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变奏
高考前几个月，我们家进入了临战状态，平日顾大玉所分摊的家务诸如打开水、倒垃圾、刷碗一类全由我和老爷子接替，以保证考生的充裕时间和精力。到最后阶段，我索性放下手里正进行的长篇创作，将工作重点移向了菜市场和厨房。红盐白米，鲜虾嫩鲤，每天变着花样地做吃的，认真计算营养成分，生怕有所亏待。我早先学医时读过营养学，在医院工作一直没有使用的机会，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也称得上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只要顾大玉在家，全家人就怕惊了驾般，说话自觉地压着嗓子，不敢大声喧哗，避免给考生造成干扰。怕影响顾大玉的情绪，她平日的冤家对头——我们家的老爷子也敛声静气，一改宝坻人的高腔，赔着笑脸嘘寒问暖，使得爷孙的位置彻底倒置。
私下里老爷子问我，考大学是不是跟中状元相当？
我说不。
老爷子问相当于怎样一个水准。
我说大概跟过去中举的情景近似。
老爷子说，一天光菜钱要花几十块，才是个举人，人家孔子的徒弟颜回都当了贤人了，还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也没见颜子他妈拿着计算器计算卡路里。
我说时代不同了。
老爷子说都是惯的。
跟迎香港回归似的，顾大玉屋里的墙上也安了倒计时的装置，以计算日期，增强紧迫感。负责此装置的是老爷子，每天他老人家当着顾大玉的面，郑重地将自制的大月份牌翻过去的同时，便用浓重的宝坻口音朗朗宣布：离高考还有几几几天。
此时的考生正在黑甜乡里遨游。
对顾大玉不紧不慢的节拍，我看着有些心急。我不知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在大人心急上火的时候，小小的人儿竟是满不在乎的沉着，不是好事儿！不敢深说，问询单位同事成德超，他的儿子今年也考大学。成德超说他的儿子也是这副德行，不同的是他和儿子订了“合同”，父子俩认真地在上边签了字，“合同”上写着：成果（他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一切费用由成德超供给，维持父子关系；考不上，卷铺盖走人，去自食其力……“合同”压在儿子的玻璃板底下，让他随时看到，以增加压力。
我不知成家的“合同”是否奏效，总之，在高考阶段，各家都有各家的高招。
这天，顾大玉早晨背着书包去学校，我向她征询当日食谱，是吃馄饨还是吃打卤面。
她懒懒地说，都吃厌了呀，要不今儿个我在学校食堂吃吧。
我说换换口味儿也行，但中午一定要休息一会儿，要不晚上精神不好。
她答应着走了。望着顾大玉那鼓鼓囊囊、略显沉重的书包，我只感到考生的不易，小小年纪，其实也活得很累。要是我当时知道她的书包里背的是什么东西，我一定会拦住她，阻止再一次出走的发生。
中午，顾大玉没有回来，这是自然。
晚上，顾大玉还没有回来，这就很不自然了。
我给她的同学李勇、李静、李文玉等人打了电话，他们都说不知道。
一个大活人，早晨背着书包走出了家门就不见了，如同一滴水融进河里，捞也捞不出来了。我急了，在这关键的时刻出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考的泡汤，意味着十几年的心血白费！上高中是为了什么，上高中不就为了考大学吗！可你跑什么？
顾大玉：学习目的不明确，上高中不全为了考大学，您还是作家呢，连这点儿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写出来不怕人笑话。
我到老爷子的房间，想问问他的小箱子是否又遭了洗劫，老爷子正抱着他的箱子发呆。我说，她又拿了您多少？为了避免刺激，我用了“拿”这个词。
老爷子说，怪了，这回她没拿……
我说，没拿就好，省得让您生气。
老爷子说，她应该拿，不拿她在外头怎么活呢？
……
我翻看家里的其他杂物，发现顾大玉经常使用的一些物件都不见了，诸如毯子、毛巾被和衣服……无疑，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出走，其准备工作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老爷子说，咱们没训她也没逼她啊，她为什么又走了呢？
我说，她是走习惯了，不走她憋得慌，这就跟抽大烟似的，上瘾了。
老爷子说，你别这么说她，她到底是你的女儿。
我几乎是用哭腔大声说，我没有这个女儿！
老爷子说，要不咱们报告公安局，去找那个小刘，让刘警察替咱们找，他比咱们有办法。
