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漫游随录》里的《香海羁踪》记他一八六二年初来香港的心情，说是"翌日午后抵香港，山重赭而水泥域，人民椎鲁，语言侏亻离，乍至几不可耐"。后来虽然一居在山腰，多植榕树，窗外芭蕉数本，嫩绿可爱"，还是不很习惯，常常思乡；夜里写家书的时侯，"隔墙总有曳胡琴唱歌者，响可遏云。异方之乐，只令人悲"！他说"悲"，想家固然是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王韬当时因为"上书太平军"而被清政府指为"通贼"，要逮捕他，于是仓促逃亡香港，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到了他协助英华院院长理雅各翻译多种中国经典，又接触西方文化知识，生活工作渐渐安心，心情慢慢好起来，在香港一住竟五年多。王韬欧游两年后再回香港，不但编著了《普法战纪》十四卷，还集资买下了英华书院印刷设备，组织中华印务总局，最后创办《循环日报》，每天在报上首栏发表社论，大大出名；当年"乍至几不可耐"的心情，想必已消散得干干净净了。
喜不喜欢一个地方，要看住在这地方期间，是不是生活安定，见闻增加，工作满意。读书人尤其注重这三样。有了这三样，心情一定比较好，不太惬意的身边琐事，也比较容易忍受，而且往往从此不希望环境改变。有人说，牵挂香港现状改变的，泰半是些生活安定的香港人，实在不无道理。要王韬离开香港再回中土去尝"天谗司命，语祸切身，文字之祟，中或有鬼"的滋味，他未必愿意。但是，王韬眷恋祖国之心始终未变，他盼望中国"尽用泰西之所长"，变法图强，但不致以盲目崇洋、媚洋；还认为"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在英国，他羡慕的是英国人的"实学"精神和制度；对中国，他期望的是经济建设；"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伦敦画馆请他摄影留念，他在像后题的律诗有一联是："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虽然不是什么佳句，气节是有的。
钟叔河替王韬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写了一篇《曾经沧海，放眼全球》，提到王韬在英国写信给妻兄杨醒通历述一生思想变化一事。近百年来，中国读书人既受西洋学术科技的冲击，深明民富国强的好处，却因政治制度一直没能上轨道，自己也不容易出为世用，终于经常从正统文化的堂奥上溜到边厢里或后花园中去落拓不羁，老舍不得"狂生"意识。这些人，说他们怯懦，实在又极执著；钟叔河说："沧海归来的王韬，已经由一个风流自赏的唐伯虎，变成了忧国忧时的魏默深"，想来跟执著的性情不无关系。
中国读书人里，做官的另有窍门，姑不论；"屏括帖而弗事，弃诸生而不淡"的，一生成熟过程不出四五个转捩点，跟王韬很像：年轻时，"思得一通籍，博庭内欢，他非所知耳！"出外谋生，则"但求得五百金，可作归耕计"，事业还不长根的时候，难免"征逐之游"，"直作信陵醇酒妇人想"；见到同辈中人窜了起来，心中一慌，就会"再变而为名利"，"妄欲以虚名动世"，最后人到中年，心事似酒，乃悟到"士生于世，当不徒以文章自见"，转而讲求经世致用之道，"所望者中外辑和，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
不从政的书生，对社会国家没什么大利，也没有什么大害；能够在一碗苦药里发挥点甘草的作用，算不错；万一有人故意要那碗药苦得喝不下去，那也没话说。王韬的妻儿老小当时都在太平军治下，说王韬上书太平军所求不外平安二字，可能也是实情。据说，曾国藩李鸿章一度都想招致他，但清廷还是把他当"废人"，"不果行"。销案后，王韬居然回上海终老，这也见出他的"书生本色"。既是书生，王韬一生论政是不是足以代表"民意"，很难说：字字都是他"心情"的写照例是真的。通常是有了官意才有民意。街道两旁植树以绿化市容，是官意；人民喜欢，则成民意；万一人民"几不可耐"，就不是民意了。"居在山腰"，看到"窗外芭蕉数本"而觉得"嫩绿可爱"，则既不是民意也不是官意，是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