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足有一百五六十斤重的石头压在一堆碎木片上。这块石头呈方形，上面还积着点雪。在石头下面，横七竖八地有二三十条短绳，被这块石头压在下面，染成了红色。
石头当然不是染料。那些红色是从石头下一个奇形怪状的物体里流出来的。如果发挥一下想象，那是个人体，不过这个人的头部正好在这块石头下面。这块石头上的雪大多化了，地上也湿漉漉的。这间房子是很老式的木结构，房顶呈梯形台状，上面那个一米见方的小平台是一块厚木板，连着一根绳，在下面一拉可以拉开。这个机关是为了烧火时排烟用的。这种老式房子，窗子很小，而且不是玻璃窗，外面有风时不能开的，所以用这个天窗排烟，床靠着火塘，正对着天窗。原本床是靠墙的，可大概昨夜太冷了，那个人把床移到火塘边，那块顶已经关上了。
一个人把头伸到石头下面，当然不是件正常的事。这个人看来也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把头探到石头下玩玩。何况，这块石头出现在野外很正常，出现在房里，压住了原先的床，而床上还有一个人，那就更不正常了。
我站在门口，不敢靠得太近，看着房里的一切。
死者是这个村里前任村革委会书记的儿子，他是昨天晚上住进我这个“为民招待所”的。公交大巴开到这儿算是终点站，前面几百米就是江了。昨晚开始封江，渡船不通，旅客也只好在这儿窝一宿。昨天他进店时，正好一大车子人扔到我这儿。
那一车人足有三十多个0为民招待所有三幢楼，二十几间房，一下子塞得满满的。我忙前忙后，那些吃饱了撑的来看冰灯的南方人一个个穿着军大衣，象黑瞎子似的乱骂，说是这么个破地方，空调都没有，连电也老停。一副暴发户的嘴脸。
我安排了明显是营养过剩的几个广东人住下，四个一间被凑合着挤得满满的，他们占去了六个人的空间，真不知道哪儿找来了这么些个大块头。我在他们那种稀奇古怪的“丢累老母”声中点头哈腰地退出门，擦了下汗，一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回过头，一个秃顶老头子很和气地对我说：“经理同志，我还没房间呢。”
我冲那头正在帮两个上海人搬行李的大菊叫道：“大菊，给这位老同志安排个房。”
“没房了，全满了。”
“来这么多人么？”我的头上汗又下来了。总不成让这秃子在过道上窝一宿吧？那老头还不依不饶地追问：“经理同志，没房了么？”
我说：“老同志，您放心，我就是搬铺盖睡地下，也要让您住好了。”
大菊走过来说：“经理，那两个上海人包了一间，可只有两个人住。”
我拍了拍头，说：“对了，我去跟他们说说，退他们一张铺的钱。”
“勿来事格，侬格个人啥格事体，房间拨了吾拉还要退出来，勿来事格。”
那个上海人撇着嘴，差点是把我轰出来的。我回头苦笑着对那个老头子说：“老同志，要不，你到我值班室里睡一宿吧？”
他有点诧异地说：“你这儿房间就这么几间么？”
“没办法，一般只是过路的司机歇个脚的，谁知道来这么多人。”
“那幢楼不能住么？”
他指着那幢木屋。我转过视线，说：“那是老毛子时候盖的，没办法住人了。”
这时，一条广东汉子从房里探出头来，打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道：“同志呀，来这里挤一挤吧。上海人，丢累妈。”
象按中了一个按钮一样，一个上海人从房里蹦了出来，叫道：“广东佬，啥个东西，勿要唔轻头……”话没说完，另一个上海人把他拖了回去。大概出门在外，都不想多事吧，那个上海人也自觉理亏，反正只住一宿，他要骂也随他骂两句了。
把老头子安顿好，我去厨房里打下手。我这个招待所经理，是上上下下全来，反正也是只有五个人的集体企业，忙的时候，连大菊还上过一回厨。
剥了头狍子，叫炒菜的老五给我留点肉片，再炖一个乱炖，待会儿烙上几个大饼留在镗里，我就去忙了。
天暗了下来，外面的雪还没停，电倒依惯例停了。我在值班室里点上了灯，正准备就着火炉吃点东西，门帘子一下掀开了，一个黑乎乎的人影钻了进来。
“慎信，你叫我有什么事？”
