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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阳《狱中上梁王书》赏析

作者:张易萱  时间:2023-02-14 17:00:08

狱中上梁王书

邹阳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语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颈,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

苏秦相燕,人恶之于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壁。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者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身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缪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

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为比也。

是以圣王觉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悦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仇,疆霸诸侯;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嘉于心,此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彊天下,而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霸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隳肝胆,施厚德,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柢足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之说,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拘挛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沉于谄谀之辞,牵于帷墙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砥砺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诱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谗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译文

我听说“忠心的人无不得到好的报答,诚信的人不会遭到怀疑”,我平常认为这说法是对的,现在才明白这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从前荆轲爱慕燕太子丹的义气,准备替他去刺杀秦王的时候,天上白虹贯穿太阳,而太子丹还害怕他不想去;卫先生为秦王谋划乘长平之捷一举灭赵,天上太白金星掩蔽了昴星,秦昭王却还要怀疑他。荆轲、卫先生的精诚之心感动天地,使得天上出现了异常现象,可是燕太子丹和秦昭王却不理解,这难道不使人伤心吗!现在我竭尽忠诚,把我的主张全说出来,希望你能了解,可你身边的人不明白我的用心,结果让我去接受官吏的审讯,被世人怀疑。这就是即令荆轲、卫先生复活,而燕太子丹、秦昭王还是会不理解他们的事情啊。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一下。

从前玉人卞和献宝,楚王砍掉他的脚;李斯竭尽忠心,胡亥却把他处以极刑。因此箕子假装发疯,接舆隐居不仕,都是害怕遇到这种祸患。希望大王考虑一下玉人卞和与李斯的本意,去掉楚王、胡亥那样的偏听偏信,不要让我被箕子、接舆讥笑。我听说比干被纣王剜出了心肝,伍子胥的尸体被吴王装进皮口袋抛进了江中,我起初不相信,现在才明白真有这种事。希望大王仔细考虑,对我稍加怜惜吧。

俗话说:“有的人从初相识到头发白了还像刚认识一样;有的人在路上碰见,停车交谈,就像老朋友一般。”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彼此了解和不了解的缘故。所以樊於期从秦国逃到燕国,把自己的头交给荆轲,让他去完成替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任务;王奢离开齐国到魏国,登城自刎,为的是使齐国退兵,保全魏国。王奢、樊於期对于齐王、秦王来说,并不是新交,对于燕太子丹和魏王来说,也不是老朋友,他们离开齐、秦二国,为燕太子丹和魏王而死的原因,在于这种行动合乎他们的志向,和他们无限向往义气的本性。因此苏秦对天下的人不讲信用,而对燕国却像尾生那样讲究信用;白圭在战争中丢掉了中山国六座城池,却为魏文侯攻取了中山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君臣之间确实相互了解啊。

苏秦在燕国作相,有人在燕王面前说他的坏话,燕王按着剑发脾气,还把的肉赏给他吃;白圭在中山国地位显贵,有人在魏文侯面前说他的坏话,文侯却赏给白圭夜光璧。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两位君主和两位臣子,披肝沥胆,相互信任,哪里会因为一些没有根据的言论而改变看法呢?所以女子无论美丑,一进皇宫就受人嫉妒;做官的人无论是贤还是不贤,一提拔到朝廷也受到别人的非议。从前司马喜在宋国受刑,被削掉了膝盖骨,最后在中山国做了丞相;范雎在魏国被打断了肋骨、敲断了牙齿,最后封为应侯。这两个人都相信势在必行的计谋,抛弃朋党间的私情,坚持孤介独立的处世原则,所以他们不可避免遭到一些人的嫉妒。因此申徒狄自沉于雍州河中,徐衍背着石头自沉入海,他们不被世人所容,坚持正义,并不随随便便在朝廷结党,用来改变君主的想法。所以百里奚在路上要饭,秦穆公把国政委托给他;宁戚在车下喂牛,而齐桓公却委任他处理国事。这两个人哪里是素来就在朝廷做官,靠着身边人的赞美,然后才得到两位君主的任用呢?他们是和君主心心相印,行为相合,象胶漆一样坚固,兄弟都不能离间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难道众人的言辞能使他们生疑吗!

