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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皮阅读 · 周德东短篇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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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东《影子》全文

发布时间:2023-07-09 19: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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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你偶尔一回头,看见身后跟着一个陌生人,他的穿着很普通,正笑呵呵地看着你,见你回头看,就把脑袋转向了别处……

你会有什么反应?

当然,你很可能不在意。

又一天,你回想起这个莫名其妙的人,心里有点犯嘀咕,于是多疑地回过头去,竟然又看见了这个人,他还是穿着那身普通的衣服,还是那样笑呵呵地看着你,见你回头,他又把头转向了别处……

这一次,你会有什么反应?

有一次你出差了,坐飞机到了一个很远的城市。你走在陌生的大街上,又感觉到身后有什么东西如影相随,回过头去,竟然再一次见到了这个人……

这时候,你又会有什么反应?

假如,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你回过头,十有八九都能看见这个人,你会怎么样?

现在,请你闭上眼,进人角色,细细体验一下……

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

那时候,我在西安《文友》杂志社做主编。

当时,我正在会议室和编辑们开会,策划下一期的选题。

我开会更像是一种沙龙。当时,我们编辑部好像有六七个人,诗人伊沙,西安电影制片厂资深编辑柴效峰,文笔很厉害的老枪,漂亮的女作家童素心,知名的体育记者张大江等(现在大家都天各一方了,很想念他们)。

会是早晨开始的,开始不久,柴效峰去了一趟卫生间,他回来时,凑到我耳边说:“德东,有个人找你。”

“男的女的?”——不好意思,只要有人告诉我说有人找我,这是我必问的第一句话。

“男的。”柴效峰很抱歉地说。

“他在哪儿?”

“在咖啡厅。”

“我知道了。”

杂志社有个内部咖啡厅,在编辑部对门,环境不错,还有小点之类。哪个编辑来了客人,就带到咖啡厅去,边饮边谈。

当时,某编辑正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即后来闯了大祸的那篇文章《世纪末呼吁:解散中国各级作家协会》),有人同意,有人反对,讨论越来越激烈,我就把外面有人等我的事给忘了。

会议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三个钟头,柴效峰终于忍不住了,对我说:“德东,那个人还在等你呢,你应该出去看一看。”

我拍了一下脑袋说:“瞧我这脑袋!好了,散会。”

大家就散会了。

我走进咖啡厅,看见一个男人孤单地坐在那里,桌上没有任何饮品,他就那样干巴巴地坐着。

我想一定就是他找我了。

我感到十分抱歉,快步走过去,还没等我说话,他就弱弱地说:“周老师,您好。”

我不认识这个人,估计他在新闻媒体上见过我的照“你好。你是……”

“我叫金延延。”

“噢,你坐。”

他就拘谨地坐了,我也坐了,让服务员送来了两杯咖啡。所谓服务员,其实是杂志社的员工轮流值班,下周我可能就是“服务员”了。

趁服务员端咖啡,我抽空描述一下这个叫金延延的。他很瘦小,体重不会超过五十公斤。戴着一副近视镜,挺文气的,穿着一件半大的夹克,酱色。记得好像是一条草绿色裤子,裤管里空荡荡的,我能推断出里面的腿很细。黑皮鞋上满是灰尘,看出来他走了很远的路。

他说话是南方口音。我听南方口音都一样,分辨不出他是哪里人。后来他告诉我,他来自广西。

他的脸色像纸一样白,似乎刚刚经历了什么大难。

我知道,我又得说很多话了,因为在编辑部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失恋了,或者被老板打了,再或者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不想活了,等等,他们把我当成人生的“老师”,到我这里寻求解决。

金延延不太看我的脸,总是低垂着头。

“你有什么事吗?”

“我……”他有些支吾。

“你尽管说。”我鼓励他。

咖啡终于端上来,冒着热气。他终于说:“我谈了个女朋友……”

接着,他就开始对我讲起了他的故事。他除了刚见面时看了我一眼之后,似乎再没有看过我的眼睛。他慢慢地讲述,眼睛一直看着桌上的那个杯子。

开始,我听得有点敷衍,虽然一直看着他,不停地点头,但是我听得并不是很仔细。我当“老师”已经很职业化,一听开头就知道结尾,即使听得不怎么仔细,也能做出一箩筐解答。

他讲的节奏很慢,很投人,很细腻,我听着听着竟然听进去了,越来越专注。

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

我大学毕业之后,回到老家,包了一座茶山,一年能赚十几万,收人还不错。

(我首先放下心来。他的收人比我还高,这就排除了他会是跟我要钱的可能。)

很快,我就谈了一个女朋友,她叫马明丽,比我小一岁。她很喜欢读您的文章,甚至都到了痴狂的程度。

受她的影响,我也读过你的书,老实讲,我倒不是很喜欢。

记得,有一次,我和她还因为你写的一篇文章争论过,文章收在你的一本书里,那书叫《瞳中有我温暖的家》,知识出版社出的。那篇文章叫《雨中的命和命中的雨),你写的是一个低层人的命运,很有灵异之气。她说你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恐怖小说家。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您是在故弄玄虚………

就在那次争论后不久,她有一次对我说:“延延,我的头怎么这么痛啊?”

我说:“是不是没休息好?”

后来,我忙于茶山,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她有工作,在一个公司做出纳。不过,她总去茶山。她还专门为您种了一棵茶树,经常去给那棵树修枝剪权。她说,有一天,她会来看望您,给您送来她为您种的茶。

我问她:“你知道那个周德东在哪儿吗?”

她说,您在文章中说,您住在一个叫绝伦帝的小镇里。她总是跟我提起那个小镇,充满了向往。她说,那个小镇一定很美,她有一天一定要去那里看一看——这成了她一生最大的愿望。

我说:“那里是东北,好冷的,你去冻坏了怎么办?”

