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世纪前，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二十世纪开始的岁月，在汉堡和不来梅之间的小镇沃尔普斯韦德（Worpswede）聚集着不少艺术家和作家，包括里尔克。他们一起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在狂欢之夜乘马车郊游。其中有两位年轻漂亮的女画家就像姐妹俩，金发的叫波拉，黑发的叫克拉拉。里尔克更喜欢金发的波拉，但不愿意破坏这对理想的双重影像。在观望中，一场混乱的追逐组合，待尘埃落定，波拉跟别人订了婚。里尔克选择了黑发的克拉拉，与她结婚生女。七年后，波拉因难产死去，里尔克写下这首《安魂曲》献给她。
这段插曲，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里尔克的诗歌写作与个人生活的关系。纵观里尔克的一生，可谓动荡不安，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四年间，他就在欧洲近五十个地方居住或逗留。里尔克在《秋日》一诗中写道：“谁此刻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这正是他漂泊生涯的写照。
里尔克的这两句诗“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对我来说有如持久的钟声，绵延不绝，意味深长，尤其在当今乱世，或许可引发更深一层的思考——对于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来说，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写作、如何理解并处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
所谓“古老的敌意”，从字面上来看，“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可追溯到文字与书写的源头；“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里尔克安居乐业，甚至是房地产商，挥金如土，他能写出像《秋日》和《杜伊诺哀歌》这样的传世之作吗？如果卡夫卡从未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少年得志，婚姻幸福，一本本出书，整天忙着算版税，他能写出《城堡》和《审判》这样改变世界小说景观的作品吗？如果保尔·策兰的父母没有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没有饱经流亡之苦，会留下《死亡赋格》、《卡罗那》等伟大的诗篇吗？
要说谁不想既过好日子，又写出伟大的作品呢？而这“古老的敌意”就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两者似乎不能兼得0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证，比如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做过保险公司的高管，度过平静的一生，怎么也会写出《弹蓝色吉他的人》这样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其实在表面的平静中，也可以找到某种潜在的“古老的敌意”。比如，他从小想当作家，遭到父亲反对，只好去学法律，取得律师资格后进了保险公司。他其实一直生活在父权意志的阴影中。
我想从这两句诗出发，从三个层面谈谈“古老的敌意”。
就社会层面而言，“古老的敌意”是指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紧张关系。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作家都应远离主流，对所有的权力及其话语持怀疑和批判立场。在今天，作家不仅是写作的手艺人，同时也是公共事物的见证人或参与者，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同构成写作的动力之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性的“古老的敌意”，几乎不可能写出好作品。当今世界，金钱与权力共谋的全球化取代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瞬息多变因而也更加危险。除了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抵抗外，在一个庸俗化和娱乐化主导的商业时代，我们也必须对所谓“大众”的主流话语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民主化”的旗帜下，文学艺术往往会沦为牟取暴利的工具。作家必须持有复杂的立场和视角，在写作内外做出回应。
而这“古老的敌意”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政治不过是短暂而表面的现象，如过眼烟云。作家要有长远而宽广的视野，包括对世界、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入观察与体验。
如果继续推进，必然会触及到语言层面，那么“古老的敌意”指的是作家和母语之间的紧张关系。任何语言总是处在起承兴衰的变化中，作家要通过自己的写作给母语带来新的活力，尤其是在母语处在危机中的关键时刻。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说：“语言是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因而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语言。”三十年多前，中国人生活在以“毛文体”代表的官方话语的巨大阴影下。这种自1949年以来逐渐取得垄断地位的官方话语，几乎禁锢了每个人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甚至恋爱方式。那年头，词语与指涉的关系几乎都被固定下来，比如，“太阳”就是毛泽东，“红色”就是革命，“母亲”就是祖国或者党。正是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现代诗歌，向这种僵化的官方话语提出挑战，最终打破了"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语言的牢笼，承前启后，推动了现代汉语的转型与发展。
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困境，现代汉语陷入新的危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语言垃圾的时代。一方面，是无所不在的行话，包括学者的行话、商人的行话、政客的行话，等等；另一方面，是沉渣泛起的语言泡沫，包括娱乐语言、网络语言和新媒体语言。这两种语言看似相反，却存在着某种同谋关系。在所谓全球化的网络时代，这种新的“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语言，与三十年前相比，虽表现形式相反，但同样让人因绝望而感到无力。每个作家应正视这一现实，通过写作恢复汉语的新鲜、丰富与敏锐，重新为世界命名。
最后是作家与自身的紧张关系，即作家对自己的“敌意”。换个通俗的说法，作家不仅要跟世界过不去，跟母语过不去，还得跟自己过不去。在我看来，一个严肃的作家，必须对自己的写作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在最近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写作是一门手艺。与其他手艺不同的是，这是心灵的手艺，要正心诚意，这是孤独的手艺，必一意孤行，否则随时都可能荒废。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手艺人，都要经受这一法则的考验，唯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道：“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人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够被打败”。目睹某些同时代艺术家和作家的转变，让我深感惋惜，并借此不断提醒自己：与其说他们中很多人是被金钱被权力打败的，不如说是被自己打败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再跟自己过不去，不再跟自己较劲儿了——其实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没有，就算是向这个世界彻底投降了，同流合污，无可救药。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一个需要不断追问和质疑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古老的敌意”为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提供了特殊的现实感和精神向度。
我想顺便提一下所谓的“粉丝现象”。这本来是娱乐圈的事，现在扩展到文学界和整个文化界。我认为，这与我们文化中的“低幼化”（infantilization）倾向有关。“低幼化”是从精神分析学借用的概念，主要指人们自动降低智力水平的趋向。正如印度学者阿希斯·南迪所指出的：“那么上千万人所经历的痛苦就将只能存活在人类的意识边缘，就像往常那样，成为代代相传然而渐渐褪色的回忆”。
在这个意义上，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来，“粉丝现象”基本上相当于小邪教，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教主（作者）骗钱骗色，教徒（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的开头，回到里尔克的《安魂曲》的诗句中：“因为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古老的敌意”。其实可怕的不是苦难与失败，而是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如果在大国兴起的广告牌后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赤贫，我们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
（本文根据2011年7月20日在"香港书展"的演讲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