所以听信片面的言辞就会出现坏事,单单信任一个人就会出乱子。从前鲁国君主听信季孙的说法赶走了孔子,宋国君主相信子冉的计谋囚禁了墨翟。凭着孔子、墨翟那样的辩才,却不能避免谗言和阿谀之辞的陷害,而二国因此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众人的议论可以熔化金属,各种诽谤积在一起能够毁掉骨肉之亲。因此秦国任用戎人由余,却在中国称霸;齐国任用越人子臧,而使齐威王、齐宣王强大起来。这两国的君主哪里受到过世俗的约束、世人的牵制和那些没有根据的片面之词的束缚呢?他们公正地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事物,在当时以明察著称。所以心意相合就是远在胡、越的人也可以成为亲兄弟,由余、子臧的遭遇就是这样的例子;心意不合即使是骨肉亲戚,也要成为仇敌,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这样的例子。现在君主如果确实能像齐国、秦国君主那样明察事物,而不像宋国、鲁国君主那样偏听偏信,那么五位霸主也不够格和他相比,而要成为三王那样的君主却很容易了。

因此周武王觉悟了,抛弃了子之那样的“忠心”,而不喜欢田常那样的“贤人”,封赏比干的后人,为被纣王剖腹的孕妇修墓,所以他的功业覆盖天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想做好事的愿望没有止境。晋文公亲近往日的仇人,却能在诸侯国中称霸;齐桓公任用他往日的仇人,却匡正了天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确实具备仁慈诚恳的心意,这种心情不能用空话来代替。

至于那秦王采用商鞅的办法,向东削弱韩、魏的力量,很快成了天下的强国,可是最后却对商鞅施以车裂的酷刑;越王采用文种大夫的谋略,擒捉强大的吴王而在中国称霸,竟杀掉了文种。因此孙叔敖三次免掉相位而不后悔,於陵子仲辞去三公的高位,替人去浇灌菜园。现在君主确实能除去骄傲的心情,怀有可以使人报答的心意,披露心腹,情真意实,披肝沥胆,厚施恩惠,始终和人同甘共苦,对人毫不吝啬,那么桀的狗也可以让它去吠尧,柳下跖的门客可以让他去刺杀许由。何况还凭着君主的权势,借着圣王的能力呢?这样,那么荆轲刺秦王,听凭秦王诛杀他的七族,要离为了谋杀庆忌而情愿烧死妻子儿女,哪还值得向大王一提呢?

我听说把明月珠、夜光璧,在路上暗中投掷给人,众人没有谁不按着剑斜眼相看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宝贝无缘无故地抛到了人们面前。弯屈的树根,盘绕曲折,而被君主器重,是因为他身边的人先把它雕刻装饰好了。所以无缘无故地抛到人的面前,即使抛出的是隋侯珠、和氏璧,只能结下怨仇,却不会得到感激。所以有人先介绍、赞扬一番,那么即使是枯木朽株,也会建立功业而不被人忘记。现在天下那些出身庶民、处于穷困境遇中的士人,他们家境贫寒、地位卑贱,即使具备尧舜的治国策略,有伊尹、管仲那样的辩才,怀抱龙逢、比干那样的心意,想要尽忠于当世的君主,可是没有象树根那样经过雕刻装饰,即使用尽精力,想在当代君主面前表白忠心,要辅佐君主治理天下,那君主一定会用按着剑斜眼相看的老办法对待他们。这样就使那些出身庶民的士人,不能发挥出枯木朽株那样的作用了。

因此圣王统治天下,应象陶工摆动转轮一样独有主张,而不受到卑下言辞的牵制,不因为众人的议论而改变主意。秦始皇相信了中庶子蒙嘉的话,信任荆轲,可是匕首却暗中投过来了;周文王在泾、渭一带狩猎,和吕尚一同坐车回来,却在天下称王。秦王相信身边人的话使得国家灭亡,周文王任用偶然相识的人而称王天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周文王能超出那些固执意见的干扰,抛弃不受约束的议论,独自采用光明正大的主张。现在君主沉溺在奉承话中,受到帷墙内近臣妻妾的制约,使那些不受羁绊的人才和牛马同槽共食,这正是鲍焦对时政感到愤怒而不留恋人世的富贵的原因。

我听说穿戴得整整齐齐进入朝廷的人,不会用他的私心去玷污道义;修身立名的人,不会因为贪利而去伤害他的品行。所以听说里弄名叫“胜母”,曾子就不进去;听说城名“朝歌”,墨子便掉转行车的方向。现在想使天下气度宽宏的人士,受到威重权力的笼络,受到高贵势力地位的胁迫,转过脸来,改变节操、玷污品行,来侍奉进谗献谀的人,求得亲近君主的机会,那士人只有隐伏在岩洞水泽而死,哪里会有人到宫廷来尽忠守信呢?