她说:“那我就藏在雪里啊。那雪越下越厚,就成了我的婚纱……”

金延延讲到这里,我的心猛跳了一下:她说婚纱是什么意思?新郎指的是谁?是金延延?还是我?

“可是,她永远不可能到绝伦帝去了……”说到这里,金延延的眼睛湿了,眼泪一颗颗掉下来。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急忙说:“金延延,你别难过,她怎么了?”

金延延好像不想让我看见他流泪,深深低下头去。

过了一会儿,他止住了眼泪,继续说下去:“她被送进医院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床头还放着一本您写的书,那是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六弦如瀑》。可是,她进了手术室,就再也没出来……”

说到这里,金延延已经泣不成声。

我背对着咖啡厅的服务员——她们是广告部的两个女孩,但是我感觉到她们都在朝这里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心里也十分难受。

当时金延延说了那个女孩得的是什么病,我没记住。反正是一种要命的病。

过了半天,我才说:“金延延,她什么时候去世的?”

“5月16号,33天了。”

“她的骨灰埋在哪了?”

“在茶山上。”

我想了想,低低地说:“我们在广西有工作站,我经常去。以后我会去看看她。”

他哭得更厉害了,像个孩子。

“你把电话留给我,好吗?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他哭着掏口袋找笔,没有。

我回头跟那两个服务员示意了一下,其中一个送来纸和笔。她把纸和笔放下后,仔细看了看哭着的金延延。

我说:“金延延,你不要这样。你是一个男人,你要坚强起来,好好工作,好好赚钱,以后找个跟她一样善良的女孩,好好过日子。她有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你垮下去的,是吗?”

他止不住他的悲伤,还在哭。

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我记得一清二楚,那是一个雪白的信封,上面印着什么机械厂的字样。那里面装着茶叶。

“这就是她为你种的茶。”

我小心地接过来,低声说:“谢谢,谢谢。”

他掏出手帕——他的手帕很白——擦了擦眼睛,然后问我:“绝伦帝究竟在哪儿?周老师你能告诉我吗?”

我说:“你要干什么?”

他悲伤地说:“她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到绝伦帝看一看。我要带着她找到那个地方,把她撒到那里。”

我一下就愣住了。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

他说出这样的话太怪了。

他是马明丽的男朋友,马明丽是我的一个遥远的读者,我和她都没有见过面,他怎么能把她的骨灰撒在我的老家去呢?

我说:“金延延,这样似乎不妥……”

他很坚定地说:“我不麻烦您什么,只要您告诉我绝伦帝怎么走就行了。”

我想了想说:“金延延,你听我慢慢说。我的书中的那个绝伦帝小镇其实不存在,现实中我的老家并不叫绝伦帝,绝伦帝只是某种想象。”

“那你老家叫什么?”他直直地看着我。他终于看我了。

我叹口气,说:“那个地方很难走。你不要去,我的意思是,不要撕毁马明丽心中那个美好图画。”

他的眼神落了下去;说:“不,我要去。”

我想了想说;“那个地方很偏远;不通火车;而且是沙土路,现在正翻浆,坑坑洼洼,很危险。你千万别去。”

他看着自己的脚尖,一字一顿地说:“你就是不告诉我,我也能找到的。”

我老家其实叫黑龙镇,黑龙镇破旧不堪,我的家破烂不堪。我在外面漂泊久了,家乡在我的心中都成了一个遥远的噩梦。现在金延延执意要到那个噩梦里去,这让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似乎他要直捣我最不愿被人看见的深深隐私……

然后,瘦小伶仃的他站了起来,给人的感觉轻飘飘的,他看着自己的脚尖,小声说:“周老师,我走了。”

“你吃点饭吧。”

“不了。谢谢。”他朝我勉强笑了一下。这大概是他第三次看我的眼睛。

我送他到门外,他又慢吞吞地停下来,转过身,仍然不看我的眼睛,低声说:“周老师,我的钱花光了,回不去家了,您能不能借我一点钱……”

我急忙掏口袋。当时我有点慌乱,因为我知道——我的同事都知道——我平时口袋里总是不带钱。

谢天谢地,这一天我带钱了,我的口袋有三张百元钞票,是太太让我交电话费的。

我把300元塞给他。

“我回家就给你寄来……”

“不用寄了,就算我给你买了张车票吧。”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偶尔看到金延延给我留的电话,就给他拨过去,想看看他现在的情绪怎么样了。

他给我留了两个电话,都是空号。

怎么回事?

是区号错了?

我专门核对了一下,没有啊,区号就是0771。

我没对别人说起过这件事。我忽然想到,这个人可能是个骗子。

接下来,我的事业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简单地讲这一段:

南方有一家杂志社又申请了一个刊号,三番五次游说我,要跟我合作。他们的条件是:我跟他们杂志社各投一半资,股份制,共同办这本杂志。我做主编,我太太主管经营。

后来,我跟太太飞到那个城市,经过几天几夜的谈判,终于草签了合同,然后我回到西安,向杂志社提交了一份辞职报告。

在我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那家杂志社突然提出终止合作。

我跟太太在西安奋斗了六年,有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温暖的家,有了一个花一样的女儿周美兮(当时一岁,已经满地跑了)……可是转眼间我就变得一无所有了。

我把房子交给了杂志社,把所有的家具都堆进了一个仓库。手机交了,记者证交了,出门没有车了,工作没了。

当天我就领着太太和孩子住进了西安的一家宾馆。

孩子不懂事,很高兴,在宾馆的毛毯上跑来跑去。

我坐在床上,和太太对视。

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没有家了。”

