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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论贵粟疏》原文鉴赏

作者:张易萱  时间:2023-02-16 12:24:21

《汉魏六朝散文·晁错·论贵粟疏》原文鉴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2,汤有七年之旱3,而国亡捐脊者4,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农,不农则不地著5,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轻暖;饥之於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於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6,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7。粟米布帛生於地,长於时,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8,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9,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10,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千佰之得11。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12,乘坚策肥13,履丝曳缟14。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巧,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於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15,得以拜爵16,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17。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於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於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18:“民用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19。”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20:“有石城十仞21,汤池百步22,带甲百万23,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24,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25。

【注释】 1晁错(前200年—前154年):西汉政论家。颖川(今河南禹县)人。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秦时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智囊”。景帝即位,任御史大夫。他倡导“重本抑末”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防备匈奴的攻掠。还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为景帝所采纳。不久,吴楚等七个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袁盎乘机谗害他,结果被杀害。(《史记》《汉书》均有《晁错传》)。2尧禹:指帝尧和大禹。3汤:指商朝开国帝王商汤。4捐脊: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5地著:定居在某一地方。6上:这儿指的是皇帝。7轻资:轻便地拿着。8急政:即“急征”。急迫地征收赋税的政令。9当具:当交纳的时候。10奇赢:商贾所获之余物与赢利。11仟佰:指千钱百钱。与千百同。12冠盖:指古代上层社会的服饰与车乘。冠:帽子。盖:车上遮雨和日光的伞状的盖。乘坚策肥:乘坚车,策肥马。14履丝曳缟:脚穿丝鞋,身披丝织长衣。履:踏着。曳:拖着。15县官:指官府。16拜爵:封爵位。17渫:散出。18今令:现行法令。19车骑马:用于车骑的战马。复卒三人:免除三个人的兵役。复:免除徭役。卒:当兵,服兵役。20神农:指神农氏。传说中的部落长。21仞:八尺为一仞。22:汤池:贮满沸水的城壕。23带甲:穿甲的人,指军队。甲:古代用皮革或金属制成的军装。24五大夫:汉代的一种爵位,排为第九级。25塞下:指边塞。当时主要是长城一带。

【今译】 贤圣的帝王在上,而老百姓不捱冻不捱饿的原因,并不是帝王能耕地而给他们吃,亲自纺织给他们穿,而是能给他们开辟财源。所以尧和禹的时候曾经遭受九年的水灾,汤也遭受七年的旱灾,而国家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是因为早有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人民的众多,不亚于商汤和夏禹的时候,加上多年没有水灾、旱灾,可是积蓄却并没有增多,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土地的潜力还有没利用,百姓的潜力还有没利用:能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完全开垦,山林和湖泽的潜力未能完全挖掘出来,游惰无业不劳而食的人,未能回归农业生产方面来。

百姓贫困,奸邪的事便会产生。百姓贫困产生于衣食不丰足,衣食不丰足产生于百姓不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居住下来。轻视家庭的久住一地而背井离乡;百姓好像鸟兽一样,即使高的城和深的护城河,严重的刑罚,也无法禁止他们。人在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轻暖的才穿;在饥饿的时候,对于食物的要求,不一定有了美食才吃。百姓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况下,就不考虑廉耻了。人的常情是,一天不能吃两顿饭,就饥饿;一年不缝制衣服便寒冷。腹饥得不到食物,皮肤冷了得不到衣服,就是慈母也无法保护她的孩子,在此种情况下,做国君的如何能拥有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这样的道理,所以使百姓从事农业生产,轻徭少赋,多积蓄,用以充实仓库,防备水灾、旱灾,这才能拥有人民。

百姓是皇帝所统治的,不管东西南北,哪里有利就往哪里去,好像水向低处流一样。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它,冷了不能穿它;然而人们都认为它贵重,是因为皇帝重用它们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东西,轻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里拿着,可以带着它走遍全国而没有受饿挨冻的忧患;因此,做臣子的轻易离开他的君主,而百姓则易于离去乡里,对盗贼有所引诱,逃亡的人可以轻便地拿着。粮食以及布帛的原料产生于土地,在一定的时候生长,聚集在一起,要依靠人力,都不是一天能形成的。数石重的粮食布帛,中等气力的人都拿不动,不是坏人所贪图的;但是百姓一天得不到它就会受饿挨冻。因此,英明的君主,把五谷看得很贵重,却轻视金玉。