作者介绍

邹阳(约前206—前129),西汉散文家。齐人。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门客,以文辩著名于世。吴王阴谋叛乱,邹阳上书谏止,吴王不听,因此与枚乘、严忌等离吴去梁,为景帝少弟梁孝王门客。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后被人诬陷入狱,险被处死。他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迹。梁孝王见书大悦,立命释放,并尊为上客。

邹阳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又《西京杂记》录有他的《酒赋》、《几赋》,不可信。从《上书吴王》可以看出邹阳是一个有志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在政治主张上与贾谊、晁错有一致的地方。《于狱中上书自明》,情意恳切,在哀婉悲叹之中包含着激愤感慨。文中反复征引史实,词采华丽,多用排偶,有战国策士说辞气味。《汉书·艺文志》可能即因此把邹阳列入纵横家。

邹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的时期。承秦之衰,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刘汉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到文帝、景帝时期,经济上,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封建史家所艳称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刘汉皇朝日加巩固,但诸侯王的势力也在扩张,分裂因素不断增加;思想文化上,诸子之学复起,士人的活动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不比春秋战国时期任意驰骋,“合则留,不合则去”,但也可以讲议集论,著书立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约于文帝中期,邹阳与著名赋家枚乘、严忌(即庄忌,为避汉明帝刘庄名讳改)等先后应聘至富庶的吴国。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侄,汉初封于吴地3郡53城,地理位置优越,擅渔、盐、铜山之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国富起异心。吴王刘濞招致流亡,延揽贤士,谋夺帝位。邹阳至吴之后,吴太子赴长安朝见文帝,与皇太子博戏,无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盘)砸死。当时御吏大夫晁错又向汉景帝建议削弱诸侯王封地。这些使得吴王刘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结其他诸侯王以及闽越、匈奴等,伺机叛乱。邹阳微有察觉,写下《谏吴王书》进行规劝。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尽管如此,在文中他还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如若轻举妄动,“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从《谏吴王书》可以看出,邹阳既有维护诸侯王地位的动机,又见微知著地认识到中央集权的不可逆转,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战国游士的风气已不能照旧存在下去。然而吴王刘濞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于景帝三年(前154年)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但很快被汉兵打败,身死国破。

邹阳劝谏吴王后不久,即与枚乘、严忌离开吴国,来到待士甚厚的梁国。梁孝王刘武为汉景帝同母弟,原为代王,后改封淮阳王,于公元前168年又改封为梁王。因仁慈孝顺,被追谥为孝王,后人称之为梁孝王。在七国之乱时,梁孝王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为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劳显赫,再加之受窦太后的宠爱,被授予天子旌旗,权势“拟于天子”。因此故,他动了谋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贤纳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齐趋梁国,邹阳与公孙诡、羊胜、枚乘、司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胜、公孙诡等人的怂恿、策划下,梁孝王在谋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不过,这受到汉大臣袁盎等人的强烈反对,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与议大臣十余人。

邹阳死后,归葬故里临淄。在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正月,临淄知县邹崇孟立汉邹阳故里碑。《临淄县志》有记载:“邹阳故里,在辛店庄,有碑尚存。”碑文曰:“大清咸丰元年正月,‘汉邹阳故里’,临淄县知县邹崇孟”。后人有诗曰:“招贤纳士汉梁王,善辩邹阳是智囊;总有小人羊胜妒,一腔血泪著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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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阳被系狱中,身罹杀身之祸,但并不迎合媚上,哀求乞怜,而在上书中继续谏诤,字里行间,还很有些“不逊”(司马迁语),充分显示了他的“抗直”“不苟合”的性格,也是他“有智略”的表现。文章历举史实,借古喻今,雄辩地揭示了人主沉谗谀则危,任忠信则兴的道理。全文辞格丰赡,运用灵活,富于文采,是汉代散文名篇之一。

