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数封大伯的信件。每封家书，大伯都以“亲爱的锦祥胞弟”开头。父亲是极为细心的人，重要信件常会先打草稿，有些草稿会随回信一起存留，这就使得父亲自己的文字也保留下一些，“敬爱的尔文胞兄”，是父亲对大伯一以贯之的尊称。
父亲生长在上海浦东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奶奶一辈子生育过六男六女，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十二个子女存活下来八个，大伯和父亲是仅存的两个男孩，自然备受呵护。大伯年长父亲五岁，让长子成才是那个年代整个家族的梦想，在乡下务农的爷爷奶奶勉力培养大伯读至大学毕业，相当不易。待大伯能在社会立足，父亲的读书费用便全由大伯负担。可惜由于战乱，父亲未能读完大学就被迫辍学。
大伯并未辜负长辈期待，成为颇有成就的建筑设计师，在2003年致父亲的家书中，他这样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在基点之上人分三类，一般努力，比较努力，很努力。”大伯显然把自己归于“很努力”的那种。他说：“我自幼树立正确人生观，在每个环节上都是努力争取做得完胜，这是能在一生工作上基本成功的所在。”大伯本名锦堂，大学毕业后考取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建筑师事务所并出国工作，在国外时为交往方便，改名尔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伯“思念家人父母，毅然回国”（大伯家书）。解放后进入华东设计院直到退休。他的“最后两个设计作品是苏州南林宾馆和上海南京路海仓宾馆，都得到了好评”（大伯家书）。
父亲早期跟随大伯工作历练，在日记中用“恩情难忘，终身铭记”八个字形容胞兄的照顾和培养。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开始独自一人到北京工作，不久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人诬陷被打成“老虎”，关押在一处荒弃的校园，日夜审讯，强令交代“贪污罪行”。一夜，刚刚结束审讯，忽又从床上提起，一队“老虎”用绳子捆好被人押到室外，在漆黑夜色中游走，说是要上“刑场”。惊慌的一队人被牵着转了近两小时，魂飞魄散之后再被押回。年轻的父亲此前一直在大伯的羽翼保护下，何曾遭遇如此险恶？消息传到上海家中，母亲正带着年幼的子女，急切中跑到大伯那里讨主意。大伯二话不说，当即让大伯母将她的金银首饰全数拿出，说救弟弟要紧，有天大的事等人出来再说。
母亲将我们托付给爷爷奶奶，独自怀揣着自家房契和大伯母的金银首饰到了北京，用这些东西换回了父亲的自由。清白的父亲自然不服，反复申诉后事情终于查清，确是有人诬告，真正的“老虎”被绳之以法，房契及大伯母的金银首饰被原样退还。这似乎是个喜剧的结尾，却给父亲的精神造成无法愈合的创伤。父亲生前多次忆起这段经历，感念大伯无私的救助，晚年更常常怀念儿时与大伯相处的快乐时光。
2008年春，那时母亲已去世一年，大伯在信中平静地谈到了生死，他说：“人生是到了最后的阶段，过去到现在正在眼前，未知以后如何难测，百岁的人总是少数。”这是大伯给父亲的最后一封家书，而父亲在回信中则对大伯说：“感慨归感慨，还望多保重。”
2009年春，多年一直在京的父亲无法排遣对上海亲人的思念，不顾子女的强烈反对，坚决要去探亲。其实大伯已是九十开外的高龄，身患多种疾病；而父亲几年来也多次住进医院，所谓“风烛残年”。父亲到达上海的时候，大伯正住在医院，耳朵全聋，听不到任何声音，而父亲也要借助助听器才能勉强听得到一两句话。当年那个处处呵护胞弟的大哥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耄耋之年的兄弟俩没有任何言语，只是相对微笑，用点头和目光表达着彼此的情意。对于这次见面，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次去上海探亲，自己尚可缓步走路，但时常鼻子过敏流涕。遗憾的是尔文大哥身体不佳，七种病缠身，5月10日那天，我差不多半天多给大哥按摩，手、足、腹、面孔等，强作笑脸。临分手时，忍不住悲哭而别！”
这就是兄弟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晚年的父亲每逢年节前都会给大伯一家写信问候，并寄一点钱表达心意。他的这些信件不少都留有底稿。他记下的最后一笔汇款在2012年1月，就在这个月，他所尊敬的大嫂去世，不到一个月后，“敬爱的尔文胞兄”也撒手人寰。因父亲那时已极度虚弱，怕他伤心过度，只将大伯母去世的消息告知，也就是说，父亲生前并不知“敬爱的胞兄”已先他离去，还常以“敬爱的胞兄尚高寿在世”引为自慰。
父亲是与大伯同一年离世的，直到最后都对大伯怀着深深的眷恋。日记中有不少地方记述他对大伯的牵挂，他“常在梦中与之相会，醒来后辗转反侧，再难入眠”。
血浓于水，这就是同胞手足之情，恐怕是当代的独生子女们很难体会的。而在互联网时代，电话、视频、微信等早已取代了家书，即使是亲人间的联络也不用那些贴着邮票的信件了。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于我而言，父辈这些手写的家书弥足珍贵，我会永久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