现在农民一户五口之家,参加劳动的就不少于二人,能耕种的田地不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成也不超过一百石。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收藏,砍伐薪柴,修理官府的建筑物,服劳役,供应官差;致使农民春天不能躲避风尘,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再加上自己私人方面的交际往来,吊唁死者,问候病人,以及养育长者幼儿等费用都要从所收的农产品中开支。像这样劳苦,还要遭受水灾、旱灾,急迫地征收赋税的命令,凶狠地聚敛,应当交纳的时侯,有谷的人把谷当作半价卖出去,无谷的人向别人借贷,任人索取加倍的利息。于是有人出卖田宅、卖子孙,用来偿还债务。而大商人,屯积货物,利息加倍;小商人开设店铺,贩卖货物,拿着他的余财,日游都市,利用政府的需用急迫,所卖货物的价格一定要加倍。为此商人中的男人不耕耘,女的不纺织,还要穿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有很大的收获。商人们还凭借他们富厚的财物,与王侯交往,其势力超过了官僚的势力,用利来互相竞争。千里游玩,路上可以彼此望见,往来不绝。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故。如今法律轻贱商人,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了;尊重农夫,可是农夫已经贫贱了。所以风俗所尊贵的,乃是皇上所贱视的;官吏认为卑下的,法律上却又推崇。上下相反,喜欢与厌恶相违反,而要想国家富强,法律能通畅推行,是不可能的。

现在当务之急,没有比引导人民从事农业更重要的了。想要使人民务农,最好的办法是以粮食为贵重。以粮食为贵的方法,在于使百姓用粮食作为赏与罚。如今征募天下人把粮食交给官府,得以封爵位。这样可以免除罪行;这样做,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得以散出,以供给官府所用,那么贫民的赋税便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对有余的使之减少,用来弥补不足的人,命令一下,对人民便有利。这样做是顺乎民心,对三方面有补益:一是君主需用充足;二是人民赋税减少;三是鼓励耕田的功绩。现行的法令,“人民出车骑马一匹的,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车骑乃是天下的武备,所以给他们免除兵役。神农氏教诲说:“有石头砌的城墙千仞高,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一百步宽,可是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这座城池。”由此观之,粮食乃是统治者最重要之物,政治的根本。让人民献出粮食封给爵位,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出粮食比出车骑的功差得远了。爵位,皇上所专有,只要皇帝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人们爵位;粮食,乃是人民所种出来的,从土地里产出来永不缺乏。得高的爵位和能用粮免罪,乃是人民所想的。让天下人人都进献粮食,然后再转运到边境,从而被封爵或免除罪行,超不过三年,边境的粮食便会多起来。

【集评】 清·吴楚材《古文观止》卷六:“此篇大意,只在入粟于边,以富强其国。故必使民务农,务农在贵粟,贵粟在以粟为赏罚。一意相承,似开后世卖鬻之渐。然错为足边储计,因发此论,固非泛谈。”

【总案】 这篇文章选自《汉书·食货志》。此乃晁错给汉文帝的一篇奏疏,也是一篇政论散文。为了使国家政权得以巩固,西汉初年采取了对人民放宽政策,减少人民负担的一些措施。文帝时,大地主、大商人的势力日益兴起,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致使广大人民破产逃亡,生活异常困苦。这就使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日益严重,同时也使地主和商人的矛盾日趋深化。为了缓和上述社会诸矛盾,使汉王朝得以长治久安,晁错上了这篇奏疏,提出重农贵粟的主张和办法,表示了他的重农抑商的思想。文帝接受了晁错的意见,实施了他所提出的办法,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生产的发展。

全文共分四段。在第一段中,作者把古圣王的时候跟西汉初年对比,指出当时蓄积很不够,其病根在于人民未全力投到农业方面,从实际情况出发,为立论提供了基础。文章开头提出人君应当为人民开辟资财之道,从而概括了全篇的用意。第二自然段:紧接着说明多数农民未能投到农业方面的弊害,从而归结到人君应该使人民务农,才能保民。第三自然段:进一步说明使民务农,关键在于贵粟;贵粟又在于人君的倡导。先说统治人民之道,接着说到金玉方面,然后转到五谷,两相对比,从而归结到贵粟的重要。用笔曲而能达。第四自然段:作者详细地描写当时农民的痛苦,并与商人对比,从而指出土地兼并现象的严重,使重农抑商之意自然明显。前面已阐明务农的重要,此处再摆出现实情况,为务农贵粟提出更为充足有力的根据。这段文章反映出封建统治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具体情况,文章写得细致生动,历历如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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