去哪呢?奔忙了这么多年,干脆彻底放松吧。

于是我们一家三口飞到大连,在海边玩了一个月,然后……回老家。

我们回到了黑龙江省肇州县,我岳父岳母家住在那里。

我说一下路线——我们从哈尔滨坐车,中途经过肇东市,最后到肇州。那地方有三“肇”:肇东,肇州,肇源。原来都是县,后来因为肇东有铁路,改了市,县级市。它离肇州一百五十里。过了肇州继续走三十里,是肇源。肇源临近吉林省地界,隔着一条江。

肇州很小巧,很安宁。

认识我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岳父岳母家的电话。我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我目前在肇州县,我把自己藏了起来,慢慢舐舔伤口。

前途渺茫,我的心情糟透了。那些日子,我一直躺在卧室里看书。

一天傍晚,岳父家的电话响了。

太太接起来:“你好,找哪位?”然后,她朝我喊:“德东,你的电话。”

我吃了一惊,我在肇州县只呆了半年,没有朋友。最重要的是,我回了肇州一直藏在家里,从来没有出过门,是谁给我打电话呢?

我自己的通讯工具都没有了,要找到我只有这一个电话。

我走过去,接起来:“哪位?”

“周老师,是我。”

我听这声音很熟悉,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请问,你是谁?”

“我是金延延啊。”

我懵了。

他怎么知道这个电话!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他想了想,说:“前不久,我又到西安去找您,您的同事说,您不在那里工作了,去了湖南。我就又去了湖南,我找到那家杂志社,他们的头告诉我,说你们的合作泡汤了,您不在他们那里……”

“我问你是谁告诉了你这个电话?”

他停了停,说:“这个你就别问了。”

我心中的疑团越来越重。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见您……”

“你见我有什么事?”

“反正我要见您。”

我想了想,耐心地说:“金延延,你告诉我你有什么事,好吗?如果你想让我帮助你,那我看看是不是我能办到的,如果能,那我肯定会帮助你。如果你想帮助我,那你也说一说,我看看我需不需要你的帮助——总之,你要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我必须见您。”

我忽然有点烦躁。我觉得这个人有点不懂礼貌,你要见一个人,必须取得人家的同意。过去,他是到杂志社找我,那是我办公的地方,还无所谓。现在,他要到我家里来,而且是我的岳父家,更要尊重我的想法。

我说:“金延延,你这样就有点不对了。你也知道,最近我在工作上发生了一点变故,心清不太好,我不想被任何人打扰,请你原谅。”

“你见不见我,我都会找你的。”他说。

“我不会见你。除非你告诉我,你有什么事……对不起,再见。”

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

岳母在一旁,她看了看我的脸色,没说什么。她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女人,我一直认为她可以当县长。

金延延再也没有打电话过来。

第二天,我想起他,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也许我的态度太过分了。

傍晚,电话又响了,还是找我的。

我接起来,竟然还是金延延。

“周老师,我已经到哈尔滨了。”

我一下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阴影!而且,这个阴影迅速靠近我,竟然挡不住。

我想起了马明丽,压了压火气,说:“金延延,我不是不想见你,我要知道你见我要干什么?”

“我就是要见您。”

“那我告诉你,你到哪里了我都不会见你。请你立即回去。再见!”

我又把电话挂了。

我岳父走过来,轻声问:“怎么了?”

“没什么。是一个读者。”我含糊其辞地说。

然后,我回到卧室,躺在了床上,越想越不舒服。假如,这个金延延是个女孩,那么就很好理解了。可是,他是一个男人,一个跟我一样的男人,这就显得很怪。

又过了一天。

这一天里,我的心不再纯净,一直笼罩着一个阴影,一个节节逼近的阴影。

果然,第三天傍晚,还是那个时间,电话又响了,我的心陡然压上了一块石头。我没有动,朝太太使了个眼色,她接了。我已经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了她。

她按了免提。

“喂,找哪位?”

“我找周老师。”正是他。这次他的声音显得很遥远。

“你贵姓?”

“我姓金。”

“他不在。”

“我现在到肇东了。”

他到肇东了!实际上,从哈尔滨有车直达肇州,但是他不知道,现在他到了肇东,又走了一半路程。我仿佛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人,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像个瞎子,一点点前行,但是他的方向毫无错误,而且不可阻挡……

“你告诉我,他家在肇州什么地方。”他说。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不会告诉你。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转达。”太太说。

“你对他说,我要见他。”

“好吧。再见。”

放下电话,大太和岳父岳母都看我。

他又近了一步!

第四天傍晚,我和太太都静静地坐着,等待电话响起来。

电话一响,太太像受了刺激一样抖了一下,看了看我。

我示意她去接。

她走过去,把电话接起来。免提。

“我姓金。”他在电话里面说。

“你找周德东是吗?,他不在。”

“我知道他在。”金延延的声音变得很冷。

“他真的不在。”

“我到肇州了。”

这个莫名其妙的南方人已经到了肇州了!

肇州只有巴掌大,这个阴影和我的距离近在飓尺!

他继续说:“请你转告他,不管他接不接电话,我不会离开这里,我会挨家挨户地找,我一定要找到他。”

太太显然对他的这句带有恐吓性质的话很生气,她颤颤地说:“你这个人真奇怪。他早就说过,不想见你,难道你听不懂吗?”

这一次,是他先把电话挂了。

我的心乱起来,充满了恐惧。

这个瘦小的人就在肇州。

他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我,我相信他终于有一天会阴阴地站在我面前……

几天过去了,金延延的电话一直没有再打过来。我想,他正在一刻不停地搜寻我!