老爷子说的“有办法”是有根据的。高考前一个寒假顾大玉也走过一次，说是自己要“实现价值”，利用寒假出去打工，挣些钱，学习美术，开学就回来，怕家里不答应，所以事先就不打招呼了。她的信是让一个叫李静的女孩带回来的，我问李静，顾大玉究竟上哪儿了？那个孩子对顾大玉的一切守口如瓶，什么信息也不提供。我只好一通钻天入地地寻找，当然没有任何消息。在春节的朋友聚会上，大家见我有些郁郁寡欢，就问怎么了，我说起顾大玉的事情，小刘说他有办法将这个孩子找回来。我有些将信将疑。果然不到晚上，小刘就将顾大玉给“捉拿归案”了，用汽车送了回来。我问小刘采取的是什么“战术”，小刘说找她的同学分别谈话，只要是知情的，就不敢不说。小刘是公安局的，公安局的问话，没人敢打马虎眼。
至今，顾大玉对公安局不感兴趣，谁只要一提“公安局”，一提小刘，她就翻白眼。有一次我说，我想挂职到公安局锻炼，她揶揄道：您是到公安局去学习寻找出走少女吧，您有那时间干点儿什么不好。
我说，我的事情你不要干涉。
母女俩的感情总是不融洽。
顾大玉说，出走是一种对疲倦的暂时解脱，并不是您说的什么“上瘾”，高中的生活枯燥又累人，让人有挣脱镣铐、高声呐喊的欲望，用日本的词汇来说就是慢性疲劳。
对顾大玉高考前的这次出走，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找公安局的小刘，朋友倒是朋友，你不能一次两次总为孩子的事去麻烦人家，让人家看，你们家的顾大玉是怎么了？老出走。但毕竟让人着急，顾大玉几天没回家，平时与她见面就打的老爷子，此时竟是老泪纵横，不吃不喝地在屋里乱走，一量血压一百八。小的且不说，老的真有好歹，让我如何向在外头的丈夫交代。
那倒计时的牌子，竟有几日没翻了。
我学着公安局小刘的工作方法，找到学校，让学校协助找人，也找到顾大玉的班级，在同学中广泛调查，大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说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既往不咎、立功有奖这样很不着边儿的话语。但是没人理我的碴儿。
于是又将丈夫的朋友、教中学的祁老师请了出来，想他在对待中学生问题上应该有经验。
祁老师在晚自习的时候来到了顾大玉的班级，学生们都在学习，其中没有我的女儿顾大玉。祁老师在班上待了许久，了解到，顾大玉在出走以前就有好几天没来上课了。一个叫穆云静的孩子拿出一封信给他说，这是顾大玉写的，让在适当的时候再交给家长，不要一开始就拿出来……
祁老师将信拿回来，我拆开一看，是写给她的父亲的，信中说：
……我不想考大学了，我不是学习的材料，但我是画漫画的材料，我要当职业漫画家，这并不一定要大学文凭，也并非得美术学院出来的人才能干。画漫画有份稳定的收入也不是不可能。中国的漫画和日本相比，差得太远，还有待发展，还有潜力可挖。我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不依赖任何人。考大学那种无聊的事情留给除了学习以外一无所长的学生吧，学位也留给那些想得到它的人吧，我对它们不感兴趣！请妈妈对我放心，我不会任人摆弄，任人玩弄，我会对我最后的恋人负责，我也会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绝不会要你们来替我收拾。说实话，最近一段时间我没有到学校去上课，我是出去画画了，当我学了一天画回到家，面对您充满期望的面孔时，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愧对您又无可奈何。留下来，做您的好孩子，认真考上一个好大学对我已经成了太大的负担和压力，我对这不抱任何希望。出去，会有生机，会有希望，您放心，我在外头会和女孩子们在一起，不去歌舞厅，不去酒吧那样的地方打工，在我的第一篇美术作品发表时，我会打电话回家的，我已经快二十岁了，会小心的……
天哪，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主观随意性难道也是可以这样发挥的吗？我火极了，这是闹着玩吗？！
祁老师说，你先别生气，这儿还有一封补充信件呢。
我抽出另一封信，较短，一张纸，是对我们家庭成员的个人评价：
爸爸：您太爱以自我为中心，总喜欢用自己的方法、意志去约束别人，拿您自己去和别人比较。因为您是杰出的，别人很难和您比，但您的杰出绝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每个人都有上进心，他们会去努力的，当他们到了您现在的年龄，不一定会比您差。爸爸，其实没人喜欢您的高温高压，只不过大家都很怕您罢了，我也是。
