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朋友谈天谈起徐汗先生的小说j谈起徐先生过世四年多了，谈起我没有写过纪念徐先生的文章。我说我尊敬的好几位前辈先后过世，我都写不出悼念文章。悼念文章不容易写；天下好文章都要有布局，一有布局，难免都有点造作，有点假；说文章写得一真"，写得"情见乎词"，其实意思是说文章布局好，假得好，造作得好，弄假成真。悼念的心情是真的，写出来恐怕失去真情，只剩美好得太厉害的词藻，那就不好了。
我很清楚怎么样写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自己写文章一向求好求精，真怕为了"练"出一篇上好的悼念文章，自己对死者的真感情都给"练"死了。生平最怕读一些故意放下许多感情进去写的文章。感情真那么多、那么容易流露出来，这世界一定单纯得多了。写文章是智力的活动，不可太动感情；动了太多感情就不该写文章。我写文章一向冷静、用功，很辛苦；悼念一个人的时候很难同时冷静用功的去做这样辛苦的工作。
徐先生过世四年多了，"悼念"他的心情早已经平静下来了，剩下的是偶然对他的怀念。一悼念"是动态的；"怀念"是静态的。朋友交往好像也有动态静态之分；我和徐先生交往是"静态"的。
二
六十年代末期徐先生办《笔端》，我投了一篇稿子去，他来信约见面。第一次见面没谈什么，只记得他说杂志计划分期评介几位英美作家，要我试写一写。我当时没有固定职业，经济负担又重，一口答应他。这以后，我大概给《笔端》写了好几篇东西；徐先生很了解我，又介绍我在一家报纸上翻译小说，天天连载，增加收入。我们成了可以谈天的朋友。
有一次跟徐先生见面吃晚饭，他穿一件黑衬衫，打一条白领带，整齐、考究极了，我竟无端起想毛姆和毛姆的小说。徐先生小说的文字欧化得很流畅，很有风格；人物的意识形态也不带什么中国传统味道，动作、感情都有几分洋味儿；他写小说又喜欢用第一人称，读起来更像毛姆。那天我故意跟徐先生大谈毛姆，徐先生听了说：
"毛姆的东西我看得不多！"
说得实在技巧。徐先生的《江湖行》是很有中国乡土味道的小说。Lord David Cecil说毛姆的短篇小说都是很有功力的"故事"，可是毛姆的创作想像力平平无奇，因此，毛姆始终不能运用自己的生活体验把读者带进一个"特殊的世界"里去。哈代笔下的Dorset村很像Dorset村，甚至比真的还要真；珍·奥斯汀写宴会漂亮得像一场真的宴会，可是完全是从作者眼中的宴会写宴会，所以比真宴会多了许多东西。徐先生的创作想像力可能不比毛姆高许多，但是，徐先生把眼中看到的中国社会中国人物想像成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社会中国人物，他笔下的故事总是浮现出一种奇异的气氛，把中国读者带进一个"特殊的世界"里去。于是，在中国，一九四三年是徐汗年。《江湖行》的文字虽然干净，故事虽然动人，但是，徐汗在这本书里遗失了使徐汗成功的徐汗：徐汗走出了徐汗的天地，却找不到徐汗自己。可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徐汗"的，仍然是《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吉普赛的诱惑》、《鬼恋》、《风萧萧》、《盲恋》等代表徐泽特殊的、西化的创作想像力的作品。
作家不要轻易走出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天地。《江湖行》没有毁掉徐先生的既定地位，《江湖行》也没有提升徐先生的既定地位：《江湖行》成了徐的私生子，成了一本寂寞的书。
三
说寂寞，徐先生是很寂寞的。他从来不"老"，可是他很"旧"，"旧"得很有趣，像一个堆满旧钢笔、旧信封、旧钱包、旧护照、旧打火机、旧照片的抽屉。他不太给人打电话，有事宁愿写信；长信短信都写得很清雅。喜欢用闲章，信纸上盖一枚"三不足斋"的红印。他当然不用原子笔，对钢笔笔头尤其挑剔，不然也不会画出那么别致的签名，他喜欢给自己的书设计封面，用亲笔抄写制版的"画眉篇"衬底。他写白话诗绝不辛苦，但读来有诗的味道，即使不分行也读得出是诗。他写的英文字很像欧洲文人的笔法，笔头粗，字形挺直，字体幼小，连着写几行特别好看。
徐先生心情既然那么"旧"，晚年写的"忆人念事"文章越发清淡得到家。我总觉得他应该住在巴黎的旧客栈里，上半天躲在房间里写东西，中午到附近酒馆吃午馆，回去睡午觉，傍晚出去喝一杯开胃酒，吃晚饭，然后去听音乐，看歌剧，跟朋友在咖啡馆里聊天聊到半夜……徐先生是典型的老作家，很private，很喜欢打开窗子让街上的寂寞飘进自己的房间里来。徐先生的寂寞是他给他的人生刻意安排的一个情节，一个布局，结果弄假成真，很有感染力，像他的小说。作家是需要寂寞的滋润的：徐先生舍不得清理满抽屉的旧东西；这些东西现在是买不到了，也没人买。作家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