我不能坐等,我得主动出击。

这一天,我戴上了一个墨镜,穿上了内弟的一件厚厚的羽绒服,上街了。

当时是冬天,街上除了几个摆摊的,很少有行人,显得空荡荡。因为冷,那些摆摊的都戴着大口罩,看不见脸面。他们都在冰雪地上跺着脚。

我贼眉鼠眼地东张西望,警惕着每一个戴口罩的人,也警惕着路边的每一棵树后。

这时候,我越来越感到,那个所谓马明丽的故事其实是虚无飘渺的。这个瘦小的男人用一个最能打动作家的故事进人了我的生活,然后他逼近我。至于他到底要于什么,没有人知道。

后来,我决定到宾馆和旅店去查一查,看有没有一个叫金延延的人住在那里。

我怀疑他在骗我,说不定他已经悄悄离开了。

也许,他并没有到哈尔滨,也没有到肇东,更没有到肇州。他是在逼迫我答应见他的面,然后他再动身。

谁那么傻呢?

人家根本没答应见你,你就千里迢迢地赶来?

他撒过谎的,比如那两个打不通的电话号。

我主要考虑的是:他见我究竟要干什么?

我甚至想到了最坏的结果:

也许,他后来疯狂了,认为他女朋友是因为思念我才得了那种脑病,他要杀了我,用我的血祭奠他女朋友的亡魂……

那一天,我几乎走遍了肇州所有的宾馆和旅店,都没有查到一个叫金延延的客人。

我担心他身份证上登记的不是“金延延”这个名,每次当服务员告诉我没有这个客人之后,我都要问一句:“有没有从广西来的客人?”人家都告诉我:“没有。”

天有点黑了,我的心惰放松了许多,这个人没有来,他是在吓我!

回到家,我对家里人说了我走访的结果,家里人都放下心来。

岳父叮嘱我:“外面什么人都有,跟人交往千万要谨慎。”

那天,我跟太太开始商量今后该怎么办。

就是那一天,我做出了后半生的决定:“去北京。”

“做什么?”

“我想办一本恐怖杂志。”

——后来,我真这样干了。但是,那本杂志不幸流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接着,我就开始写恐怖小说了。

可以说,我搞恐怖文学,金延延这个人起到了启发性的作用。

我和太太向来是说动就动的。

在我做出这个决定的第三天,我们就离开了肇州。就像当年我们从东北去西北一样。

决定离开肇州的前一天晚上,我到商店去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坐蹦蹦车返回岳父家。

在离岳父家还有一站路的地方,我看见路边有一家很小的旅馆,叫什么“顺民旅社”。

我没有到这里找金延延。

这里是我唯一遗漏的旅馆。

我对开蹦蹦车的人说:“师傅,停吧,我下车!”

开蹦蹦车的人不解地扭头看了看我,慢慢把车停下来。这他也戴着大口罩。我付了钱,他又看了看我,才慢慢把车开走。

我慢悠悠地走进了“顺民旅社”。里面很低,很暗。一个窗口里,有个穿绿毛衣的女人正在吃饭。她见进来了一个人,就放下碗,问:“你住店吗?”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你这个旅社有没有住进一个叫金延延的人?”

她看我不住店,热情立即就消失了,不太情愿地拿起登记本,问:“男的女的?”

“男的。”接着我又说:“从广西来的。”

她前前后后翻了翻,说:“没有。”

“噢,谢谢。”

原来是虚惊一场……

我道了谢,然后朝外走。刚刚走到门口,那个女人突然叫道:“你等一下!”

我打了个冷战,停下来,转身看她。

她说:“有一个从广西来的。”

我的身上一冷:“他叫什么?”

她凑进灯光看了看:“姓马……”

“马?叫什么?”

“马……朋丽……”

“你再看看!”

“噢,是马明丽。”

马明丽!

一股骨灰的味道立即在我四周弥漫开来,我所有的神经顿时绷紧了。

我朝黑糊糊的过道看过去,没有一个人,过道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房间,很多的门。那个影子随时都可能拉开其中一扇门,轻飘飘地走出来……

我想立即逃开,又感到这事大蹊跷,就问:“这个客人是男的是女的?”

她的嘴里已经吃进了一块鸡肉,“啪”一声把一块骨头吐在桌子上,说:“是个男的,长得像鸡一样瘦。”

我压低声音,问:“现在他在吗?”

那个女人又夹起一块鸡肉啃,不清楚地说:“他好像是做生意的吧,天天一大早就出去,半夜才回来。”

他一直在找我。

我转身就离开了那家旅店。

街道上很黑,没有一个行人。

我岳父家在肇州亚麻纺织有限公司的家属楼里,那地方在小城南郊,很偏僻。

街道旁边是一个肇州县烈士陵园,埋的都是抗联烈士,里面树木森森,纹丝不动。高大的纪念碑直直地插向夜空,白晃晃的。

我撒腿朝家里跑去。

柏油路上有斑驳的残雪,还有冻得结结实实的牛马粪,很滑,我几次都差点摔倒。

突然,路边的壕沟里爬出一个面目黑黑的人,好像化了妆。他挡在了我的面前,尖尖地说:“站住!”

我抖了一下,下意识地朝路中央跳开了一步,定定地看他。

“留下买路钱!”他又尖声叫道。

我这才看清,他是那个终日在亚麻纺织公司附近转悠的精神病。据说,他没有得这个病之前天天夜夜看武侠小说。他长得也很瘦小,跟金延延差不多,手无缚鸡之力。我想,他没疯之前一定总是被欺侮,不敢反抗,而武侠小说中那英雄主义豪情又不断冲击他,梦想与现实的矛盾铿锵,因此,他才走火人魔了。

我绕开他,一边警惕地回头看他,一边继续朝前走。

他在后面抱拳又说道:“大侠,请留下尊姓大名!”

