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我交往的人可说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这里提到的二妮是几十年前邂逅的一个农村女孩。
1971年年初，我在农村插队三年了，因目睹当时农民的贫困现状，不再满足于村里的日常劳动，想做更广泛的社会调查。于是常常一个人背着书包，里面装着最简单的衣物和笔记本到处走访。
这天中午，我独自走在山路上，准备到山顶的小村里落脚。走着走着，后面小路上连蹦带跳跟上来一个背书包的女孩，十一二岁的样子，圆圆的小脸被山风吹得红扑扑的。小姑娘对于我这个学生样的年轻人并不怯生，反而主动搭话，告诉我她叫二妮，上午是去对面的大村里上小学。还说她今年正上四年级，村里就她一个孩子上学。我问：“你们村有几户人家？”二妮想了一下，伸出四个手指头。
我与二妮边走边聊，虽然干了几年农活，可走起山路还是没有小姑娘利索。二妮走一阵就得停下来等等我，遇到陡坡时还会伸出小手拉我一把。
走了好一阵，终于到了山顶。所谓的村庄就是在山顶一块低凹处削出一段向南的土崖，土崖上掏了十来孔窑洞，其中一孔窑洞当库房，一孔窑洞喂着两头牛。还有一眼水井，井深四十丈。我当时吃了一惊。我插队的村子也算山区，但最深的井也才十多丈，就那绞一桶水也得一袋烟工夫，这井四十多丈深，一桶水得绞多长时间？
二妮的父亲年纪应该不到四十，头发却已花白稀疏，黑红的长圆脸表情十分敦厚。他最初把我看成上边来调查情况的干部，特意收拾出一孔窑洞让我住，后来我告诉他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知青。
白天我和村民一起到地里干活，吃过夜饭就和男人们坐在炕上聊天。
我提些问题，大伙儿就你一句我一句说着，我趴在小炕桌上就着煤油灯简单记录。这时，二妮就会坐在一边看着一圈人说话，还不时爬近一点贴在我身后，羡慕地看我在本上飞快地写字。我有时扭头看她一眼，冲她逗乐地笑笑，她也开心地露出浅笑，仍旧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记录。
聊到下半夜，男人们下炕的下炕，站起来的站起来，各自回家睡了。
这天夜里，我正在炕上对着煤油灯做笔记，忽然听到外面有杂乱的脚步声。不知哪里走漏了风声，大队听说村里来了陌生人，于是派民兵过来寻查。听见二妮的父亲说，人早就走了，只在这儿吃过两顿饭，什么也没做。
来人便不再怀疑，只嘱咐道：“一定要提高阶级警惕。”也就匆匆走了。
在当年的政治背景下，我担心再待下去会给二妮一家惹麻烦，于是收拾好东西跟二妮的父亲告别。
二妮早穿好了衣服站在院子里，听说我要走，紧紧抓住父亲的胳膊仰头看着父亲，二妮的父亲犹豫了一会儿，说：“也好，趁着天黑下山，反而少麻烦。”
说着，他又进到屋里，拿起几块干粮塞进我的挎包，又拍了拍二妮，说：“送你大哥到路口。”我说：“不行，她这么小，一个人回来太危险。”二妮的父亲说：“我眼睛夜里不好使，让她送你一段，她跑得比兔子还快呢，不怕，这块儿山上没狼。”
于是，二妮拉上我的手沿着与来人相反的路加快步子跑起来。没多会儿就到了一个高处，往下一条路清清楚楚。我说：“二妮，我走了，谢谢你。”二妮有点恋恋不舍地冲我摆摆手，我略蹲下身，问道：“二妮，你叫什么名字？”二妮说：“我叫张二妮。”我问：“大名呢？”二妮说：“这就是大名。”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叫大妮，你上边还有哥哥姐姐吗？”二妮摇了摇头，说：“我有过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小时候他们饿死了。”我沉默了一会儿，轻轻拍了拍二妮的脸颊，说：“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回来看你。”
我背好挎包沿着下山的路快速下着，脚底下不时踏滚着石子，跑了好长一段路，回头一看，山顶上还有二妮的小小身影。我冲她招了招手，那个小小的身影也举起手挥动着。我知道，只有跑出她的视野，她才会回去。
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小村庄，也再没有见过二妮。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三天，但当年她看我坐在炕上写笔记时憧憬的神情和背着小书包走在山路上蹦蹦跳跳的样子却很清晰地留在了心里。按年龄算，现在二妮恐怕儿女都已成年，不知她的儿女们是否走出了大山，是否读了书有了工作。
作为对那段生活的纪念，当我成为作家以后，二妮和当年的许多故事都进入了我的长篇小说《芙蓉国》。
希望二妮和她的孩子们活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