妈妈：其实这个家中您最了解我，有时我都惊讶，了解一个人竟可以到如此境界……可惜，您没能善用这份了解，对此我很遗憾。在我朋友中能了解我的人不多，但了解以后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成为密友，一种绝交。当一个很了解自己的人成为对手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不过，今后我会改变得让别人摸不透的。同时，既然知道了您了解我，我也就知道了您下一步会怎样走……
爷爷：您保护好身体就行了，平时给您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有自己的打算，自己的梦，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会走我自己定下的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我的性格，也是我的座右铭，下学期开学时我会回来的，放心！
走得多么心安理得，走得多么冠冕堂皇。我想，这是一个太自私的孩子，她想的只是她自己，她从来没有为这个家庭着想过，没有为别人着想过，她不对任何人负责，她只对她自己负责，二十年的养育之恩，就这么一走了之，让人心寒……
顾明耀：抚养孩子绝不是图她的什么，让她“报恩”思想要不得，你这个受党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观念怎么还这样陈旧？
我很快从顾大玉的同学嘴里掏出了一些情况，原来，顾大玉的这次出走，她的同学几乎全部知情，有几位甚至是参与谋划的智囊人物。这蓄谋已久的计划，绝不是心血来潮的灵机一动。
我对顾大玉钟情的日本式漫画有自己的看法，实话说，我对于这种并无甚艺术水准的“漫画”是百分之百看不上的。画上的人物如同复印的一般，一律的大脑袋三角脸，外星人式的大眼睛足足占了半张脸，小嘴一点点儿比眼珠还小，没有说明，只有“哇——”“啊——”让人摸不着头绪，甚至找不着一二三。顾大玉喜爱的就是这些没有头绪、并不存在的人物，一张一张地临摹，一张一张地欣赏，那些半人半鬼的东西只是倒人胃口，我却不明白小孩子们能从其中看出些什么？我们小时候，漫画也有，小人书也有，华君武、李滨声、苗地、丁聪诸位大家的漫画，让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三国演义》《杨家将》《红楼梦》成套的连环画，是老老少少的不能释手之物，这些从青少年时代就伴着我们成长的读物和画家，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有一份崇敬和亲切。到如今，中国的这些画都哪儿去了，竟是让小鬼子的大眼睛、三角脸，让东洋的披头散发给挤没了！面对这些，我真感到不可思议。
百花齐放也不能净是人家的花不是。
通过顾大玉的同学我与失踪的顾大玉间接取得了联系，顾大玉提出条件，要回家可以，但必须答应她改行搞美术，再不学理工科。
我说，不就是画画儿嘛，只要回来，这条件我们答应就是了。
顾大玉说，我们还要为她搞美术提供一切方便。
我说，当然。
顾大玉说，她回来要享有比以前更多的自由。
我说，可以。
……
不像是谈论回家的事，倒像是国共两党的谈判。
接下来，是我与各美术院校联系，在当时的情况下，各艺术类院校都已提前考过，根本没有机会了。都到什么时候了，谁会等着你。问到最后，只有西安大学美术装潢设计专业还没有进行考试，我问什么时候考试，人家说明天早上八点。
我赶紧让祁老师设法将顾大玉请回家来，这样才能应付第二天的美术考试，否则没有一点儿机会了。
祁老师骑着车，顶着大太阳，到一个模特开的服装店去找顾大玉，听同学说她在那儿给人家卖服装。祁老师去了，没找着，又找到她的同学，找到她的班主任，由她的同学们分头满城去找顾大玉……
那个不安的，炎热的高考前夕啊……让人糟心。
顾大玉在众人的簇拥下进门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老爷子见了顾大玉很激动，问我要不要给她下包挂面卧俩鸡子儿。
我说算了吧，深更半夜的，留神撑着。
回来的顾大玉呈气宇轩昂状，不拿正眼看我们，并没有什么愧疚与不安，那理直气壮的神情，刀枪不入的劲头，倒显得我们像是逃跑的，而她却一直在家坐镇。依着我的脾气，该是给她一顿臭揍，但为了安定团结，为了局势稳定，我不露愠色，心里说，等高考完了咱们再算总账！
第二天早晨，我将顾大玉押赴西安大学美术考场。
考场的老师问，你们报名了吗？
我说没有。
老师问，有美术基础？
我说没有。
老师问，参加过培训班？
我说没有。
老师问，带纸了吗？
我说没有。
带笔了吗？
没有。
颜色呢？
也没有。
老师说那你们干吗来了？
我说考试来了。
老师面有难色，说你们这叫什么事儿啊，连规矩都不懂。
我就跟人家说好话，说只要先让考了，一切手续我后边补……
在我和老师这般费嘴磨牙的时候，顾大玉就傻愣愣地在一边站着，仿佛这一切都与她无关，我和老师是在谈一个不相关的人。这也让我来气，现在的孩子怎的都是这样，她以为她是谁，皇上吗？！
