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上梁王书
邹阳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语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颈，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
苏秦相燕，人恶之于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壁。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者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身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缪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
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为比也。
是以圣王觉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悦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仇，疆霸诸侯；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嘉于心，此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彊天下，而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霸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隳肝胆，施厚德，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柢足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之说，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拘挛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沉于谄谀之辞，牵于帷墙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砥砺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诱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谗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译文
我听说“忠心的人无不得到好的报答，诚信的人不会遭到怀疑”，我平常认为这说法是对的，现在才明白这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从前荆轲爱慕燕太子丹的义气，准备替他去刺杀秦王的时候，天上白虹贯穿太阳，而太子丹还害怕他不想去；卫先生为秦王谋划乘长平之捷一举灭赵，天上太白金星掩蔽了昴星，秦昭王却还要怀疑他。荆轲、卫先生的精诚之心感动天地，使得天上出现了异常现象，可是燕太子丹和秦昭王却不理解，这难道不使人伤心吗！现在我竭尽忠诚，把我的主张全说出来，希望你能了解，可你身边的人不明白我的用心，结果让我去接受官吏的审讯，被世人怀疑。这就是即令荆轲、卫先生复活，而燕太子丹、秦昭王还是会不理解他们的事情啊。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一下。
从前玉人卞和献宝，楚王砍掉他的脚；李斯竭尽忠心，胡亥却把他处以极刑。因此箕子假装发疯，接舆隐居不仕，都是害怕遇到这种祸患。希望大王考虑一下玉人卞和与李斯的本意，去掉楚王、胡亥那样的偏听偏信，不要让我被箕子、接舆讥笑。我听说比干被纣王剜出了心肝，伍子胥的尸体被吴王装进皮口袋抛进了江中，我起初不相信，现在才明白真有这种事。希望大王仔细考虑，对我稍加怜惜吧。
俗话说：“有的人从初相识到头发白了还像刚认识一样；有的人在路上碰见，停车交谈，就像老朋友一般。”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彼此了解和不了解的缘故。所以樊於期从秦国逃到燕国，把自己的头交给荆轲，让他去完成替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任务；王奢离开齐国到魏国，登城自刎，为的是使齐国退兵，保全魏国。王奢、樊於期对于齐王、秦王来说，并不是新交，对于燕太子丹和魏王来说，也不是老朋友，他们离开齐、秦二国，为燕太子丹和魏王而死的原因，在于这种行动合乎他们的志向，和他们无限向往义气的本性。因此苏秦对天下的人不讲信用，而对燕国却像尾生那样讲究信用；白圭在战争中丢掉了中山国六座城池，却为魏文侯攻取了中山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君臣之间确实相互了解啊。
