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正是大批知青上大学的年代。我并不想上大学，却想到了写小说。
我的父亲“文革”前在建工部工作，算得上中国的概预算专家。“文革”期间下放干校，再分配就到了山西省轻工局。父亲到太原后一边做具体的图纸设计，同时还和朋友合写了一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概算编制手册》。这本书在“文革”后出版，辞典一样的厚度，是非常专业化的书籍，不搞这行的人是不可能感兴趣的，但问世后很受欢迎，一再加印，有好几年成为王府井书店的畅销书。
我那些年在榆次当工人，离太原几十公里，坐公共汽车一小时车程。周末常会回家看望父母，也听父亲聊聊工作上的事。父亲是个单纯的知识分子，不善社交，但若聊到自己的专业领域，谈锋之健，谈兴之浓，可用“滔滔不绝”形容。
建设一个项目，从立项到设计到施工，很重要的环节是概预算（概算与预算）。一个工程需要多少钱，大到厂房的材料，小到一颗螺丝钉，事先都要详细计算价钱，这就是概预算。
那几年父亲经手审核的项目常常预算超标，有些项目初始预算一千万元，等到地基打好，开始起楼的时候，建设方就要求追加预算，这时，上级单位要派专家下去审核。父亲在建筑上的概预算眼光专业到什么程度呢？不夸张地说，只要他在工地上站一站，到处走走，多看上几眼，就可大致估算出这个项目的基本造价。
这也是一种博弈。建设方要拼命提高造价，追加投资，作为监督方的专家要在审查时挤出水分，对虚报的资金项目予以剔除。
父亲在工作上严谨认真，常用的口头语是“硬碰硬”。但这种作风显然少不了碰钉子，所以常为此烦恼，感叹自己不懂“关系学”，容易得罪人。经他审核的项目有时一“砍”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我回到家里，父亲会如遇知音般讲出他的故事，如哪一项工程造假，被他审查；哪一项工程有猫腻，被他发现。
这就成为了我第一篇小说的素材。
《三千万》写的是一个未竣工的维尼纶厂，从最初的总概算五千万，十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因为超支而追加投资，已经花了一亿五千万元。这个“胡子工程”又提出要再花三千万来扫尾竣工，于是，建工局长丁猛带着预算专家钱工亲临现场，排除干扰，将三千万砍成一千五百万。
小说写好后直接寄给了《人民文学》，大约一个月后收到回信，因为是下班时收到的，未来得及拆封。记得那天晚上厂里要放电影，回家匆匆吃过晚饭，拿着凳子到空场上占座，先到的位置会稍好一些。二十多年前的榆次小城文化生活极少，看电影算得上是一种享受了，但也就是找一片空地，前面拉一块大白布，人们各拿板凳找地方坐下，单等天黑下来开演。
信是等待电影开场时拆开的。之所以未及时拆信，还有一个原因：稿子的命运如何，在我很有悬念。黄昏下将信撕开，是一个叫王青风的编辑写的。他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了这篇稿子，认为有新意，但存在若干不足，希望做些修改。这封信使那时尚年轻的我有些激动，我至今很感念王青风。
接下来自然是在单位请假去北京改稿。
《三千万》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那时也曾有人猜测，能在顶级刊物发表处女作，一定通过了某种关系。其实我在此前并不认识《人民文学》的任何一个人。我只能说，自己遇到了非常敬业的编辑。
这篇小说的发表，使柯云路走上了文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