据记载:“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闻……’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这篇书信就是在狱中写就的。为什么会“今日阶下囚,明日座上客”呢?超绝的散文魅力不失为一重要原因。全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这篇文章中融注了他雄辩的才略,让人不得不服;二是他入狱前后社会环境的改变促成的。邹阳文婉而善辩,《上梁王书》不容争辩的逻辑是作者得以获释的重要原因。公孙诡与羊胜乃是邹阳入狱的始作俑者,他们鼓吹让梁孝王向皇帝上书要地盘,邹阳作为客卿,深知梁王此举会引火烧身,反对向中央挑衅,故遭幸臣谗言,被拘入狱。后来,奏章被朝廷驳回,梁王竟在一怒之下暗杀了袁盎等多位元老大臣,朝野震惊,梁王深感自危,于是处死羊、公二人以谢罪,祸首被除,谗言不攻自破,邹阳因此被释,并同意向皇帝说情,梁王终于免死。

《狱中上梁王书》以说理为主,内蕴深厚,语言华丽凝重,语重心长,尤其辞格运用,灵活丰赡,下面就以辞格为主谈谈这封书信所表现作者的雄才大略和作文艺术:

本疏六十八句,一千二百四十七字,六个自然段,三部分。首先,作者连用八个典故备数历代君王中没有做到“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者,点明自己虽“尽忠竭诚”,但因“左右不明”蒙“卒从吏讯”的冤情。其次,作者连用二十九个典故说明:一、君臣相知才能做到君“不移于浮辞”,臣“不借誉于左右”;二、君王“公听并观”,不偏听偏信,采取与暴君不同的作法,才能使忠臣不催祸,贤臣不遁世。作者如此肆挥笔墨,其目的是要梁王仔细斟酌:自己如何待臣子? 如何待浮辞? 凡事有无自己的主见?能否做到有错就改?经过思索渐渐平息了梁王心中的徐怒,对自己“卒从吏讯”的作法产生怀疑。最后一部分中,作者对照现实,用八个典故说明君王不要靠“左右先为之容”,而要有自己的主见,才能使忠信之士趋于网下。这样方能切中弊端,鞭辟人里,使梁王真正意识到自己偏信谄辞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一步步走出谗言的泥潭,痛改前非,达到获释的目的。全文所用辞格达十三种,且连用兼用极尽修辞之能事。

濮侃在《修辞格的运用与分析》中说:“所谓辞格,就是具有特定表达效果(或作用)的语言结构格式,这种格式有相对的独立性,是修辞学上的格式,有语言标志(或声音,或结构形式),它与其它格式有区别”。吴士文也说:“辞格是在言语活动中长期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特定结构,特定方法,符合特定类聚系统的模式。”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辞格就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使读者对语言文字有准确、灵活的把握和理解而运用的一种文学表达形式。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把辞格分为四类三十八种,李济中在《关于修辞方式的分类和处理》中把辞格分为六类三十五种。由此,我们可见辞格的繁富,《狱中上梁王书》中,邹阳选用了最能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一些辞格,运用得当,且主次分明。

一、稽古

稽古是援引古人的事迹或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的一种辞格。准确巧妙地运用它可使文章内容更加充实,达到深化主题的作用,以增强文章的可信性和说服力。它可分为用典和引言两种。用典则是引用古人的事迹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它是古书中最常用的辞格,或明或暗,或正或反,无所不可。明代文学理论家高琦在《文章一贯》中就提出了“用事十四法”:一曰正用,二曰历用,三曰列用,四曰衍用,五曰援用,六曰评用,七曰反用,八曰活用,九曰设用,十曰借用,十一为假用,十二为藏用,十三为暗用,十四为逐段引证。.本文用典达四十五处,其中大多采用正用、评用相结合的方法。所谓“正用”就是“本题的正必用之事”,即“故事与题事相同也”,也就是作者所用典故的原始意义与其要表达的意思一致。所谓“评用”就是“引故事,因而评论之”,即把故事先摆出来,然后对其进行点评,借以表达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让读者从中见出理来,如“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等。