苏秦在燕国作相，有人在燕王面前说他的坏话，燕王按着剑发脾气，还把的肉赏给他吃；白圭在中山国地位显贵，有人在魏文侯面前说他的坏话，文侯却赏给白圭夜光璧。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两位君主和两位臣子，披肝沥胆，相互信任，哪里会因为一些没有根据的言论而改变看法呢？所以女子无论美丑，一进皇宫就受人嫉妒；做官的人无论是贤还是不贤，一提拔到朝廷也受到别人的非议。从前司马喜在宋国受刑，被削掉了膝盖骨，最后在中山国做了丞相；范雎在魏国被打断了肋骨、敲断了牙齿，最后封为应侯。这两个人都相信势在必行的计谋，抛弃朋党间的私情，坚持孤介独立的处世原则，所以他们不可避免遭到一些人的嫉妒。因此申徒狄自沉于雍州河中，徐衍背着石头自沉入海，他们不被世人所容，坚持正义，并不随随便便在朝廷结党，用来改变君主的想法。所以百里奚在路上要饭，秦穆公把国政委托给他；宁戚在车下喂牛，而齐桓公却委任他处理国事。这两个人哪里是素来就在朝廷做官，靠着身边人的赞美，然后才得到两位君主的任用呢？他们是和君主心心相印，行为相合，象胶漆一样坚固，兄弟都不能离间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难道众人的言辞能使他们生疑吗！
所以听信片面的言辞就会出现坏事，单单信任一个人就会出乱子。从前鲁国君主听信季孙的说法赶走了孔子，宋国君主相信子冉的计谋囚禁了墨翟。凭着孔子、墨翟那样的辩才，却不能避免谗言和阿谀之辞的陷害，而二国因此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众人的议论可以熔化金属，各种诽谤积在一起能够毁掉骨肉之亲。因此秦国任用戎人由余，却在中国称霸；齐国任用越人子臧，而使齐威王、齐宣王强大起来。这两国的君主哪里受到过世俗的约束、世人的牵制和那些没有根据的片面之词的束缚呢？他们公正地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事物，在当时以明察著称。所以心意相合就是远在胡、越的人也可以成为亲兄弟，由余、子臧的遭遇就是这样的例子；心意不合即使是骨肉亲戚，也要成为仇敌，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这样的例子。现在君主如果确实能像齐国、秦国君主那样明察事物，而不像宋国、鲁国君主那样偏听偏信，那么五位霸主也不够格和他相比，而要成为三王那样的君主却很容易了。
因此周武王觉悟了，抛弃了子之那样的“忠心”，而不喜欢田常那样的“贤人”，封赏比干的后人，为被纣王剖腹的孕妇修墓，所以他的功业覆盖天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想做好事的愿望没有止境。晋文公亲近往日的仇人，却能在诸侯国中称霸；齐桓公任用他往日的仇人，却匡正了天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确实具备仁慈诚恳的心意，这种心情不能用空话来代替。
至于那秦王采用商鞅的办法，向东削弱韩、魏的力量，很快成了天下的强国，可是最后却对商鞅施以车裂的酷刑；越王采用文种大夫的谋略，擒捉强大的吴王而在中国称霸，竟杀掉了文种。因此孙叔敖三次免掉相位而不后悔，於陵子仲辞去三公的高位，替人去浇灌菜园。现在君主确实能除去骄傲的心情，怀有可以使人报答的心意，披露心腹，情真意实，披肝沥胆，厚施恩惠，始终和人同甘共苦，对人毫不吝啬，那么桀的狗也可以让它去吠尧，柳下跖的门客可以让他去刺杀许由。何况还凭着君主的权势，借着圣王的能力呢？这样，那么荆轲刺秦王，听凭秦王诛杀他的七族，要离为了谋杀庆忌而情愿烧死妻子儿女，哪还值得向大王一提呢？
我听说把明月珠、夜光璧，在路上暗中投掷给人，众人没有谁不按着剑斜眼相看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宝贝无缘无故地抛到了人们面前。弯屈的树根，盘绕曲折，而被君主器重，是因为他身边的人先把它雕刻装饰好了。所以无缘无故地抛到人的面前，即使抛出的是隋侯珠、和氏璧，只能结下怨仇，却不会得到感激。所以有人先介绍、赞扬一番，那么即使是枯木朽株，也会建立功业而不被人忘记。现在天下那些出身庶民、处于穷困境遇中的士人，他们家境贫寒、地位卑贱，即使具备尧舜的治国策略，有伊尹、管仲那样的辩才，怀抱龙逢、比干那样的心意，想要尽忠于当世的君主，可是没有象树根那样经过雕刻装饰，即使用尽精力，想在当代君主面前表白忠心，要辅佐君主治理天下，那君主一定会用按着剑斜眼相看的老办法对待他们。这样就使那些出身庶民的士人，不能发挥出枯木朽株那样的作用了。
因此圣王统治天下，应象陶工摆动转轮一样独有主张，而不受到卑下言辞的牵制，不因为众人的议论而改变主意。秦始皇相信了中庶子蒙嘉的话，信任荆轲，可是匕首却暗中投过来了；周文王在泾、渭一带狩猎，和吕尚一同坐车回来，却在天下称王。秦王相信身边人的话使得国家灭亡，周文王任用偶然相识的人而称王天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周文王能超出那些固执意见的干扰，抛弃不受约束的议论，独自采用光明正大的主张。现在君主沉溺在奉承话中，受到帷墙内近臣妻妾的制约，使那些不受羁绊的人才和牛马同槽共食，这正是鲍焦对时政感到愤怒而不留恋人世的富贵的原因。
我听说穿戴得整整齐齐进入朝廷的人，不会用他的私心去玷污道义；修身立名的人，不会因为贪利而去伤害他的品行。所以听说里弄名叫“胜母”，曾子就不进去；听说城名“朝歌”，墨子便掉转行车的方向。现在想使天下气度宽宏的人士，受到威重权力的笼络，受到高贵势力地位的胁迫，转过脸来，改变节操、玷污品行，来侍奉进谗献谀的人，求得亲近君主的机会，那士人只有隐伏在岩洞水泽而死，哪里会有人到宫廷来尽忠守信呢？
作者介绍