老师大概也有孩子，对这一切尚能理解，再没说什么，自己从宿舍拿来纸、笔，让顾大玉进了考场。
考试两天，我在考场外头陪站了两天，每天将考生按时押去押回，须臾不敢离开，怕的是考生再度逃跑。最后一场考完，我问顾大玉考的是什么，顾大玉说是工业造型设计。
我问她设计了什么。
她说设计了六颗心。
我问六颗什么心。
她说是火热的心、受伤的心、冷酷的心，等等。
我久久无语，想这“冷酷的心”不知让工厂如何做法。难为了。自知录取无望，却又不能说破，只得说专业课也考过了，下边就该全力以赴对付高考，再不要胡乱跑了。
顾大玉说那是自然。
将理工类转为艺术类，也并不如想的那样简单，这其中的复杂周折我不想再说，总之，心里除了憋气还是憋气，咱这是干吗呢，吃饱了撑的吗？顾大玉自没有我这么多烦恼，每天照吃、照喝、照睡，照和老爷子抬杠拌嘴，气得老爷子再不搞什么倒计时。
我将心里的窝囊向湖北作家邓一光诉说，邓一光来信“为顾大玉的胜利而欢呼”，气得我恨不得踹这个九头鸟一脚。跟北京《小说选刊》的冯敏说，冯敏说：小孩子很有眼光，要是他，他也这么干。我想，事情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当属于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之辈。
一家不知一家的难。
专业考试提前发榜，设计六颗心的主儿竟然榜上有名。
这出乎我的预料。私下偷偷问，这样水平的你们也要？学校说，主要是看孩子很有艺术悟性，有培养前途，至于技巧，到学校以后会学习到的。学校是什么，学校就是把不会的教会了，如果都是绘画精英，这儿就是美术家协会了。
说得也有道理。
接下来是七、八、九三天高考，我当然是好吃好喝好待承，倒也没见顾大玉怎的花大力气，更没见有什么精神压力，只是胃口比平时猛烈，一顿能吃十几串烤羊肉。
老爷子为此惊奇，到底搞不清羊肉串和考大学的关系。
顾大玉接到西安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也到了我清总账的时候，我将她一二三的不是一一摆出。她不接受，她说，我自己的命运应该由我自己主宰，你们让我学理工科，你们让我将来当科学家，当工程师，那都是你们的理想，你们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却要我来实现你们的理想，我实现了你们的理想就失去了我的理想，到时候，你们高兴了，我得窝囊一辈子，我这一辈子是你们替我活呢还是我自己活呢？
顾大玉的道理一时还不太好驳。
老爷子在旁边插言，不管怎么说，你也不能跑！
顾大玉说，我不跑，你们能改主意吗？
看来顾大玉学习美术的决心已经坚不可摧，能有此勇气也让人佩服。但愿后头的晚辈不要学她，这招儿毕竟忒损。
这是前年高考的事，现在您一定以为我们家那位能折腾的孩子在西安大学里心满意足地学习美术专业，为她的理想实现而努力拼搏了吧。
错了！
接到录取通知的顾大玉并没有去报到，她说她又改主意了。
又是一场空前的，让人不堪回首的斗争。
如今我们家的顾大玉，在日本山口大学社会学专业学习，专攻《华严经》。
这世界让人越来越琢磨不透。
也许这是一块永远琢不出来的玉。
顾大玉：学画画是因为我想画漫画，我喜欢漫画。在日本从大人到小孩，都喜欢看漫画，现在中国有十二亿人口，爱看漫画的比例越来越大，再过几年，中国一定会拥有很大的漫画市场。
好的漫画书对青少年，对社会是都有好处的；而且漫画中的知识应该是丰富的，天文地理，风土人情，都包括在其中。为了能画出这样的漫画，我才决定去学社会学。因为绘画的技巧可以自己练，而这样的东西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却是要通过学习才能知道的。
由于家庭不同，性格不同，成长经历也不同，所以每个人走的道路也不同，我相信，并不是谁都会像我一样，要走“逃离”这条路，这并不是一条上好的路。我希望所有家庭的孩子和家长多有沟通，别像我们家似的，走过了，才明白……
我的父母都是很优秀的人，他们是很敬业、很善良、很普通、很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的爷爷也是很可爱、很传统的中国老人。他们组成了我们这个家，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
走出了中国，离开了家，我才深刻体会到了什么是“国、家”。
我爱国与家所包含的一切……
顾明耀：顾大玉在高考前夕的出走，直接原因是对高三的学习丧失信心，在考什么专业的问题上与父母有不同看法，而她自己又坚持自己的意见。
关于这次出走的原因，我问过顾大玉，她说，我想上美术类的大学，我不想学理工，也不想学文科，她说：“我要画画，我知道你们不会同意我的，所以我非出走不可。”
