴”，万一进针不慎或进针过深会出人命。以我现在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和对身体的珍爱，大概不会轻易做这种试验的。但那时竟然也做了。眼一闭，同伴的针就扎下去了，然后一点点进深，直到悚然一下如触电般贯彻全身才停止。
我并没有治好小伙子的聋哑，只是稍许改善了他的听力，但我们由此成了朋友。他常会抽空看我并带来“礼物”。以他家的穷困，他能够带给我的只是几颗刚从树上摘下的红枣之类。
他每次都坚持看着我把他的“礼物”吃下去，那一脸的憨笑与满足是我至今看到的最善良的表情。
小伙子穷，而且残疾。直到我离开，他仍然很穷。
但他从不抱怨。
他渴望健康，渴望生活得好一些。他也争取，不放弃努力；但对命运，他又抱着乐观通达的态度。
虽然我离开插队的村庄已经三十多年，但是那些岁月常常出现在梦中。
对这些穷苦人的亲近和了解，成就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每当我面对困境时想起这些人的人生与挣扎，就会觉得自己的各种所谓痛苦很有些“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