邹阳（约前206—前129），西汉散文家。齐人。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门客，以文辩著名于世。吴王阴谋叛乱，邹阳上书谏止，吴王不听，因此与枚乘、严忌等离吴去梁，为景帝少弟梁孝王门客。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后被人诬陷入狱，险被处死。他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迹。梁孝王见书大悦，立命释放，并尊为上客。
邹阳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又《西京杂记》录有他的《酒赋》、《几赋》，不可信。从《上书吴王》可以看出邹阳是一个有志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在政治主张上与贾谊、晁错有一致的地方。《于狱中上书自明》，情意恳切，在哀婉悲叹之中包含着激愤感慨。文中反复征引史实，词采华丽，多用排偶，有战国策士说辞气味。《汉书·艺文志》可能即因此把邹阳列入纵横家。
邹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的时期。承秦之衰，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刘汉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到文帝、景帝时期，经济上，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封建史家所艳称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刘汉皇朝日加巩固，但诸侯王的势力也在扩张，分裂因素不断增加；思想文化上，诸子之学复起，士人的活动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不比春秋战国时期任意驰骋，“合则留，不合则去”，但也可以讲议集论，著书立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约于文帝中期，邹阳与著名赋家枚乘、严忌（即庄忌，为避汉明帝刘庄名讳改）等先后应聘至富庶的吴国。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侄，汉初封于吴地3郡53城，地理位置优越，擅渔、盐、铜山之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国富起异心。吴王刘濞招致流亡，延揽贤士，谋夺帝位。邹阳至吴之后，吴太子赴长安朝见文帝，与皇太子博戏，无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盘）砸死。当时御吏大夫晁错又向汉景帝建议削弱诸侯王封地。这些使得吴王刘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结其他诸侯王以及闽越、匈奴等，伺机叛乱。邹阳微有察觉，写下《谏吴王书》进行规劝。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尽管如此，在文中他还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如若轻举妄动，“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从《谏吴王书》可以看出，邹阳既有维护诸侯王地位的动机，又见微知著地认识到中央集权的不可逆转，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战国游士的风气已不能照旧存在下去。然而吴王刘濞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于景帝三年（前154年）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但很快被汉兵打败，身死国破。
邹阳劝谏吴王后不久，即与枚乘、严忌离开吴国，来到待士甚厚的梁国。梁孝王刘武为汉景帝同母弟，原为代王，后改封淮阳王，于公元前168年又改封为梁王。因仁慈孝顺，被追谥为孝王，后人称之为梁孝王。在七国之乱时，梁孝王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为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劳显赫，再加之受窦太后的宠爱，被授予天子旌旗，权势“拟于天子”。因此故，他动了谋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贤纳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齐趋梁国，邹阳与公孙诡、羊胜、枚乘、司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胜、公孙诡等人的怂恿、策划下，梁孝王在谋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不过，这受到汉大臣袁盎等人的强烈反对，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与议大臣十余人。
邹阳死后，归葬故里临淄。在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正月，临淄知县邹崇孟立汉邹阳故里碑。《临淄县志》有记载：“邹阳故里，在辛店庄，有碑尚存。”碑文曰：“大清咸丰元年正月，‘汉邹阳故里’，临淄县知县邹崇孟”。后人有诗曰：“招贤纳士汉梁王，善辩邹阳是智囊；总有小人羊胜妒，一腔血泪著华章。”
