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戏，爱得如醉如痴。
这种爱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父亲有本叫《梦华琐簿》的书，闲时他常给我们讲那里面的事情，多是清末北京梨园行中的逸事，很有意思。我大约就是从这本书，从父亲那颇带表演意味的讲述中认识了京剧，迷上了京剧，同时，将那本书看作神奇得不得了的天下第一书。“文革”破四旧时，这本发黄的线书又被翻腾出来，我才知该书出自蕊珠旧史之手，知道“旧史”便是清末杨懋建氏。翻览全书，发现并无多少深刻内容，盖属笔记文学之类。文字也嫌粗糙肤浅，我遂明白，当初对它的崇拜，很多是因了父亲的缘故。
我的父亲在美院从事陶瓷美术的教学与研究，艺术造诣甚深。不惟画儿画得好，而且戏也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几重的四合院幽深幽深，晚饭后，父亲常坐在石榴树前拉胡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流畅，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家庭自乐班就此开场，热热闹闹一直唱到月上中天。我在其中充任裹乱的角色，所以不太受欢迎，往往开戏不久，就被母亲哄进屋去“睡觉”，声称晚上院里有狐仙，且以白胡子老头的形象出现，专跟小孩子过不去。躺在床上，听着外面悠扬的乐曲，我的心一阵阵发痒，以至怀疑父亲是为狐仙之化身，因了他的白胡子，因了他与兄长们的亲热——这不是跟我过不去嘛。
日常我最企盼的莫过于回姥姥家。姥姥家在北京朝阳门外坛口，那里有个剧场，经常轮换演出一些应时小戏。我常常跑到剧场后面，隔着门缝看一个名叫李玉茹的演员化装。现在看来，李玉茹不过是京郊戏班的一个普通旦角，但当时在我眼中却是辉煌至极、伟大至极的人物。开演前半小时，李玉茹来到后台，从画脸贴片子到上头面穿戏衣，我都看得特别仔细，想象那些东西装扮到自己身上也一定不会逊色，于是就有些莫名的嫉妒。后台门缝的宽度容不下一只眼，所以看李玉茹如同看今日之遮幅银幕，不过那银幕是竖着的，恰如徐悲鸿画的那幅“吹箫”写生画，细长的一条，大部分被黑遮盖着，给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遐想。一天奇热，后台的门大大地敞开了，整个后台连同李玉茹便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我面前，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全面、完整的李玉茹。那天她演的是《穆柯寨》里的穆桂英，一身锦靠扎得匀称利索，一对雉尾在头顶悠悠地颤，威风极了。李玉茹看了我一眼，使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看过我之后，她走到水池边朗朗吟道：“巾帼英雄女丈夫，胜似男儿盖世无；足下斜踏葵花镫，战马冲开摆阵图。”对李玉茹来说，这或许是上场前的情绪酝酿，或许是一般的发声练习，但我则认为她这一举止是专门为了我的，是专做给我一个人看的，我在门缝里向她张望了这许多时日，她自然是知道的。总之，为了她吟的那两句诗，我丢魂落魄般，整整激动了一天。后来我问父亲，全中国，戏唱得最好的是不是首推李玉茹。父亲说他不知道李玉茹，他只知道马连良、裘盛戎、叶盛兰、谭富英……这都是当今名角，他们合演的《群英会》是名副其实的“群英会”，集中国京剧艺术之大成，称得上千古绝唱。我问父亲喜欢谁，他说谭富英唱腔酣畅痛快，他喜欢谭富英。我说那我就当谭富英，何况这人的名字跟李玉茹一样的好听。父亲就教我唱谭富英的《捉放曹》，大意说三国时曹操刺杀董卓未遂，被下令捕拿，曹操行至中牟县被捕获。中牟县令陈宫私自将曹释放并与曹同逃。途中过吕伯奢家，承吕热情款待，曹却疑心吕要害他，杀死吕之全家，陈宫怨曹操心狠不仁，乘夜丢下曹操自己走去。