让我们再看看与邹阳同时代的作家枚乘的《上书谏吴王》一文,尽管两文体裁相同,但由于他们写作目的不同,所用辞格也就不同,枚乘旨在说明起兵造反的危险性则多用比喻格,而邹阳侧重于用典。另外,它又不同于其它文章的用典,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旨在表达自己对遇刑的愤懑并言明他隐忍苟活的原因,所以他于文章的三处堆叠典故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非连续用典。而《狱中上梁王书》的用典却贯穿全文始末。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大量地援引历史故事呢? 其原因大概有三:其一,与作者当时所处情势有关。他受谄下狱,面临杀头,处境险恶,形势严峻,上书若能奏效,便有遇赦的可能;若稍有懈怠,不但性命难保,反会罪加一等而累及他人,所以他只好选用这一辞格来旁敲侧击,以便给梁王留有回旋的余地,不致于触怒梁王。其二,与中化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关。《汉书·艺文志》上就有“祖述尧舜,宪法文武,宗师仲尼”的记载,李世民在《教太子》中也说:“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虽梁王处于汉初,但作为皇子龙孙,不会不受此类教育,所以邹阳援引大量的有关君臣的历史故事,同时又运用对比的手法,使之在与历代圣贤的对比中明辨是非,自惭形秽,达到劝谏梁王师法祖规,效法圣贤,体恤臣民的目的。其三,与这一辞格本身的特点有关。随着历史的推进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人们都有较公正的评价,所以这种辞格就带上了传统的神圣性和不可怀疑性,用它阐述观点,是非分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李斯的《谏逐客书》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邹阳又担心因其太含蓄而难以说服梁王,所以他就一个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地阐述,例如连用荆轲,卫先生、卞和、李斯、箕子、接舆、比干、子青八个典故来论述忠不报、信见疑的观点;用樊於期、王奢、苏秦、白圭、司马喜、范雎等典论述知与不知的异同;用箕子、接舆、孙叔敖、陵子仲等典故说明国君偏信浮辞,则会导致忠臣避世的结果。

引言就是援引古代圣贤之言或谚语、俗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忠无不报,信而见疑”“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这些语句人人皆知,其含义明晰,用之作论点,除醒目外,还有不可辩驳之势。

至此,我们就可以看见稽古不但可以使文章含蓄委婉,精练典雅,且易于引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收到发弦外之音,生言外之意的效果。这也极适合作者当时的处境,既不使自己的目的太直露,又不得罪于梁王,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且用典引言精当自然,犹如“水中煮盐”,不露痕迹。

二、排偶

排偶包括排比和对偶,它们的共同点是句式大致相同,整齐有音乐感。不同点在于对偶句是由两个结构相同,字数相等,内容相对或相关的句子构成,显得美观和谐,韵味溢于楮墨之间,可体现出文章结构上的对称美。本文用对偶句二十处,其中散对十三处,如“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日昴,而昭王疑之”,“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等。工对七处,如“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等。

排比,是把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三个或三以上的句子排列在一起,表达相近或相关的内容。这样则易于把复杂的内容表达的更集中更透彻,且句式整齐美观,音节响亮,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如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如“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隳肝胆,施厚德,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等。

本文中,作者用对偶句陈述史实,用排比句言情说理,正符合他唯恐不能说服梁王的心理,但并不拘泥于排偶,而是整散相间,错落有致。

三、提问

提问分两种,一种是“胸中早有定见”,为了“提醒下文”而“故意设问的”自问自答式,且“必定有答案在它的下文”。它可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和遐想,与陈述句相间,可使句式语气抑扬顿挫,跌宕起伏,这种辞格叫设问。另一种则是藏答于问中以激发读者进一步思考的反问格,它既可用否定的形式表示肯定的语气,又可用肯定的形式表示否定的语气,无论哪种形式均可使作品气势峭拔,给人一种无庸置辨之感。本文提问十四处,其中设问、反问各七处,或连续设问,或连续反问,但两种句式相间,犹如繁弦急管,紧紧地扣住读者的心,不留给对方思考的余地,一气呵成,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如:

何则? 知与不知也。(设问)

何则? 诚有以相知也。(设问)

何则? 两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设问反问相兼)

此二人者,岂借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反问)感于心,合于行,亲于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感于众口哉?(反问)

除上所述外,本文还用了其它辞格,如“东弱韩魏”中“弱”字属移就,即“改变词性”“何况因万乘之权中的”“万乘”代指天子,“枯木朽株”中“枯”与“朽”、“木”与“株”为变文同义,“朽木”与“枯株”又为同义连用,“左右不明”中的“左右”又为婉曲。还有共用、倒置、警策等格。虽用格颇丰,但表达井然,繁而不乱。

四、辞格运用灵活

鲁迅先生在谈到读书创作时说:“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创作离不开语言,然一味地只求语言流畅或辞藻的华丽,则文章的趣味性就大打折扣。同理,本文运用辞格正遵循了这一规则,不但辞格丰赡,且运用灵活,单用连用兼用比比皆是。连用就是在一个句子或语言片断中,连续使用两种或多种辞格,如“今人主沉于谄谀之辞,牵于帷裳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其中“帷墙”为借代,“牛骥”为比喻,鲍焦愤世又为用典。