赏析：正气凛然一丈夫，词采绚烂真文士
邹阳被系狱中，身罹杀身之祸，但并不迎合媚上，哀求乞怜，而在上书中继续谏诤，字里行间，还很有些“不逊”（司马迁语），充分显示了他的“抗直”“不苟合”的性格，也是他“有智略”的表现。文章历举史实，借古喻今，雄辩地揭示了人主沉谗谀则危，任忠信则兴的道理。全文辞格丰赡，运用灵活，富于文采，是汉代散文名篇之一。
据记载：“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闻……’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这篇书信就是在狱中写就的。为什么会“今日阶下囚，明日座上客”呢？超绝的散文魅力不失为一重要原因。全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这篇文章中融注了他雄辩的才略，让人不得不服；二是他入狱前后社会环境的改变促成的。邹阳文婉而善辩，《上梁王书》不容争辩的逻辑是作者得以获释的重要原因。公孙诡与羊胜乃是邹阳入狱的始作俑者，他们鼓吹让梁孝王向皇帝上书要地盘，邹阳作为客卿，深知梁王此举会引火烧身，反对向中央挑衅，故遭幸臣谗言，被拘入狱。后来，奏章被朝廷驳回，梁王竟在一怒之下暗杀了袁盎等多位元老大臣，朝野震惊，梁王深感自危，于是处死羊、公二人以谢罪，祸首被除，谗言不攻自破，邹阳因此被释，并同意向皇帝说情，梁王终于免死。
《狱中上梁王书》以说理为主，内蕴深厚，语言华丽凝重，语重心长，尤其辞格运用，灵活丰赡，下面就以辞格为主谈谈这封书信所表现作者的雄才大略和作文艺术：
本疏六十八句，一千二百四十七字，六个自然段，三部分。首先，作者连用八个典故备数历代君王中没有做到“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者，点明自己虽“尽忠竭诚”，但因“左右不明”蒙“卒从吏讯”的冤情。其次，作者连用二十九个典故说明：一、君臣相知才能做到君“不移于浮辞”，臣“不借誉于左右”；二、君王“公听并观”，不偏听偏信，采取与暴君不同的作法，才能使忠臣不催祸，贤臣不遁世。作者如此肆挥笔墨，其目的是要梁王仔细斟酌：自己如何待臣子？ 如何待浮辞？ 凡事有无自己的主见？能否做到有错就改？经过思索渐渐平息了梁王心中的徐怒，对自己“卒从吏讯”的作法产生怀疑。最后一部分中，作者对照现实，用八个典故说明君王不要靠“左右先为之容”，而要有自己的主见，才能使忠信之士趋于网下。这样方能切中弊端，鞭辟人里，使梁王真正意识到自己偏信谄辞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一步步走出谗言的泥潭，痛改前非，达到获释的目的。全文所用辞格达十三种，且连用兼用极尽修辞之能事。
濮侃在《修辞格的运用与分析》中说：“所谓辞格，就是具有特定表达效果（或作用）的语言结构格式，这种格式有相对的独立性，是修辞学上的格式，有语言标志（或声音，或结构形式），它与其它格式有区别”。吴士文也说：“辞格是在言语活动中长期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特定结构，特定方法，符合特定类聚系统的模式。”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辞格就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使读者对语言文字有准确、灵活的把握和理解而运用的一种文学表达形式。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把辞格分为四类三十八种，李济中在《关于修辞方式的分类和处理》中把辞格分为六类三十五种。由此，我们可见辞格的繁富，《狱中上梁王书》中，邹阳选用了最能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一些辞格，运用得当，且主次分明。
一、稽古
稽古是援引古人的事迹或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的一种辞格。准确巧妙地运用它可使文章内容更加充实，达到深化主题的作用，以增强文章的可信性和说服力。它可分为用典和引言两种。用典则是引用古人的事迹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它是古书中最常用的辞格，或明或暗，或正或反，无所不可。明代文学理论家高琦在《文章一贯》中就提出了“用事十四法”：一曰正用，二曰历用，三曰列用，四曰衍用，五曰援用，六曰评用，七曰反用，八曰活用，九曰设用，十曰借用，十一为假用，十二为藏用，十三为暗用，十四为逐段引证。．本文用典达四十五处，其中大多采用正用、评用相结合的方法。所谓“正用”就是“本题的正必用之事”，即“故事与题事相同也”，也就是作者所用典故的原始意义与其要表达的意思一致。所谓“评用”就是“引故事，因而评论之”，即把故事先摆出来，然后对其进行点评，借以表达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让读者从中见出理来，如“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等。