父亲教的是陈宫见曹操杀死吕家数口后的大段唱词“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做差”。我唱不好，用父亲的话说是生吞活剥走过场，又说这两句西皮慢三眼并不是谁都能把谭老板那“云遮月”的韵味儿唱出来的，叶家门里除了老四，谁都不行。父亲说的老四是指我的四哥，四哥整大我二十四岁，我们都是属耗子的，性情上就有些贴近，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长得帅气，人也清高，三十多了，还没对象。老人们常为此事操心，我想，恐怕只有李玉茹那样的漂亮姐儿才配得上他。有一回他业余演出《四郎探母》，将演出剧照拿回家来让大伙看，母亲和大伯母举着照片细细地瞧，不是瞧四哥，是瞧他旁边坐着的铁镜公主，看“公主”跟“四郎”是否相配。两个老太太将“公主”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兄弟几人父母做甚问了个遍，听说“公主”尚待字闺中又穷追不舍，问是否有可能真嫁四郎成为叶家媳妇。四哥说那女的个儿太矮，穿着花盆底鞋还不及他的肩膀，母亲说个儿高了不好，女孩儿家大洋马似的看着不舒坦。四哥说那女的才十八，母亲不再吭声了。是啊，岁数太悬殊了过不到一块儿去怎么办？我为四哥感到遗憾，安慰他说我将来一定长得很高，陪他去唱铁镜公主一定很般配，他对母亲说，丫丫这模样演刘媒婆不用化妆。我不知刘媒婆为何许人，想必与父亲喜欢的谭富英、与我喜欢的李玉茹一样，是个姣美俊俏的花花娘子。
每日跟父亲学唱“听他言”，并自报家门系谭派正宗。逢到我唱，兄长们便撇嘴起哄，说刘媒婆的“痰”派的确唱得无与伦比，一遍跟一遍毫不相同，比天桥的绝活还绝。父亲的琴拉得很认真，托、随、领、带一丝不苟，并不因了我的稚嫩而稍有疏忽，我便也唱得极努力，信心不为兄长们的讽刺与挖苦所动，父亲说过，学戏与做人事理相通，凡事都得尽力，都得用心，不能投机取巧。
有一日随父母去吉祥剧院看戏，听说里面有谭富英，有刘媒婆，所以一整天都在盼着，不敢淘气，怕父母生气变卦而换了别的孩子。吉祥剧院在东安市场，老式的，我个子小，坐在椅子扶手上，垫着父亲的大衣，高出别人一头，就看得极其清楚。台上有花花绿绿的男女在转来转去，我果断地推定那个穿粉衣的喂鸡小姑娘为刘媒婆，父亲说小姑娘是《拾玉镯》里的孙玉娇，刘媒婆是那个脸上有黑痣穿肥短衫的。肥短衫是个又丑又老的婆儿，扯着公鸭嗓，挤眉弄眼很不中看。我很生气，敢情憧憬了许久的刘媒婆竟是这般嘴脸，当下我眼里便含了泪。第二折是《捉放曹》，一个戴黑胡子的男人出场，唱出我熟悉的“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我才知道这就是父亲喜欢的谭富英，数日来我效仿的竟不是什么美娘子而是这么个半大老头子，窝窝囊囊地追着个大白脸，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一个人站那里傻唱……现实与想象的错位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一种失望的悲哀终于使我失却了看下去的愿望，我将身子缩进座位，盖着大衣，在“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做差”的慢板中昏昏睡去……按说我的“戏剧生涯”到此该画个句号打住，孰料，一个出乎意料的转机将我对京剧的热爱推向了更新的高度。还是那天晚上，一阵紧锣密鼓将我催醒，直起身见台上一着白甲英俊男子正平地跃起，横身悬空又旋转落地，游龙似的洒脱，比穆桂英更有吸引力。我马上问这是谁。父亲说那是《长坂坡》里的赵云，独闯重围，单骑救主，是个了不得的英雄。我说我就当赵云了，再不更改。父亲说你怎么能当赵云？武生可是不好演的。看戏回来问遍兄长，果然无一人会演赵云，都说没那功夫。我很瞧不起他们，决定自己练，遂脱了小褂，掂来根扎枪，嘴里给自己打着家伙点儿，围着院里的金鱼缸跑开了圆场。不知是谁按下了快门，至今给这个家庭留下了一张小丫头光着膀子耍扎枪的照片。二十多年后，我领着还未成亲的爱人进门，便有好事者将此照片拿给他看，倒把他弄得很不好意思。