我把金延延丢在了肇州县,和太太乘上开往北京的列车。

走的时候,我特意跟岳父岳母嘱咐:“如果有陌生人敲咱家的门,千万不要给他开。不管男的还是女的。”

岳父岳母这方面向来警惕性很高。

我又说:“要是来人问我在不在,你们就说我走了。如果,他问我去哪里了,你们就说不知道。”

当时我的心中甚至萌生了一种歹毒的想法:他如果找上门,让岳父岳母告诉他,我到伊拉克去做生意了。我相信,只要给他一个地址,伊拉克他也能找去。

我到了北京。

办恐怖杂志,刊号和资金都是问题,不是那么快就能解决的。

我首先找工作。

挺顺利,我进入了一家娱乐杂志做主编。

那本杂志的发行量很少,大街上的报摊没有卖,只在行业中散发,几万册。

在期刊竞争激烈的市场大潮中,这本杂志可以说是在苟延残喘。我不想说这本杂志的名字了,说了你们也不知道。

不久,我太太到了《时尚》杂志社工作。

我们住在一个叫“芍药居”的地方,北三环与北四环之间。当时租这个房子就因为这个诗意的地名。

我平均一个月上两天班,5号去一次,收稿子;25号去一次,布置选题。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家里写作。

那家杂志社给我配了一部手机,我拒绝了。而我租的房子也没有电话。

没有手机的日子幸福得没边没沿。

那随身的电话铃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把你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你根本无处可逃。渐渐的,我们已经依赖电话了,有线的,无线的,它们成了我们社交的一种重要渠道,一种习惯。你不能关机,虽然有很多无聊的电话找你,但是还有很多重要的电话找你。你无法区分开来。

(现在,我的手机基本不开机。)

这一天,我到单位布置选题,编辑部的电话响了。

我接起来,问:“喂,找哪位?”

里面传出一个令我骨髓发冷的声音:“是周老师吗?”

——金延延。

这时候,我已经离开肇州一年了。也就是说,他找了我一年!

他能找到这家杂志社的电话,也一定能找到这家杂志社所在的写字楼!

我想了想说:“我是。你是金延延?”

“是我!”他显得有激动。

我不想再问他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不说话,等他说。

他也静默。

杂志社的编辑主任向梅从会议室探出头,看我。我知道编辑们都在那里等我开会。我跟她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再等我一会儿。

她又进去了。

金延延终于开口了:“您想见见马明丽吗?”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还是不说话。

“她想见您,很想。”

“你不是说她已经死了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今晚上您有空吗?”

“没空。”

“我知道您不想见我。我保证,我不出现。只有马明丽,她特别喜欢读你的文章啊。”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有些颤,透着哭腔。

“你要是再骚扰我正常的工作,我就报警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音调变得很冷:“您每月5号和25号上班。您会见到她的。”

我挂了电话,步履沉重地走进了会议室。

“哪个女孩的电话呀?”向梅笑着问我。

我实在笑不起来。那天我强撑着跟大家一起把选题确定下来,散会的时候,我说:“我跟大家在一起共事快一年了,谢谢大家这一年来对我的支持……”

大家听出了这话不对头:“告别演说呀?”

“是的,我不想在这里做下去了。山不转路转,我们还有机会碰头的。回头,我有了联系方式,一定给你们打电话。”

大家当然不解,鸡一嘴鸭一嘴地问。

我说:“没什么,我挺累的,想在家静静休息一段时间。”

之后,我又到杂志社去过三次,一次是跟投资方谈话,一次是我帮他们选拔了一个新主编,一次是到财务室结账。

谁都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在那家杂志社辞职,直到今天。

接着,我在回龙镇买的房子就入住了。这里属于昌平和海淀交界处,挺远的。我在家写作,卖字为生。

我家的电话安了之后,我给那家娱乐杂志社打电话,打算把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原来那几个部下。

是一个叫朱七七的编辑接的电话,她一听是我的声音,就说:“主编,有个女孩到杂志社找过你三次了。”

“她是哪的?”

“她好像是从广西来的。”

我愣了。

“她……长得什么样?”

“挺漂亮的。”

“你们不要对她说任何关于我的情况,啊?”

朱七七意味深长地笑了。

那次,我没有把我家电话号码告诉杂志社的人。

我想切断这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通向我的所有途径。

大约在我的第一本恐怖小说出版的那些日子,我接到了一个珍贵的电话。

是王倾民打来的。

王倾民是个女孩,当然,现在她已经不是女孩,眼看就步入中年了。不过在我心目中,她还是一个女孩,我和她已经十年没联系了。

这十年里,我和她人海茫茫两不知。

当年,我和王倾民一起在北京某杂志社帮忙。她是在海边长大的,当时也在服役,中士军衔,发表过一些小文章。

我和她在一起工作了半年,处得像恋人一样热乎。

后来我退伍了。

再后来,她也退伍了。

那时候,我们的翅膀都很软,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太大太大,中间那漫漫长途我们无能跨越。分手时,我们料到彼此永远也不可能再见面了,都哭得大雨滂沱。

那时候我们心灵娇嫩,泪水充沛。

她只知道我家在东北一个小镇,我只知道她家在福建三明市。

我写过我和她的故事,收在《六弦如瀑》一书中。哪天我可以给你们贴出来,题目好像叫《两个女兵的故事》。

我激动地问:“你怎么找到我的?”

她得意地说:“我曾在厦门的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你的报道,知道你现在在北京,写恐怖小说,就给出版社打了电话……”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厦门工作。不过,我明天就去北京看你!”

“真的啊?”

“当然啦,明天上午的飞机。”

“我接你吧。”

“不用。”

“你结婚了吗?”

十年的时间太长了,变化太大了,该问的话太多了。我想起什么问什么。

她亮晶晶地说:“没有。我等你哪。”

这句话让我卡了一下壳。

“你怕啦?跟你开个玩笑。”

“他是干什么的?”