顾大玉上高三要分文理班的时候，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说，我建议你上理科班，第一，高中学的都是基础的东西，这些基础的东西应该扎实、应该全面掌握。第二，如果将来到外国去留学，高中的各门课都可能成为测试内容，现在不学好，将来肯定吃亏。第三，就她上的高中来看，当时理科班的学习气氛比文科班好，上理科班有利于培养自己的学习习惯。顾大玉接受了我的意见，上了理科班。但是由于她基础较差，又缺少坚忍不拔的毅力，缺乏迎着困难上的勇气，还由于交朋友、谈情说爱花去了大量精力，她渐渐地就跟不上了。本来，正确的做法是跟家长商量，跟老师商量，以求妥善解决，然而她却采取了离家出走的办法，使得高考协奏曲变成了杂乱荒唐的变奏。
我为什么不赞成顾大玉学美术呢？上音乐、美术等艺术类的专业要有天分，要有基础，而这两条顾大玉都不具备，如果依了她让她去学艺术类，她的路很可能越走越窄，甚至很难走下去。我的同窗好友李福根有个女儿叫李蕾，李蕾是上海复旦毕业生，现在在美国读研究生。李蕾说，您如果一时迁就顾大玉，很可能惹来她终生的埋怨，也许顾大玉认为可以不妨上艺术类弄个学历，将来干什么以后再说，这是很不可取的。是这样的，以我在大学搞了多年教育工作的体会，大学阶段的学习主要不是知识的学习，最重要的在于通过具体课程的学习，学习认识事物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学习差不多是通过什么课程都能进行的，唯独艺术类的学习有些不一样。前几天，我跟顾大玉谈了我的看法，她表示完全能理解。现在看来，如果在她高三的时候就让她理解这些，或许出走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所以问题的发生还是因为两代人之间的沟通不够。
我对顾大玉最不理解的就是动辄出走，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跟我说，她前几天又想出走来着。她一个人在日本的山口大学，她的一切行为完全自主，就这还想出走？我问她后来为什么没有出走？她说，反正我一个人，我走了，你们也不知道，也不找我，没意思。似乎她的出走，只相当于捉迷藏的游戏，我觉得孩子的出走，大概是以下几种思想支配下的行动：
1.想逃避现实，摆脱现状，一般发生在学习、生活遇到一些困难，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真正勇敢的人应该勇于承认现实，敢于直面现实，鼓起更大的勇气去克服困难，改变现状。
2.想“独立”，想“走自己的路”。按说这是一个好想法，任何一个家长，任何一个老师都期待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独立起来走自己的路。但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可以“独立”的能力呢？你所走的路是正路还是邪路呢，你所走的路每一步是否经过了细针密缕的计划呢？多问几个问题你就会发现，你的所谓独立，所谓走自己的路，不过是一种盲目冒险，其直接原因是未能正确估计自己，把自己的“计划”看得太高，对自己的能力估计得太高。
3.想看看家里怎么着急，然后提出“交换条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很小的小孩，出自想强烈表现自己的存在，有一两次这样的做法是不难理解的。广芩在《水下房上》里写了她躺在房上任家里人寻找，就是不吭声的心情，也属于这一类。而明确地以此为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就很不好了。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一种要挟，实际上是对父母对自己的真诚、无私的爱的亵渎、戏弄、恶用。
顾大玉跟我说的出走的事情有一点儿让我吃惊，她说，出走靠我一个人是很难实现的，每次都有朋友帮助，有的事先帮忙出主意，有的提供种种物质帮助。对于顾大玉的这些“铁哥们儿”，我想说两句话：一是感谢，毕竟在顾大玉最困惑的时候，他们给了她以温暖和关心；二是想请他们回过头想一想，光听顾大玉的一面之词就做结论是否草率了一些？帮助顾大玉出走是否就是最佳选择？为什么不能在两代人的互相理解上做点儿什么呢？话又说回来了，顾大玉当时是孩子，她的朋友当时也都是孩子，我们不能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我想，今天他们大概已经十分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