八九岁时，中国戏曲学校招生，我决计去报名。那时父亲已去世，便与母亲商量，她不答应，一气之下我在墙上拿大顶抗议，声称不答应就决不下来。母亲不睬我，也不让大家睬我，人们从我身边过来过去，任我头朝下用胳膊支撑着身体，竟没有一个肯为我说句话。我下不来台，开始寻事，喊着七哥的小名开骂。七哥过来，揪着我的两腿把我摔在砖地上，使我一颗门牙脱落，我号啕不止，扯住老七让赔牙。母亲说我们不懂事，她一个寡妇拉扯我们已经很不容易，我们却还要这样让她为难，说着掉下了眼泪，七哥在母亲的泪中认了错，我也在母亲的泪水中绝了唱戏的念头。这一念之差是否使中国京剧界失了一个角儿，我不知道。
“文革”时都唱样板戏，我也进了文艺宣传队，人们赞赏我这一口脆亮京白，就让我演阿庆嫂。有小时的戏曲功底，演阿庆嫂也没费多大力气，那大段的二黄慢板“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唱下来也很自如，自我感觉颇为不错。给兄长们写信，告知演阿庆嫂的事，以期得到祝贺，然而却如同当年在墙上拿大顶一样，没得到一个人的反响。演出在即，队长找我谈话，说让我演沙奶奶，将阿庆嫂角色交一王姓女子担任。王系广西人，说话带有明显的嘶嘶腔，而且台形也略显粗短，与阿庆嫂形象相差甚远。我谈了自己看法，队长似无商量余地，我则只好由青衣改唱老旦。临上戏前，队长又让我改演革命群众，即初场迎接伤病员，末场迎接新四军……后来，我得知这一串的更改是因了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时，我便离开了宣传队，自此再不唱戏，连口也懒得张了，紧接着是一场大病，嗓音被彻底摧毁，由此唱戏的一颗心终究是冷了。
转眼年已不惑，一切也都看得开了。现今五彩缤纷的舞台和电视屏幕较几十年前丰富多了。我的女儿当然再不会出现当年刘媒婆、谭富英一类的错位，这个追星族所追的星星也已不是她母亲当年推崇的穆桂英与赵云，而变作郭富城、张学友之类。其热烈程度较我有过之无不及。我还是爱看戏，爱看谭富英、梅兰芳后代传人们演的戏，从那些艺术家的精湛表演中，体味到中国古老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体味到昔日无数个甜酸苦涩的梦。
前不久，有人说我长得与某历史人物相像，就有人想邀我去演电视剧。照例写信给诸兄长，征求意见，哥哥们的回信如出一辙，均持反对态度。我亦就此罢休。
我的家庭使我认识了戏，爱上了戏，却又阻碍了我与它的亲近，有时把我推入很尴尬的境地。遂得出结论：此生与戏无缘。
附录：关于散文《戏缘》的信
广芩六妹：
旬前曾挂寄一函想已收见。
前晚中央台“子夜星河”节目中听到朗诵你的《戏缘》散文。文章平铺直叙，淡雅宜人，夜静沉思，往事历历如绘，读来不禁让人留恋于大家庭生活的许多乐事而神往游之。《戏缘》中有的情节略需告知，如提到我唱《四郎探母》一折，是我在北京农业大学工作时期的事情，不是在故宫时期。我最崇拜余叔岩，其次是他的女弟子孟小冬与私淑弟子杨宝森的唱腔，我首次登台是1950年为“抗美援朝”捐款，与老清华大学同来农大的一级教授刘崇乐先生的夫人顾女士合演“坐宫”。顾女士是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的侄女，年逾五旬，那时我只有二十余岁。当时有人向她开玩笑说：“你哪里找来的小女婿？”那次三次获得满堂彩，首座票价五万元（旧币），卖给校长，为的是校长带头捐款，给我印象殊深。事后，那位演铁镜公主的教授夫人来到咱们家，主要是想看看“家境如何”，要介绍她的表侄女（清代大臣、状元孙家鼐之后）给我。我看了那姑娘的照片，倒是“富贵人家”养成的胖女子，只因其学历只有高中毕业，上海虽有房产，但非我的志愿，更不想移居南方，因此谢绝。戏照只有一张，为刚由美国归来的副教授罗君用彩色幻灯片代拍，见所未见，华丽可喜。想不到“文革”的浩劫，这张幻灯片的主人罗君竟被逼得上吊自杀。而那位刘教授在“云南科学院院长”任内也被斗而死，夫人自然也难逃不幸。五十年代，每逢年节都要彩唱登台。共有十来次，演过《捉放曹》《空城计》《乌盆记》《武家坡》《群英会》等。与我同台演出的很多同事和好友们至今所剩无几，台下的观众们自然也是纷纷过世了。