让我们再看看与邹阳同时代的作家枚乘的《上书谏吴王》一文，尽管两文体裁相同，但由于他们写作目的不同，所用辞格也就不同，枚乘旨在说明起兵造反的危险性则多用比喻格，而邹阳侧重于用典。另外，它又不同于其它文章的用典，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旨在表达自己对遇刑的愤懑并言明他隐忍苟活的原因，所以他于文章的三处堆叠典故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非连续用典。而《狱中上梁王书》的用典却贯穿全文始末。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大量地援引历史故事呢？ 其原因大概有三：其一，与作者当时所处情势有关。他受谄下狱，面临杀头，处境险恶，形势严峻，上书若能奏效，便有遇赦的可能；若稍有懈怠，不但性命难保，反会罪加一等而累及他人，所以他只好选用这一辞格来旁敲侧击，以便给梁王留有回旋的余地，不致于触怒梁王。其二，与中化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关。《汉书·艺文志》上就有“祖述尧舜，宪法文武，宗师仲尼”的记载，李世民在《教太子》中也说：“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虽梁王处于汉初，但作为皇子龙孙，不会不受此类教育，所以邹阳援引大量的有关君臣的历史故事，同时又运用对比的手法，使之在与历代圣贤的对比中明辨是非，自惭形秽，达到劝谏梁王师法祖规，效法圣贤，体恤臣民的目的。其三，与这一辞格本身的特点有关。随着历史的推进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人们都有较公正的评价，所以这种辞格就带上了传统的神圣性和不可怀疑性，用它阐述观点，是非分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李斯的《谏逐客书》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邹阳又担心因其太含蓄而难以说服梁王，所以他就一个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地阐述，例如连用荆轲，卫先生、卞和、李斯、箕子、接舆、比干、子青八个典故来论述忠不报、信见疑的观点；用樊於期、王奢、苏秦、白圭、司马喜、范雎等典论述知与不知的异同；用箕子、接舆、孙叔敖、陵子仲等典故说明国君偏信浮辞，则会导致忠臣避世的结果。
引言就是援引古代圣贤之言或谚语、俗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忠无不报，信而见疑”“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这些语句人人皆知，其含义明晰，用之作论点，除醒目外，还有不可辩驳之势。
至此，我们就可以看见稽古不但可以使文章含蓄委婉，精练典雅，且易于引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收到发弦外之音，生言外之意的效果。这也极适合作者当时的处境，既不使自己的目的太直露，又不得罪于梁王，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且用典引言精当自然，犹如“水中煮盐”，不露痕迹。
二、排偶
排偶包括排比和对偶，它们的共同点是句式大致相同，整齐有音乐感。不同点在于对偶句是由两个结构相同，字数相等，内容相对或相关的句子构成，显得美观和谐，韵味溢于楮墨之间，可体现出文章结构上的对称美。本文用对偶句二十处，其中散对十三处，如“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日昴，而昭王疑之”,“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等。工对七处，如“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等。
排比，是把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三个或三以上的句子排列在一起，表达相近或相关的内容。这样则易于把复杂的内容表达的更集中更透彻，且句式整齐美观，音节响亮，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如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如“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隳肝胆，施厚德，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等。
本文中，作者用对偶句陈述史实，用排比句言情说理，正符合他唯恐不能说服梁王的心理，但并不拘泥于排偶，而是整散相间，错落有致。
三、提问
提问分两种，一种是“胸中早有定见”，为了“提醒下文”而“故意设问的”自问自答式，且“必定有答案在它的下文”。它可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和遐想，与陈述句相间，可使句式语气抑扬顿挫，跌宕起伏，这种辞格叫设问。另一种则是藏答于问中以激发读者进一步思考的反问格，它既可用否定的形式表示肯定的语气，又可用肯定的形式表示否定的语气，无论哪种形式均可使作品气势峭拔，给人一种无庸置辨之感。本文提问十四处，其中设问、反问各七处，或连续设问，或连续反问，但两种句式相间，犹如繁弦急管，紧紧地扣住读者的心，不留给对方思考的余地，一气呵成，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如：
