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弥留人世的最后时刻，我一个人守在她身边。房子里安静极了，只有惨白的灯光照着母亲那衰老的脸。一个我至今不知来源的声音一直在母亲头顶响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钟表。
妈妈，你冷吗？
不是小说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
我写的是恐怖小说，在我这里几乎没有真实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些虚构成分。
在此我强调，现在我讲的故事，是我妈之死，是真实的记叙。
我讲述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事件，是一段是生活的原状态0
你们不是在读小说，是听一个人讲述他前不久的一次经历。
我对着我妈的在天之灵我发誓。
我姐
我生于东北长于东北，但是，现在我对那疙瘩已经很生疏了。
算一算，我已经多年没有回去了。我几乎已经忘记了黑龙镇，忘记了那里还苟延残喘着我的老母亲。
当你飞黄腾达的时候，周围的人众星捧月，你第一个忘记的是母亲，你根本没工夫去回忆她的年龄和生日，没心情去揣摩她的心情好不好。可是，当你面临围攻的时候，当你眼看就要完蛋了，绝望至极，惊恐至极，喊出的一定是：“妈！——”
我本质上是一个书生，敏感，多愁，追求完美，希望永远，想入非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野心勃勃，追名逐利……这性格注定我一直终生漂泊。
很少有谁的人生像我这样动荡。
在东北小镇摆摊，在中国空军服役，在蒙古草原放羊，在一个叫白龙的村子供销社当售货员，在一个县城啤酒厂当秘书，在西安某杂志做主编，在北京卖字……
那天，北京的天气特别好。
野心勃勃、追名逐利的我正要去一个影视公司录制我的恐怖电视小说。在路上，我的手机响了，声音似乎更急促。
我接起来，是我姐。
“东子，妈病重了……”
我姐是我家的老大，她的三个弟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安，一个在上海，只有她在那个偏远的小镇，侍奉我年迈的父母。她是个乡下人，灯红酒绿对她没什么吸引，她的要求就是有吃有穿。她像天下所有的姐姐一样，心疼我们哥几个，平时很少给打电话来，怕我们麻烦。
现在她突然打电话，说明我妈的病一定是很重了。
我的心一下就沉重起来。我在心里开始算我妈的年龄，我记得她属狗，那么她应该是68岁。
我低声说：“我过几天回去行吗？”那几天，我要去南方搞一次签名售书，我在想能不能推迟几天。
“过几天你恐怕就看不着了……”我姐说着，在电话里哭起来。
我想了想，说：“你跟妈说一下，我明天就到家。”
我半路折回来，跟太太说了这件事。太太轻轻对我说：“我跟孩子都回去吧。”
“算了，那地方冰天雪地，孩子受不了。我自己回去。”
我揣了钱，连衣服都没换，也没带包，就走了。
我妈
我和我妈的关系特别一些。
家里除了我还有三个孩子，他们的长相都像我爸，浓眉大眼。只有我的相貌像我妈，单眼皮，小眼睛，长脸。
而且我的性格也像她。
我妈其实挺放纵的。男女方面我不说，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嗜赌，一直赌到老。我从小到大，很少吃到过早饭。
对于赌博这件事，她受到过家里人的劝阻、干扰、声讨、批判，但是她改不了。她不强硬，但是她蔫巴巴地走她自己的路。
我觉得，她的放纵是由于无奈，是由于寂寞。那不仅仅是乡下小镇环境的寂寞，还有生命深处的寂寞。
她的心眼很小，一句轻语，一个微妙的动作，就会深深触动她，最后在牛角尖里越钻越深，不能自拔，就哭。
她很细腻，关注情感的细节。
我跟她一模一样。
她很懂事，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记得小时候，我家里跟现在一样穷，我向她要钱很少成功。但是，只要我跟小伙伴一起在街上遇到她，只要我开口要钱，她肯定给，给的还不少。尽管我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但是她知道给我面子。