至于你在《戏缘》文中提到所看的照片，是1958年与一个中学生临时凑在一起的，事先未见过，事后各自东西。这种“逢场作戏”的情景，在票友间屡见不鲜，然而也可借以说明人生的某些偶然现象与处世之道。我在故宫工作期间，由于缺少京剧活动机会，虽有个别京剧爱好者，如电视中常见的朱家缙（乃清代世家子弟也），与梨园界时常往来，但嗓音、做功都太一般，从未登台演唱过，虽与我相识，而不谈此调。10月15日他（朱家缙）也死了……至今不觉半世纪过去，偶然能在美院晚会或宴会中唱上几句，并不过瘾，也同你一样，竟与京剧失去了“缘分”。
咱们家，从父辈到弟兄们，谁都能唱几折，晚饭后家中“开戏”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家中使用的一套锣鼓家伙是“富连成”的主人叶春善代为选购的，叶春善是著名京剧艺术家叶盛兰的父亲，叶少兰的祖父。这套家伙，当年清华大学、农业大学也曾拿去用过，我还记得，“文革”中被你拿到废品收购站，按废铜烂铁卖了十四块钱……现在只剩了一个鼓，搬家时我没舍得扔，把它从四合院带到了方庄高层公寓，在阳台的杂物中堆着，已经破了。你四嫂嫌占地方，嫌乱，让我处置了这“永远没用的东西”，我还是舍不得……我当时搜集的二百多张老京剧唱片：都被扫“四旧”砸碎，成了垃圾。如今，重又拥有百来盒录音带与百来盒录像带以及数千VCD，虽堪欣赏，却又年老体衰，不仅无力高歌，而且也懒得常听常看，空放在一边，成了摆设。加以知音者稀，能有共同语言的亲友们相继离世，晚辈中也未见一个能继承我这方面爱好与研究的“苗子”。孤独、寂寞之余，才发现你幼年时也有过共同爱好，被我长期忽略了。听你四姐说，你在文代会上向李维康说过“悔未当初学京剧，她反为你成作家而庆幸”之类的话，李维康的扮相与唱功在目前都是一流的，我则认为，艺不压身、相辅相成的俗语是有道理的。例如，梅兰芳与程砚秋不仅堪称“京剧大师”，他们在书画方面也下过功夫，并且有作品传世，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乃至一句唱腔，都体现出书画的抑扬顿挫和结体神韵。我的受业恩师章草大师罗复堪先生，其兄罗瘿公人所共知是程砚秋的老师。老舍先生善唱老旦，俞平伯先生爱唱昆曲，俞家与我们家是邻居，他的父亲与咱们的大伯父是至交，俞平伯先生的妻兄许雨香先生当年是我在北大文学院的昆曲老师。我的陶瓷老师陈万里先生早年在北大也爱唱昆曲，《鲁迅全集》内有讽刺他的言语。他的摄影功夫与台静农先生齐名，可惜“文革”中去世。恭亲王之孙溥心畲先生与我们有通家之好，在咱们家的正屋，我当着父辈的面，正式磕头拜师，向他学字画。溥心畲先生也爱唱老旦，并能自己弹弦子，唱自作的“牌子曲”。有一次他临时借住在肃王府，我到王府去看他，他正为单弦演员伴奏，演唱的就是他的作品，后来我写了一篇记事，刊在《燕都》杂志上。溥心畲与张大千齐名，而文雅过之，诗词歌赋书画，无一不精，可惜死在台湾。他一度流寓日本，与日妻生有一子，现居美国，在彼经商。1998年，我赴美参展《满族书画》，即住在他家。
许多文人墨客多爱听爱唱京剧，这说明文学与戏曲艺术间及其他艺术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我还想建议你在练习书法之外，再“复活”你幼年爱好的京剧艺术，将来进可有助于写作，退可有利于健康。古来书画家多长寿，名演员如谭鑫培及其孙谭富英年逾古稀；清末名家孙菊仙、程继仙都年过九旬，仍能登台演唱；现今也有一些名角年至耄耋仍然精神矍铄。
原想给你写些“书法要诀”，恐冗长邮寄不便，本已找出“劫后余烬”的家藏碑帖《宋拓褚河南（遂良原籍，故以尊称）雁塔圣教序》石印本一册，如你找不到好印本，准备下次随我写的“纳兰词”一并付邮寄去如何？
匆匆顺问
近祺！
四哥 民
2003年12月
注：本文作者为叶广芩四兄，离休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教授、著名陶瓷专家，著有《中国陶瓷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