何则？ 知与不知也。（设问）
何则？ 诚有以相知也。（设问）
何则？ 两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设问反问相兼）
此二人者，岂借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反问）感于心，合于行，亲于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感于众口哉？（反问）
除上所述外，本文还用了其它辞格，如“东弱韩魏”中“弱”字属移就，即“改变词性”“何况因万乘之权中的”“万乘”代指天子，“枯木朽株”中“枯”与“朽”、“木”与“株”为变文同义，“朽木”与“枯株”又为同义连用，“左右不明”中的“左右”又为婉曲。还有共用、倒置、警策等格。虽用格颇丰，但表达井然，繁而不乱。
四、辞格运用灵活
鲁迅先生在谈到读书创作时说：“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创作离不开语言，然一味地只求语言流畅或辞藻的华丽，则文章的趣味性就大打折扣。同理，本文运用辞格正遵循了这一规则，不但辞格丰赡，且运用灵活，单用连用兼用比比皆是。连用就是在一个句子或语言片断中，连续使用两种或多种辞格，如“今人主沉于谄谀之辞，牵于帷裳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其中“帷墙”为借代，“牛骥”为比喻，鲍焦愤世又为用典。
兼用，“就是在一个句子（或一个语言片段）中，综合运用两种（或多种）修辞方式。如“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此句融警策、对偶、移就、变文同义四种辞格于一体，精譬深刻地阐述了多聚浮辞可以毁灭一切的道理，用语精练，含义深刻，发人深省，又容易吸引读者，在文中起提纲挈领的作用，所以陆机在《文赋》中说“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刘勰称它为“秀句”，现在常称之为“警句”。“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参照上文，王奢与齐魏、樊於期与燕秦出于一典，原句应为“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魏燕”，其中燕魏倒置。句中“非新于”、“而故于”又为王奢樊於期共用之词，所以本句倒置、共用相兼，使语句含量大增，又不显得冗赘，以致分散读者注意力。
作者时而用典，时而引言；时而设问反问相间，时而整散相间；时而用典对偶相兼，时而又共用倒置相兼，就是连用和兼用也不避交叉现象，如“蟠木根柢，轮离诡，而为万乘器者，何则？ 以左右先为之容也”其中“蟠木”与“根柢”,“轮”与“离诡”属同义连用，“万乘”为借代，“何则？ 以左右先为之容也”，又是设问、借代、比喻相兼。
邹阳身处汉初，受到的是策士文风的影响，喜用典、重气势。文章正气凛然，悲愤激越，词采绚烂，富于感染力。用语婉转，态度恳切，逻辑严谨，结构周密，辞格丰赡，用法灵活，旁征博引，反复说理，铺张扬厉，“比物连类”，滔滔不绝，气势宏壮，是典型的战国文章的瑰丽风格。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附：
狱中上梁王书（诗）
不问归期不乞怜，此心到底为谁偏。
用仇尚可安天下，斩袖还须视等闲。
自有英雄三去国，岂无骐骥一灌园。
东风万里常施厚，披胆披肝扰向前。
通篇只一“乞”字最有骨力。邹阳狱中上书梁王虽乞命乞怜，然顾左右以言他，幸出一大堆轶人轶事言信言义，说服主人以求不死，这是《狱中上梁王书》根本所在。这诗以“乞”做引，步步发挥，终成佳作。
“不问归期”，乞之发端也。人在狱中死期将至，何处是归？“不乞怜”，乞之别裁也。邹阳受小人之陷被梁王下狱，不期获斩，岂有不乞之理？本为一“乞”，却言“此心到底为谁偏”，采用感叹之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史说事修栈道也；以仁乞人度陈仓也。此自是曲笔复意之功。
以“乞”为线，于开篇铺垫已成，现只需因势利导，顺流而下即可。“用仇尚可安天下”义也，以义说人自是邹大夫之能事：昔日齐小白以仇人管仲为相而匡扶天下，心胸如此宽广，实乃大义之举。而今你梁王怎不容我区区一人？言辞恳切义理俱明，“乞”亦乞到真切处。“斩袖还须视等闲”信也，以信说人更进一步。传说尾生如约等人，人未来水先至，从容抱柱视死如归。他人守信如此，我邹阳岂不亦然？如此表明心迹，“乞”亦乞到沉痛处。
说义说信实乃说人，前四句向主人讨乞已乞之可怜，这两句再不能一路“乞”下去了。还要在主人面前表现一些英雄气概。“自有英雄三去国，岂无才俊一灌园”便是如此。“英雄三去国”言孙叔敖三次相楚庄王，三用不喜三免不悔，自有几分英雄气度。“一灌园”言朴陵子仲拒绝楚王重金聘用，带着妻子逃走为人灌园。这两句轻描淡写以欲盖弥彰之笔使其言之愈真，乞之愈切，达到了不乞而乞的目的。至此诗路明朗，承转顺畅，高潮迭起，已然可观。
前六句明乞暗乞已然奏效，现在到了总括之时，惟有深入下去，进一步表明心迹，做最后一搏，才有胜算。否则岂不前功尽弃！“ 东风万里常施厚，披胆披肝扰向前”，君子以厚德载物，吾人岂有不披肝之理？上两联以唇舌之能尽言天下忠义贤能之事，这联总括前论，站到历史与现实的高度揭穿一世以至万世之理，足可以打动人心。这一“乞”虽有些歇斯底里，但却真实可见，将人性回归于理性之上，情生于理，理囿于情，高潮亦至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