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是一条农村常见的土狗，长长的鼻子，体态高大，除了肚皮是白的，毛茸茸的尾巴尖上一点白色，周身覆盖着亮滑的黄色，因此取名“大黄”。
我当作家以后，仍然长期住在榆次锦纶厂。我习惯上午和晚上写作，午睡后通常会和妻子出门散步。从厂区宿舍向东是条土路，种满庄稼。沿土路走约半小时，就到了一个高高的土崖。夏天崖边开满各色野花，秋天则长满酸枣、蒿草，下面的沟里芦花飘荡，是我喜欢的景色。
由于挨着工厂，路边的农田开始有了农家，大黄就是这家人家的看家狗。大黄很尽责，每见有人走过，就警惕地吠叫。一个女人会出来将大黄喝住。这时，我们就停下来和女人聊聊天，问问地里的收成，家中的情况。一来二去，看到我们和主人熟了，大黄不再吠叫，有时还会遛遛达达跟在身后陪我们走上一截。
别看大黄样子威猛，但性情温驯，跑起来时毛蓬蓬的尾巴向上竖起，像摇摇摆摆的旗帜，一闪一闪的白尾巴尖尤其招人喜爱。再散步时，我们会给它带些吃的。那些年人们还不讲究吃棒骨，几毛钱一斤。我们煮熟后将肉剔掉，骨头就是大黄的美食。
大黄是个聪明的家伙，很快掌握了我们的行动规律。每天下午，它会老老实实趴在柴房顶，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只要我们走近，哪怕还差着几十米的距离，大黄就会一跃而下冲过来，一边小声哼哼着，一边不停地摇着尾巴。
我们并不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往前走，大黄也不着急，不紧不慢跟在后面。有时也会快走几步，回过身来在前面等着。
这样遛上二里多地，上到离土崖不远的高坡。等我们在废弃的水渠边坐下，大黄会立刻凑过来坐在跟前，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有时会故意逗逗它，然后打开纸包（那年头还不时兴塑料袋），拿出骨头一块块丢给它。大黄吃骨头叫我领教了狗牙的厉害，无论多么粗大的棒骨，大黄叼在嘴里，三下两下，只听得嘁里咔嚓，瞬间就化为细渣。
每天喂大黄，成为散步中的一个节目。大黄吃得很享受，我们喂得也很享受。
大黄吃完了，我和妻子还会在渠边坐一会儿，然后起身朝远处走。当我们坐着说话时，大黄会很安静地卧在一边；当我们起身时，大黄就会摇着尾巴跑前跑后。但大黄从不跑远，每当我们下到沟底或者走得更远时，它会停下来站在崖边看着，不再往前跟。等我们返回时，它还会等在那里，再一路跟我们到它家的小院。
那年春天我回北京开会，又随作家代表团去美国一个月，前前后后走了两个月的光景。再回来时已是夏天。我和妻子照例在午后散步，一路上还议论着，两个月不见，不知大黄是否还记得我们？
离柴房还有七八十米时，突然听得一声响亮的犬吠，只见大黄从柴房顶腾空跃下，瞬间冲到跟前，摇着尾巴汪汪地叫个不停，显然十分兴奋。我们忙打开纸包，想喂它吃食，大黄并不响应，径步向前走着，走几步就停下来，回过头小声叫着，并用鼻子示意我们跟上。这样走了一段，大黄突然拐弯，带我们进了主人家的小院。我们好奇地跟上，大黄又将我们带进一个简陋的小屋。靠墙一个大纸箱，里面卧着四只还未满月的小狗。小狗肉团团的，煞是可爱。好个仁义的大黄，竟带着我们来看它的孩子。女人闻声跟进来，边笑边拍手：“哎呀呀，新鲜事！大黄从不让生人看它的娃，这是头一次领人进来。”
次年春天我又一次回京，再回来时遛上那条小路，出乎意料的，大黄并没有在那里等候。寻到那户人家，女人正在洗衣服，说大黄误吃了田里的农药，和它的几个娃娃在半个月前都被药死了。
我和妻子相对无言。之后我们仍然每天散步，常常会想起大黄。没有了大黄相伴，那条小路少了许多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