“我一直没找。”

“噢………”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为什么?”

“不为什么,没合适的。”

“我们定个见面的地方吧。”

“好吧,北京你熟悉,你定。”

“北四环路上有个酒吧,叫……”

“别搞那么现代。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晚上没事干,经常去看电影?那家电影院叫和平电影院吧?”

“是和平电影院,我们经常在那里吃煎饼。”

“我们就在电影院门口见吧,再一起看一场电影。”

“你还能找到吗?”

“它没拆吧?”

“前几天我还从它门前走过,没拆。”

“那就没问题。”

“哎,记得当年在北京的时候,你说话都接近普通话了,现在你的福建口音怎么这么重,我都有点听不懂了。”

“我回到家乡都十年了。乡音就像大海一样,只要你置身其中,很快就把你淹没。”

“而且你的声音都有点变了。”

“1998年,我喉咙得了一次病,做了手术,差点要了我的命。”

“那一年我在西安。”

放下电话,我激动得不知道干什么好。

别说是异性,就是一个哥们,十年见一面,也是一件难得的事。

王倾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想,她现在应该很胖,因为她20多岁的时候就有点胖,而且她说她妈妈和姐姐都很胖。

我没有对太太说这件事。尽管她很通情达理,但是这种事总是不说为妙。

第二天,我专门到附近理了个发。我一理发就显得精神。然后,我又把胡子刮了。

吃完晚饭,我对太太说:“我出去见个人。”

“谁呀?”

平时我出去,她连问都不问,今天她却显得很警觉。

“出版社的一个编辑。”

“为什么这么晚见啊?”

“谈一本书稿。”

“男的女的?”她咄咄逼人。

“女的。”我毫不犹豫地说。这叫半真半假。

“哪个出版社的?”

“……作家出版社。”这一次我犹豫了一下。

“她叫什么名字?”

我没想到今无她竟然这样打破沙锅问到底。我的责任编辑是男性,叫王宝生,我还真不知道作家出版社哪个女编辑的名字。

太太还在等着我回答。

我一时想不起来什么名字,就顺口说:“马明丽。”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

我忽然想起,我对她讲金延延的事儿时,提起过这个名字。我急忙转移她的注意力:“我记得你们《时尚》好像也有个马明丽?”

“《时尚》?没有啊。”

“肯定有。”

“肯定没有。”

“那是我记错了。哎,你说10%的版税行不行?”

“能谈高一点当然更好了。”

“我争取吧。”

她这才把眼睛移开,继续看电视了。

我出门的时候,她好像是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你小心点,别让她把你的魂勾走了。”

我来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看电影的人很少。

站在这家影院门前,四周的景致再次撩起了我十年前的记忆。

那时候,看电影对于我和王倾民来说都是一种奢侈。她家的生活比我家好,总是她买票。

现在,我终于可以回报一次了。

我希望今天上映的是一部爱情片,至少也应该是一部喜剧片,哪怕是我不爱看的贺岁片。

可是,看了看海报,今天上映的不是爱情片,也不是喜剧片,而是一部号称中国第一部恐怖片的电影。

都是玩这个的,它撩不起我多大的兴趣。不过演什么无所谓,我主要是见王倾民。

电影院旁边,有一个小卖店,里面站着女老板,她穿着一件米黄色毛衣,一直在冷冰冰地看我。

我理解为:她希望我能买她的冰棍。

隔着横七竖八等客的出租车,我看见对面的几家小吃店灯火通明,顾客却寥寥无几,他们匆匆地吃着饭。

有一家小吃店干脆一个人都没有,我甚至没看见服务员。

暗淡的夜空中有蝙幅在低低地飞,我真担心它们撞到我的眼睛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怦怦乱跳的心一点点平静下来。

看电影的人陆续走进去了,电影院门口显得空荡荡。

那个小卖店的女老板还在看我。

我渐渐不安起来,在台阶下踱步。

电影已经开演了,我听见巨大的音箱里传出恐怖的音乐。

终于,那个女老板不再看我,她拉下合金卷帘门,消失了。

路边的出租车也一辆辆开走了。

对面的小吃店也开始陆续关门了。

我感到肚子有点饿,很想过去吃点东西,又担心和王倾民失之交臂。

她怎么还不到呢?

也许,她是找不到了。毕竟过去十年了,附近的一些建筑都变了。

突然,有人叫了我一声:“周老师,是我啊……”

我一惊,回头看去,金延延泪水涟涟地站在我身后,胆怯地看着我。

电话里的王倾民是他伪装的!

我彻底惊呆了。

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啊!

他的头发长了,烫出了不明显的波浪。眉毛描了,细长细长,柳叶弯弯。他深陷的眼眶还涂了眼影,黑黑的,甚至还闪烁着晶莹的光点(我不知道那种化妆品叫什么)。他的嘴涂了口红,薄薄的,橡古代的媒婆。他穿着一件绿色的女式细腰风衣,露出的两个喇叭形的裤腿,脚上穿一双绿色的高跟皮鞋。

电影院青青绿绿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极其古怪。我几乎都不敢认他了。

可是,可是……他怎么可能如此熟悉我十年前的那段短暂的历史?他怎么能发出女人的声音?他怎么能说出一口福建普通话?

“金延延……”我嗫嚅地说。

“不,周老师,我是马明丽。”

我压制着我的愤怒和恐惧,低声说:“告诉我,你装神弄鬼到底想干什么?”

“周老师,真的,我改名了,改成了马明丽。”

“你为什么把我骗到这里来?”

“我只想和你好好谈谈。”

“谈什么?”

他擦了擦眼泪,平静了一些,指指斜对面的一家酒吧,怯怯地说:“我们到那里去聊,好不好?”