她疼我们。
她像你的母亲一样，是可敬的。
她在赌场一直坐到老态龙钟，一直到再也拿不起纸牌为止。
巧合
我来到了火车站。春节期间，买票的人特别多。
我正想着给火车站的一个当警察的哥们打电话，有一个女人走近了我：“师傅，你要不要退票？”
她是东北口音。
“哪的？”
“哈尔滨。下铺。”
“我要啊。”
我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另外给了她30元订票费。别管合理不合理了，只要能回家。
直到上了火车，我才认真回想这件事——真巧啊！车次多得数不清，她退的正巧是哈尔滨的票，而且主动问我要不要票。
候车室里的人密麻麻的。座位没有了，有的坐在背包上，有的干站着。
有鬼鬼祟祟吃茶蛋的；有用不知道哪里的方言“嘁哩嚓啦”说话的；有戒备地扫视四周的；有张着嘴哈哈傻笑的；有打瞌睡的；有看地摊杂志的……人声嘈杂。
我靠着一根柱子站着。
我旁边的天蓝色座位上，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急匆匆朝外走过去，好像碰巧看见了一个同乡似的。
我就在那个空位上坐了。
我的左边坐着一个南方妇女，前面抱一个小孩，后面背一个小小孩，不停地摇晃着身子；右边挨着我坐的，是一个高大魁梧的中年男人。
我的心乱极了。
有个老头站在我前面，背对着我，似乎在卖呆。他的手背在后面，我看见他手里捏着一张车票。那应该是当日的车票。
我右边那个中年男人伸过头去，看了看那个老头手中的车票，用东北话嘀咕了一句：“哎，这是咋整的，我这个票咋和他的不一样呢？”
他一边说一边掏出票来。他那张车票比老头手上的颜色浅，很明显。
我也掏出票来看，跟中年男人的车票不差分毫。
“您是在售票口买的吗？”我问他。
他看都没看我，说：“是一个女的卖给我的退票。”
“我的票也是一个女的卖给我的呀。能不能……是假的？”
“谁知道啊！”
我有些恼怒了。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我竟然被一个车站小骗子糊弄了？
那个中年男人说：“一会儿检票就知道真假了。也许是电脑打印机没墨了……应该没问题。”
我又看了看车票，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
“你在几车？”我问他。
“3车。”
“多少号？”
“11上。”
我取出票看了看，很惊奇：“我是12上，咱俩挨着！”
“太巧了。”
“你一个人吧？”
“一个人。你呢？”
“我也是一个人。”
北京站候车室里的人多得像密麻麻的蚂蚁，我和这个铺对铺的人偏偏就坐在一起了。
旅途
检票的时候，我和这个临铺的大哥一起上了车。
他拿了三个包，都很大。我帮他提了一个，那包重极了。
到了车上，他和我聊起来。
他姓常，是搞一个建筑公司的头。
还有两个人，一直在插嘴。一个姓高，一口南方口音，偏偏说他是哈尔滨人；还有一个女人，姓梅，是哈尔滨制药几厂的，驻南昌办事处，她长得挺有风味，就是牙有点不齐。
高先生罗里罗嗦说了很多话，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他在中央认识很多大人物。
那个梅小姐听说我原来当记者，就问我：“是什么报社？”
“是杂志，是《女友》。”
“《女友》啊，那时候我经常看。其中有一个作者，我特别喜欢，他写的文章挺牛的，也挺幽默，他姓朱……”
“姓周。”
“周？”
“叫周德东。”
“好像是！……我不太记得作者的名字。”
“我就是他。”
“那个姓朱的人就是你呀。”
“我姓周。”
“我记得他写过一个小说，写的是一个学生宿舍楼，楼下住着男生，楼上住着女生，一天，有个小篮子系着绳子从楼上放下来，里面有一张纸片……那小说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美人计》。”
“对，就是《美人计》！那个小说特别恐怖……他叫周什么？”
“不是他，是我。我叫周德东。”
那个高大魁梧的常大哥一直听着那个女人跟我说话。
那个高先生见缝插针，继续强调他是哈尔滨人。
夜里，熄灯之后，我一直在想着母亲，睡不着。