我看了看四周，大菊已经回家了，老五在厨房里哼着二人转，大概也在喝上两盅。我说：“我没叫你来啊。”
他咧嘴一笑，道：“别跟我装傻了，这个月的份子准备好了么？”
我看着油灯。灯火一明一灭，象是喘息。我低下头，小声说：“红革，你也知道，现在生意难做，集体的钱我也没办法用……”
“砰”一下，我眼前金星乱冒，他收回一只醋钵样的拳头道：“少来，你为了红英杀了我老爹，这笔帐我只跟你算是一个月一千，便宜你了。你想不想坐牢抵命？”
我不再说话，从炕席下摸出个包。那是下个月给招待所添家俱用的。他咧嘴一笑，一把从我手里抢去了包，说：“这才象样。照旧，钥匙给我。”
我把钥匙给他，说：“今天下雪，天冷，你自个儿烧火塘吧。”
“这个不用你管。喝，还有狍子肉，你不会下毒吧？不过谅你也不敢。”他从盘里拣了块肉片，扔嘴里美美地嚼着，“这个算利息，我拿走了。”
他端起盘子，向那幢木屋走去。
我叹了口气。还好，我还没拿出酒来，不然准叫他拿走。我咬开了瓶盖，倒了一杯，一饮而尽。
尽管我早已是个酒徒，可是这一杯酒还是让我周身仿似火烧。
红英。
我眼前，好象又出现了那个好听的声音。
红英她们来的时候，她才十七岁，高中刚毕业吧。那一年我也正好师专毕业，因为出身不好，回乡来了。红英就住在我家隔壁。
“你读过蒋捷词么？‘一片春愁待酒浇’？”
她的声音如银铃一般闪亮。我呆呆地看着她。她梳着头。“真可惜，我家里那把象牙梳子没拿来。那把梳起来可很润的。”她的头发象瀑布流下，她的泪水象珍珠一样，圆圆的。那个畜生。我想冲出去，她紧紧地抱着我。那也是个下雪天，天很冷，冷得象刀锋。就在那个木屋里吧，在那个她受过侮辱的地方，她把她的身体裸露在我面前，清白的，没有一点瑕疵。
在那个木屋里，在拥抱和泪水中，我醒来时，她给我留下了一把电木梳子。那种其实很便宜的梳子，在杂货铺里卖八分钱一把。她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刻下了她的名字。
和我的。
她的身体已经沉没在江心里。我看着冰下，她的脸上的笑容，我不再有泪，永远不再。我有的，只有血。
“在喝酒？”
我收回思绪，那个秃子正在窗外苦笑着。我道：“唷，怎么不睡？”
“睡不了，那几位广东同志的鼾声比火车汽笛还响。你在喝酒？没什么菜啊，来，我这儿有点。”
他象变戏法似的从衣服里拿出一个锡箔纸包着的扒鸡。我笑了：“老同志，你倒是瞄着我来的。”
“呵呵，你在帮那几位广东同志搬东西时，我发现你在看见他们带着的几瓶黑方时撇了撇嘴。而你衣服下，还凸出一个酒瓶的样子，我就知道，你爱喝酒，瘾还不小。我出来时就想你准在喝，有心想扰两口，又怕出师无名，正好还带了点熟食，也好投石问路了。”
我也笑了，找出了一个杯子，给他倒了一杯，说：“老同志是公安局的？”
“这个倒不是。”他笑了笑，“律师。”
“差不多，怪不得观察力这么强。”
“呵呵。”
他的酒瘾也不小，还有烟瘾，抽的也是关东蛤蟆烟，和我倒是很象。我们吞云吐雾，喝得云山雾罩，大概有两个小时吧。反正就着在火塘上热着的菜，还啃两口大饼，倒也不觉得时间过得如何了。忽然，他说：“慎信，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心里好象有什么事。”
“哈哈，我有什么心事，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不对。”在烟气中，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你内心非常痛苦，我看得出来。我可是专做这一行的，见得多了。”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可是，他的眼光一下涣散了，伸手在盘里夹一条酸菜，夹了半天夹不上来。
这时，忽然发出一声凄惨的叫声，很闷，也很短。他一下蹦了起来，筷子头上夹着的一条酸菜也掉在地上：“出什么事了？”
一辆吉普车开了进来，两个人跳下车。都是穿着警察制服的年轻人。
我离开那幢房子，点头哈腰地迎上去。开客栈的出了命案，那可不是好兆头。那个年轻人摸出一张证件说：“我是县公安局侦察科的刘松，你是为民招待所的负责人么？”