兼用,“就是在一个句子(或一个语言片段)中,综合运用两种(或多种)修辞方式。如“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此句融警策、对偶、移就、变文同义四种辞格于一体,精譬深刻地阐述了多聚浮辞可以毁灭一切的道理,用语精练,含义深刻,发人深省,又容易吸引读者,在文中起提纲挈领的作用,所以陆机在《文赋》中说“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刘勰称它为“秀句”,现在常称之为“警句”。“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参照上文,王奢与齐魏、樊於期与燕秦出于一典,原句应为“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魏燕”,其中燕魏倒置。句中“非新于”、“而故于”又为王奢樊於期共用之词,所以本句倒置、共用相兼,使语句含量大增,又不显得冗赘,以致分散读者注意力。

作者时而用典,时而引言;时而设问反问相间,时而整散相间;时而用典对偶相兼,时而又共用倒置相兼,就是连用和兼用也不避交叉现象,如“蟠木根柢,轮离诡,而为万乘器者,何则? 以左右先为之容也”其中“蟠木”与“根柢”,“轮”与“离诡”属同义连用,“万乘”为借代,“何则? 以左右先为之容也”,又是设问、借代、比喻相兼。

邹阳身处汉初,受到的是策士文风的影响,喜用典、重气势。文章正气凛然,悲愤激越,词采绚烂,富于感染力。用语婉转,态度恳切,逻辑严谨,结构周密,辞格丰赡,用法灵活,旁征博引,反复说理,铺张扬厉,“比物连类”,滔滔不绝,气势宏壮,是典型的战国文章的瑰丽风格。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附:

狱中上梁王书(诗)

不问归期不乞怜,此心到底为谁偏。

用仇尚可安天下,斩袖还须视等闲。

自有英雄三去国,岂无骐骥一灌园。

东风万里常施厚,披胆披肝扰向前。

通篇只一“乞”字最有骨力。邹阳狱中上书梁王虽乞命乞怜,然顾左右以言他,幸出一大堆轶人轶事言信言义,说服主人以求不死,这是《狱中上梁王书》根本所在。这诗以“乞”做引,步步发挥,终成佳作。

“不问归期”,乞之发端也。人在狱中死期将至,何处是归?“不乞怜”,乞之别裁也。邹阳受小人之陷被梁王下狱,不期获斩,岂有不乞之理?本为一“乞”,却言“此心到底为谁偏”,采用感叹之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史说事修栈道也;以仁乞人度陈仓也。此自是曲笔复意之功。

以“乞”为线,于开篇铺垫已成,现只需因势利导,顺流而下即可。“用仇尚可安天下”义也,以义说人自是邹大夫之能事:昔日齐小白以仇人管仲为相而匡扶天下,心胸如此宽广,实乃大义之举。而今你梁王怎不容我区区一人?言辞恳切义理俱明,“乞”亦乞到真切处。“斩袖还须视等闲”信也,以信说人更进一步。传说尾生如约等人,人未来水先至,从容抱柱视死如归。他人守信如此,我邹阳岂不亦然?如此表明心迹,“乞”亦乞到沉痛处。

说义说信实乃说人,前四句向主人讨乞已乞之可怜,这两句再不能一路“乞”下去了。还要在主人面前表现一些英雄气概。“自有英雄三去国,岂无才俊一灌园”便是如此。“英雄三去国”言孙叔敖三次相楚庄王,三用不喜三免不悔,自有几分英雄气度。“一灌园”言朴陵子仲拒绝楚王重金聘用,带着妻子逃走为人灌园。这两句轻描淡写以欲盖弥彰之笔使其言之愈真,乞之愈切,达到了不乞而乞的目的。至此诗路明朗,承转顺畅,高潮迭起,已然可观。

前六句明乞暗乞已然奏效,现在到了总括之时,惟有深入下去,进一步表明心迹,做最后一搏,才有胜算。否则岂不前功尽弃!“ 东风万里常施厚,披胆披肝扰向前”,君子以厚德载物,吾人岂有不披肝之理?上两联以唇舌之能尽言天下忠义贤能之事,这联总括前论,站到历史与现实的高度揭穿一世以至万世之理,足可以打动人心。这一“乞”虽有些歇斯底里,但却真实可见,将人性回归于理性之上,情生于理,理囿于情,高潮亦至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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