很快，常大哥就发出了鼾声。他打鼾的声音很大，把整个车厢睡觉的声音都压下去了。
我本来是面朝上躺着，偶尔翻了一下身，看了他一眼。
夜灯在低处，我看不清他，但是我隐约看见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正在黑暗中看着我。
我打了个冷战。
实际上，我一直没有停止翻身，我面朝下趴在铺上，一边自然地把眼光从他那死鱼一样的眼睛上移开了，把脸朝向了另一面，把后脑勺对着他。但是，我的心悬起来。
这个人怎么这么怪？他没睡着为什么打鼾？他睡着了怎么瞪圆了眼睛？是不是他那三个大包里有什么贵重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起来了，各忙各的，洗漱，换票，整理包裹……
我相信我和这个常大哥对昨夜那一次对视心照不宣。
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异常。
我对他说：“常大哥，我帮你再提一个包吧。”
“好，谢谢。”
“哎，我记得昨天你是三个包，怎么变成四个了？”
“我的包里还有个空包。昨夜，我就把包里的东西分成了四个包。”
下了车，出了站台，我和常大哥分手。互相说了很多客气话，“你回哈尔滨一定来找我”、“你到北京一定给我打电话”之类没什么结果的话。
我不知道开往黑龙镇那惟一的一趟长途汽车还有没有。
我站在车站广场发呆。
常大哥钻进了一辆出租车，走了，消失在哈尔滨的车流中。
直到如今我也不明白，那个常大哥为什么半夜的时候一个人悄悄爬起来，把三大包分成了四个包。
一个很黑的人
我顺利地坐上了长途汽车。那是从哈尔滨开往清泉县的，中间要走八个小时。中间经过兰西、青冈、明水三个县。
过了明水，就是沙土路了，越走越偏僻，荒凉。
八个小时，窗外除了冰雪就是冰雪，厚厚的，一片白茫茫。
偶尔可以看到灰色的树林带。
车上的人大都是乡下人，他们在哈尔滨打工，回家过年。他们都拿着大包小包，甚至铺盖卷儿。
车厢里没有暖气，或者说有暖气但是司机不给开。
窗上结着厚厚的冰花。
我说一路上都看见冰雪茫茫，那是我在窗子上吹化了一块冰花看见的。
车上的人只是在车没出哈尔滨的时候，对高楼大厦感兴趣。每一个公司的牌匾和每一个行人的装束，都会增加他们的见识，都会成为他们回乡讲述的材料。车出了城，他们都不再抻着脖子朝外看了。
旅途漫长、寒冷、颠簸。
大家都抽烟。
我的旁边坐着一个男人。
他的特点是：脸特别黑，说像煤炭一样绝不夸张。也许因为他的脸太黑了，他的眼睛就显得特别的亮。
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肩背和肘部是人造皮的，其他部位是晴纶的，很普通那种。下面穿黑色条绒裤子，一双黑色棉皮鞋。他的领口露出雪白的领子。
他跟我一样，没有一个包。
我看不出他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
他一直在我的身边跺脚。
所有人都冷，但是都偶尔跺一跺，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一刻不停。
车在冰雪路上行进，走得慢极了。本来我的心情就不好，一路上，听着他急促的跺脚声，我的心更加烦乱，却不好说什么。
我的脚已经冻麻木了，但是我不跺脚。
我在窗子上吹出的“眺望口”又被冰霜覆盖了。
我再吹。
天气很好，天蓝得像一块巨大的宝石，极有质感，宁静而平和。看不见黑土，都是雪，雪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一望无际的雪野上，没有人畜，只有远远近近的树，而那树也是雪白的，被霜雪包裹。
这世界一片肃穆。
相比起来，那城市里的花红柳绿就显得浅薄起来。
我的心情很纯净。
我忽然意识到旁边的人不跺脚了。我微微转了转头，感觉到他在看我。
我回过头，他果然在看我。
我发觉，他的肤色黑得不正常，不是非洲人那种油亮的健康的黑，而是病态的黑，好像是一个鲜活的东西，日久天长，失水了，变质了，腐烂了，风吹日晒，越来越黑……
我想起来了，那是一具风干的尸体色。
可是，他的眼睛却十分明亮，而且显得过于热情。