“不,就在这里谈。”

他直直地看着我,突然说:“您对我不熟悉,可是,我对您却非常熟悉……”

所有的读者都这样说。我不说话,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在梦里经常跟您见面。我经常做那个梦,在梦里,我叫马明丽,是女的……”

我警惕起来。

“在梦里,您对我说,您写过很多书,您经常提起其中一本,书名叫《生生世世》,您说那是您的代表作。在一个个黑夜里,在一个个梦境中,我和您相守在一起,我对您越来越依恋……而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有您这个人。”

空荡荡的路上没有一辆出租车开过来。

“有一天,我去书店,真的看到了《生生世世》这本书,我一看作者的名字和照片,大吃一惊!这世间果然有您这样一个人您!”

我也大吃一惊。

“从此,我知道这个梦含着玄机。”他说着,眼睛闪过一丝缠绵。

我断定,他是一个疯子。

他的大脑神经都畸形了,坏死了,但是,还剩下一根神经,这根神经却超乎寻常,比如千山万水、挖墙钻洞地寻找一个人。

“后来,在梦中,我的脑袋得了一种病,头痛欲裂……”

说到这里,他深深叹口气:“其实,我是真得了那种病。我经常在梦中痛得坐起来,朝墙上撞。我跑遍了昆明的医院,看了很多医生,都诊断不出来。我知道,我的死期越来越近……”

我的心肠丝毫没有软。

“再后来,那个梦告诉我,只有一个秘方可以救我的命………”

我集中了全部的注意力,盯住他的嘴。

他的眼睛突然射出凶恶的光:“那就是找到现实中的您,让您娶了我……”

这个“娶”字让我恶心了一下。

“马……明丽,你等我一下,我去一趟厕所,好吗?”

“您去吧,周老师。”他恭恭敬敬地说。

我疾步走开,找到一个电话亭,快速打了一个电话。

我回来的时候,金延延还站在那里等候我。他的样子像个鬼。

“你一直都在欺骗我。”我说。

“对不起……”他低下头去。

“你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这时候,我的胆气壮了许多。

“但是,您在梦中的态度不是这样的。”

“那是梦!……好了,我得回家了。”

我的身子刚一动,他就像受惊了一样,马上把手伸过来阻止我。同时,他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我只是试探他一下。

我讨厌极了他那双苍白的涂了红指甲的手。

他显然没有想到警察突然出现。警笛声由远而近的时候,他没有慌乱,他没想到那是冲我们来的。

警车停稳后,两个警察朝我们走过来。

一个警察问我:“是谁报案?”

“我。”我说。

金延延那双眼珠在深陷的眼眶里死死地盯着我。

那个警察看了看金延延,又看了看我,神情有点异样:“你俩都上车。”

我知道,这个场景一定让他想起了前不久那个震惊全国的案子——有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同居,后来,不知为什么,不是歌星的男人把那个是歌星的男人扎了一刀……

派出所的院子很黑,只有一个房间亮着灯。

一个警察把金延延带到了那个亮着灯的房子。

那个警察很高大,金延延显得更加瘦小。他被带走之前,无言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头皮发麻。

我被另一个警察带进了另一个黑房子。

他打开了灯。

我进过派出所,那次是别人报案。这次,是我报案,因此我不紧张。

我的恐惧还是缘于刚才金延延的那个眼神。

房于里很简单,一桌一椅,一个办公柜。桌子上扔着一根警棍和一副手铐。

警察拿出记录本,问:“怎么回事?”

我坐在那里一五一十地讲述起来。

他听得很人神,有几次他的眼睛紧紧盯着我,差点忘了作笔录。

最后,他把笔录给我看了看,除了有两个错别字再没什么。

我按完了手印,警察就说:“你可以走了。”

第二天,派出所的警察给我打来电话,对我说:“周先生吗?我是派出所。”

“你好。”

“我通知你一下昨天的处理情况,我们把马明丽放了。”

“他叫金延延。”

“金延延是马明丽的曾用名,现在连身份证都改了。而且……”

我紧紧握住话筒,生怕漏掉一个字。

“而且,她已经做了变性手术。现在,她是一个女性。”

我彻底傻了。

“她说她喜欢你,这个我们干涉不着。只是她追求你的方式有点出格,我们已经对她提出了批评教育。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放下电话,我陷入绝望的深渊。

我觉得这个马明丽就像一只给人带来不祥的古怪飞行物,他(她)出没在黑夜里。

黑夜里,人们都是瞎子,只有它是什么都看得见。

终于,他(她)被捉住了。

他(她)在铁笼子里冷冷地盯着人,一动不动。

他(她)缩着脖子。

他(她)缩着翅膀。

他(她)缩着眼睛。

他(她)缩着心脏。

他(她)缩着阴谋。

可是,不小心,那铁笼子被打开了。

这只一动不动的古怪动物,突然像触了电一样,猛地抖动巨大的翅膀,“呼啦”一下,像跳蚤一样没了踪影。

他(她)消失在黑夜中。

远远近近的树木阴森森,使深夜更深。

他(她)藏匿在那阴森森的树木深处,再也看不到他(她)的眼睛……

危机就四面埋伏了。

北京地下的电话线密密麻麻,数都数不清。而这个古怪的动物,他(她)在那密密麻麻的电话线中,准确地找到了哪一根通向我的家,然后顺着它,一点点地爬过来,爬过来……

这是我刚刚买的房子,不可能卖掉。

他(她)继续向我逼近。

我的生活空间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黑暗。我越来越感到窒息。我闻到了骨灰盒里的味道。