“是，是，刘同志。”
“带我们去看。”
那两个警察进了屋子，在里面捣鼓着。我还想凑近了再看看，可两个广东人已经挤在门口，象门神一样。我只好从他们之间的缝隙里向里张望。
那两个警察以极高的专业性把石头移开，在石头上拼命取指纹，把那些血水浸透了的绳子放进塑料袋里，拍完照后又把尸体装进了一个口袋，嘴里道：“好了好了，让让。”
两个警察抬着大包小包出来，抬上了车。那个刘松大声对挤在院子里的人道：“请大家配合一下，做个笔录。”
“啥个笔录，人家伊呒没杀人。”
“丢累妈，真犀利。”
……
混闹了一阵。刘松把我叫到房里向我询问了一下。我告诉他，昨晚上我和那个秃子一块儿喝酒，喝到下半夜，听到那一声响。他做完笔录，关照我随时听候通知，和另一个走了。
旅客也多半走了，不能把他们老关在这儿。何况，人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据，因为人人都吃完饭后躺在炕上睡觉了。
我打扫着地，把老五也打发回去了。出了这么件事，当然不能再开，起码停上一两天。
我停住了。身后有人。
我站直了，是那个秃子。
我笑了笑：“还没走？”
他也笑：“还没呢。对了，这桩案子可真奇，就算你说要谋杀吧，手段也太奇了，那么大块石头，怎么弄到房里的？明明房子从里面闩上的。”
“这倒也不难，从外面扔进去不就成了。”
“如果说这块石头是被人扔上来的，那世上恐怕没一个人有这么大力气。你看，这房子虽说不算太高，也有三米多，一个人有这么大力气么？何况，那天窗是关着的，屋顶却没有人上去过的痕迹。”
“那么，就是吊着的，你不见石头下有绳子么？”
他点点头，道：“这也可能。凶手可以用一根长绳子横过天窗，然后把石头吊在这绳子上滑过来，到天窗的位置再割断绳子，石头就下来了，也可能解释天窗为什么会关上的。可是，这周围比就幢木屋高的树远在几百米外，这个工程量太大了，也不可能的。何况，要有这么大的强度，必须用钢丝绳。可冰天雪地的，就算他能布置好，可收的时候怎么收？所以也不可能。”
我笑了：“东不可能西不可能，你说怎么回事？”
他的脸上露出一个诡秘的笑容，说：“当然不会是直升机。用直升机当然可以做到，那么一场雪，声音也早混在风里，我们都发现不了。可是，死者不过是个村里的平民，至于这样子么？”
“好了，不要你操心了，”我笑着说，“公安局自然会有主意的。”
“其实杀人很简单。”他拉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那些绳子并不是用来绑石头的，而是浸过水后在外面冻得跟铁棍一样。用那样十几根绳棍排在天窗上，然后在上面压一块石头，打开天窗。当屋里点燃火塘后，热气向上升起，那些绳棍还原为绳子时，再也支持不住了石头的份量，于是，石头‘砰’一声掉了下来，而天窗自己合上。”
我的身上发冷。我小声说：“可会是谁干的呢？”
“可能是某个过路人，某个旅客，某个神秘的杀人者。”他的脸上还是带着点高深莫测的笑意，“可是，谁也不知道这间房里一定会是死者住的。知道死者会住这间房的，只有一个人。何况，凶手还忘了一件事，虽然未必会成为证据，但终究是个破绽。”
我扔掉了扫把，颓然坐倒：“不用说了。不过你放心，我会自首的。”
他笑着：“是么？我可没说，自首虽然会得到宽大，可还是要坐几年牢的。你年纪还算轻，怎么会想坐牢呢？”
我抬起头，看着他：“什么意思？”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包，放在桌上，说：“一个父亲在那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中失去了自己的最亲的人，过了许多年他想回到他那最亲的人死去的地方。当他发现他的亲人曾经有过一个爱她的人，为她不惜犯罪，你说，这个父亲会怎么做？”
他笑着，看看天，道：“回去的车快来了，我得走了。”
他笑着走出门，我看见他眼中，闪烁着一些什么光。
他走了。我打开那个小包。在一包钱上面，压着一把象牙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