他见我看他，把头转过去，继续跺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我的心又烦躁起来。
太阳光越来越强烈。
而且，大家在车里呆久了，呼出的热气让车里暖了一些，似乎不那么冷了，整个车厢里只有这个人单调的跺脚声。
这急躁的声音好像预兆着什么不可更改的灾难正在逼近。
接近黑龙镇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
在城市里，很少有机会看到夕阳。我们看到的夕阳常常是这样的，在离地三竿高的地方，这个即将消失的发光体，它的大部分就都已经消隐在灰黯的天空中了，只剩下最上面一抹，暗红色。
我有发言权，我观察过。
而我家乡的夕阳，在临近地平线的时候，依然清晰如剪纸，楚楚动人。它的上半部是暗红色，下半部是暗黄色，美极了。
在黑龙镇这一站只有两个人下了车：一个是我，一个是那个黑黑的人。
我下车的时候，那个黑黑的人站起来给我让路，我没想到他随后也下来了。
下了车，一股寒冷之气扎进了我的骨头，我急忙钻进拉客的三轮车。那三轮车用玻璃做成了一个包厢，挡风。
三轮车开动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见那个黑黑的人也下车了，他似乎第一次来这个小镇，他正在那里东张西望。
客车关了门，慢腾腾地开走了。
我的三轮车也走了，我一直回头朝他看。
他一直站在那里迷茫。
他是谁呢？到黑龙镇谁家来的客人？或者，他就是从黑龙镇出去打工的？
我爸
过几天就过年了，很多人家的门窗上都已经贴上了对联、窗花、福字。
雪把小镇覆盖着，而这些东西都是红色的，很鲜艳。
这种鲜艳对我是一种刺激。
我家显得很冷清。
炕上躺着我爸我妈。
我妈长得很瘦小，现在只剩下一把骨头，她的大腿跟我的胳膊一样细。她的肚子浮水，涨得很大。她在艰难地喘息，多半在昏睡。
我爸痴呆，什么都不知道。他的眼神里充满绝望，迷茫，无助，他呆呆地看着每一个人。
他呆呆地看身边躺着的我妈，一看就看一个小时。他在使劲地想，这个痛苦地挣扎的人是谁？这个衰老的女人跟他过了几十年，现在他不认识她了，他甚至不知道她为什么惨痛地呻吟。
他呆呆地看我。
如果我不说话，他会一直看下去。
他不知道我是谁。
有一家报纸采访我经历的时候，专门写过他。现在我把这篇文章的部分文字打磨一下，贴在这里：
周德东，一九六七年出生于黑龙江北部的一个小镇。他在他出版的一盘盒带里深情地唱道：
那疙瘩没有妖魔鬼怪
那疙瘩居民善良无猜
那疙瘩冰雪寂寞天蓝地白
那疙瘩向日葵金灿灿满世界开……
实际上不是这样。
他爸爸是个供销社的职工，很老实，很勤劳。他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喜欢玩牌，很少回家。他的家一贫如洗，破败不堪。
他父亲就喜欢文学，但是一辈子只在《嫩江日报》上发表过一篇与人合写的通讯，几百字，得了两块五毛钱稿费。
他热爱集报。
他没有走出过那个偏僻的小镇，那里不卖书，也没有杂志和报纸。那里的居民偶尔看到的一两张报纸必是多年前的旧报纸。
父亲日积月累地收集、剪贴，将近二十年，他的剪报册已经堆了小半个房间。他认为那将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宝贵的遗产。
后来，周德东到了古城西安，担任《文友》杂志主编，他说，由于他忙于追名逐利，和父亲的联系很少。他竟然很少想起给家里寄回新出版的《文友》。
父亲经常给他写信来，他的字迹一天比一天歪斜，他越来越老了。他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儿子当了作家。
他不知道作家现在已经不值钱，在他心中，作家永远是最神圣的职业。他逢人就说：“我二儿子是作家！”
父母都老了。一次，周德东含泪写信告诉他们：“我如今生活在西安，做杂志。我今年已经30岁了，而且结了婚，媳妇是一个肇州女子……”
后来，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经常一个人坐在小镇的土路边，对着老太阳发呆。
他不再剪报了，那曾经是他十头牛都拉不回的事业。听说，他连身边的亲人都不认识了，更不记得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周德东。