这个人忽男忽女。

这个人一会儿面露凶光,一会儿泪水涟涟。

在警察看来,他(她)的种种举动都是对我的爱——尽管这种爱不自然,却可以不加引号——可是,我却觉得,那是对我的恨。

前生来世的恨。

刻骨仇恨。

他(她)是来吸我血的,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

古怪的马明丽潜伏在黑夜里,半年没有显影。

我却时刻没有忘记她。

我感觉这个马明丽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后来,我重新出山工作了,在一家报社做总编辑——我要接触社会,接触同类,积累素材。

这天下了班,我和编辑们加班开会。报纸第一期还没出来,正在筹备,杂事一堆。开完会,都已经很晚了,大家都匆匆忙忙收拾东西回家。

我还要把每个版的责任编辑定下来,就坐在电脑前继续工作。

编辑部的办公室很大,很空旷,有几百平方米,几十个隔档,那些隔挡都齐胸高。整个编辑部就像迷宫一样。

所有的隔挡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桌椅和电脑都是一样的。

平时,为了环境的整齐,报社规定每个编辑下班的时候,隔挡里的所有东西都要收起来。此时,所有的灯都亮着,看上去,这个空阔的编辑部就有点诡异,那些隔挡更像是一些有象征意味的道具。

一个叫立敬的编辑返回来,在门口对我说:“老大,有人找。”

“男的女的?”还是这习惯。

我最怕立敬犹豫。

他没有犹豫,说:“男的。”

“让他进来吧。”

编辑部外面是一条很长的走廊。我看见立敬朝走廊的尽头招了招手,接着我就听见了一阵脚步声慢腾腾地走过来。

“老大,那我走啦?”立敬说。

“好。”

“再见。”

“再见。”

立敬就走了。

那个人的脚步一点点走近,走近,走近。

假如这个人是马明丽……

我在紧急想着对策。

他的脸终于出现在门口——谢天谢地,不是马明丽。

“你找我?”

他点了点头。

这个人同样很瘦小,二十七八岁左右,不过他比马明丽稍微壮实一些,也许是因为他穿着一件臃肿的灰羽绒服的缘故。

他谨慎地走进来。

编辑部大厅里的地板质量很糟糕,踩上去“吱呀吱呀”响,声音很刺耳。

终于,他坐在了我办公桌对面的皮椅上,离我非常近。

我又感到了一种窒息。

他轻声说:“我是马明丽的男朋友。”

又是马明丽!

而且,我听出这个人也是广西口音。如今,我一听到广西口音就紧张。

“你是说原来那个叫金延延的人?”

“她现在改名了,叫马明丽。”

“我知道。”

“我叫金延延……”

我呆住了。

这个绵延数年的事件,绕了一个又一个弯子,我的智商已经转不出去了!

“你……你和她认识多长时间了?”我问。

“快半年了吧。”他说。

我很想听他说下去。

马明丽这个人来无影去元踪,很诡秘,我一直不知道她是什么底细,现在,终于冒出了一个熟悉她的人。不过,这时候我不觉得马明丽恐怖了,倒是这个近在咫尺、脸色灰白的陌生人,让我很不放心。

“马明丽死了。”他低低地说。

这个一直纠缠我的人,死了。

我竟然很平静。

我平静地朝外看了一眼。走廊里的灯很暗,我似乎看见马明丽的影子从走廊里飘荡而过。她的眼神有些困倦。

“她包了一座茶山,平时很忙,但是只要一闲下来,她就读您的书,甚至都到了痴狂的程度。受她的影响,我也读过您的书,老实讲,我倒不是很喜欢。”

他抱歉地看了看我,继续说:“记得,有一次,我和她还因为你写的一篇文章争论过,那篇文章叫《雨中的命和命中的雨》,你写的是一个底层人的命运,很有灵异之气。她说你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恐怖小说家。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您在放弄玄虚……”

我惊恐了,这些话怎么如此熟悉?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延延的时候,他对我说的话!

一模一样!

那时候,金延延的女朋友叫马明丽,马明丽死了。

现在,金延延变成了马明丽,这个男人成了她的男朋友,他又来对我说:他叫金延延,他的女朋友马明丽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越来越糊涂,越糊涂越惊骇。

这个自称叫金延延的人继续说:“有一次她对我说,她的头很痛,我以为她是没休息好,就没有太在意。没想到……”

说着,他的眼睛湿了。

他揉揉鼻子,又掏出纸巾擦了擦手:“那茶山上有一棵茶树,是她专门给您种的,她说,有一天,她会到绝伦帝小镇去,给您送去她种的茶。她特别向往您描述的那个绝伦帝小镇。可是,她永远不可能去了……”

说到这里,他哭出了声。

一个男人的哭声在空阔的编辑部大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没有为之所动。

尽管我没想明白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这个男人在我面前痛哭流涕,但是我肯定:他毫无善意。

对照当年的情形,我知道他马上就要提到骨灰的问题了,马上就要问我绝伦帝在哪里了……我突然说:“太晚了,我得回家了。”

他突然像受了惊吓一样,抬头愣愣地看我。

“对不起,我家小孩生病了,我得赶快回去……”老实说,我有点怕他,我在编理由,我的话语里甚至带着恳求的味道。

没想到,他并不纠缠,而是有些惶恐地说:“不不,是我对不起您,耽误您时间了。我先走了。”

说完,他站起身急匆匆就走了出去,连一句“再见”都没说。

转眼,他就不见了,像梦一样就消失在了暗淡的走廊中。

那一刻,我觉得他精神有问题。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我新配的手机响了。

是那个自称叫金延延的人。他从哪里搞到了我的手机号呢?

他说,目前他在广东,在当地一家打工类杂志搞发行。

他说他已经从失去女朋友的悲痛中解脱出来,让我不要牵挂他。

他说目前工作很好,心情很好,天气很好,一切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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