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世界上其他的人类都不赞同他的意见,可不能阻止他,正是相反!
"我的见解,"他高傲地写道,"是和欧洲一切对于莎士比亚的见解不同的."
在他对于谎言的纠缠中,他到处感觉到有谎言;有一种愈是普遍地流行的思念,他愈要加以攻击;他不相信,他猜疑,如他说起莎士比亚的光荣的时候,说:"这是人类永远会感受的一种传染病式的影响.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妖术,追求方士炼丹之术都是的.人类只有在摆脱之后才能看到他们感染影响时的疯狂.因了报纸的发达,这些传染病更为猖獗."......他还 把"德雷福斯事件"作为这种传染病的最近的例子.他,这一切不公平的仇敌,一切被压迫者的防卫者,他讲起这大事件时竟带着一种轻蔑的淡漠之情."这是一件常有的事情,从未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我不说普世的人,但即是法国军界也从未加以注意."以后他又说:"大概要数年之后,人们才会从迷惘中醒悟,懂得他们全然不知德雷福斯究竟是有罪无罪,而每个人都有比这德雷福斯事件更重大更直接的事情须加注意."(《莎士比亚论》)这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证明,他矫枉过正的态度把他对于谎言的痛恨与指斥"一精一神传染病"的本能,一直推到何等极端的地步.他自己亦知道,可无法克制.人类道德的背面,不可思议的盲目,使这个洞察心魂的明眼人,这个热情的唤引者,把《李尔王》当作"拙劣的作品".把高傲的考狄利亚李尔王的女儿,一个模范的孝女当作"毫无个一性一的人物"."《李尔王》是一出极坏.极潦草的戏剧,它只令人厌恶."......《奥赛罗》比较博得托尔斯泰的好感,无疑是因为它和他那时代关于婚姻和嫉妒的见解相合之故."它固然是莎士比亚最不恶劣的作品,但亦只是一组夸大的言语的联合罢了."哈姆莱特这人物毫无一性一格可言:"这是作者的一架留声器,它机械地缕述作者的思想."至于《暴风雨》,《辛白林》,《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他只是为了它们的"拙劣"而提及他认为莎士比亚的惟一的自然的人物,是福斯塔夫,"正因为在此,莎士比亚的冷酷与讥讽的言语和剧中人的虚荣.矫伪.堕一落的一性一格相合之故."可是托尔斯泰并不永远这么思想.在一八六○......一八七○年间,他很高兴读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其在他想编一部关于彼得一世的史剧的时代.在一八六九年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即把哈姆莱特作为他的模范与指导.他在提及他刚好完成的工作《战争与和平》之后,他说:"哈姆莱特与我将来的工作,这是小说家的诗意用于描绘一性一格."
但也得承认他很明白地看到莎士比亚的若干缺点,为我们不能真诚地说出的;例如,诗句的雕琢,笼统地应用于一切人物的热情的倾诉,英雄主义,单纯质朴.我完全懂得,托尔斯泰在一切作家中是最少文学家气质的人,故他对于文人中最有天才的人的艺术,自然没有多少好感.但他为何要耗费时间去讲人家所不能懂得的事物?而且批判对于你完全不相干的世界又有什么价值?
如果我们要在这些批判中去探寻那些外国文学的门径,那么这些批判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我们要在其中探寻托尔斯泰的艺术宝钥,那么,它的价值是无可估计的.我们不能向一个创造的天才要求大公无私的批评.当瓦格纳.托尔斯泰在谈起贝多芬与莎士比亚时,他们所谈的并非是贝多芬与莎士比亚,而是他们自身;他们在发表自己的理想.他们简直不试着骗我们.批判莎士比亚时,托尔斯泰并不使自己成为"客观".他正责备莎士比亚的客观的艺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无人格一性一的艺术的大师,对于那些德国批评家,在歌德之后发现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艺术应当是客观的,即是应当在一切道德价值之外去表现故事,......这是否定以宗教为目的的艺术"这种理论的人,似乎还 轻蔑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