一次，他走失了，在冬天，在风雪中，在旷野里，他走了几天几夜，一只鞋都走丢了，脚上被苞米根扎出了一个大洞，堵满了沙土和石粒，一路血渍。
他走到一个屯子，一群小孩掷土块打他，喊：“老疯子！老疯子！”
他极其惊恐，他说：“我不是老疯子。我的二儿子是作家！”
“我的二儿子是作家”，他牢牢记着这件事，这是他这辈子惟一的炫耀，这是他对付这个梦魇一般的世界的最后一个武器。
你睡觉吧
……我跳上炕，抱起我妈。
她那么瘦小，竟然很重，据说这都是不吉利的征兆，因为有那句话“死沉”。
她在炕上躺了两个月了。
“妈……”
我妈没有看我，她把头一歪哭了，哭得无依无靠，嘴里嘀咕着：“我这是咋地了！我这是咋地了……”
我的眼泪也流下来。
白天，我一直坐在炕上，守护在我妈身边。我给她按摩——脑袋，胳膊，大腿，肚子，后背。
她的胳膊肿得不像是她的胳膊，很粗大，和她干瘦的大腿不成比例；她的后背肌肉都好像死了，没有一点弹性，按一个坑，再也不起来；她的头发没有一点光泽，像枯草；她的头皮是麻木的，经常需要人用力敲打……
她白天几乎一直在昏睡，天黑之后，稍微好一些，还能跟我说说话。
我家只有一个荧光灯，灯光惨白，照在她苍老的脸上，很凄凉。
乡下人情浓，邻居们偶尔有人来探望。
我知道我妈心里烦，就让我姐把来人都迎到后屋。我家有一个黑糊糊的后屋。
这样，我妈躺的房子里一直是安静的，只有土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
我妈在惨白的灯光下偶尔睁开眼，见我还在为她轻轻抚摩，就说：“别管我了，快去睡觉吧。”说完，她就闭上眼，睡过去。
她在昏睡中，偶尔迷迷瞪瞪地喊出一声：“妈……”
她妈都死去多年了，我连见都没见过。
在最后的时刻，在这个危急关头，我的母亲，我那牙齿已经掉光、满脸布满皱纹的衰老的母亲，她一下变成了一个婴儿。
她回到了那个老旧的年代，回到了不太干净的散发着一股什么味道的隋家的襁褓里，闻到了母亲的奶香……
子女永远是不可靠的，母亲才是支柱。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停止写作。
你们在我的恐怖小说系列中会看到一篇《所有人都在撒谎》，那就是我在我家的土炕上，在我妈身边写成的。
黑龙镇没有电脑，我也没带回手提电脑，因此我在黑龙镇写东西只能是用纸笔。那稿纸和圆珠笔是我外甥给我买的，笔5毛钱一支，稿纸好像是1元钱一本。300字的没买着，是285字的。
晚上，我妈睡着之后，我就开始在惨白的灯光下写东西。同时，我也在聆听我妈的动静。
黑龙镇的夜静极了，狗在远方叫。
我妈总是在说梦话：“这可咋整呀！……唉……你把那东西拿走了我们吃啥？……别说了……这个你千万别动！……大伙都去了……都得去……”
她从睡梦中醒来，歪头看看我，说：“东子，别写了，睡觉吧。”
“好，一会儿我就睡。”
“你年龄也不小了，这么写下去身体会累坏的。快睡觉吧。”
我姐对我说，她听见了我妈在梦中清晰地跟几个人对话——
好像有三个人来找她，要把她带走。
我妈说：“你们坐吧。你们是咋来的？”
“……”
“我能不能不去呢？”
“……”
“那再宽限我几天吧。”
“……”
我妈变得很坚决：“反正现在我不去！”
“……”
“再过十三四天。”
“……”
“你们明早就走吧，我说话算数。”
我家邻居吴强是开小巴搞客运的。第二天，吴强的媳妇突然喝毒药了，抢救一天才抢救过来。
她家的生活算是小康，两口子也没有闹别扭，为什么喝农药呢？问她，她说：“唉，活着没啥意思。”
吴强的母亲说，天还没亮，她就看见有三个男人在她家的门口晃来晃去……
我姐是乡下人。虽然她是我姐，但是她讲的这件事，我还是不信。
我至今不信。
我的理解是，我妈说的梦话，和吴强媳妇喝毒药是巧合。
而且，我还怀疑吴强家发生了那件不幸的事情之后，我姐有意无意把我妈的梦话修改了。
我妈是在她说那次奇怪的梦话之后第七天死的。
凝望
我爸不会说话了。
他大脑不好使，或者因为日久天长不说话，反正他忘记了语言。
一个人忘记了语言是一件很悲惨的事。他会更加寂寞，更加恐惧，更加焦灼，更加绝望。
没有人顾得上关注他了。
因为我妈正在生死线上挣扎。
大家吃饭的时候，就给他一碗饭。想起来，就给他一碗水。
我姐给他接大小便。我回家之后，替换了我姐。
不管是吃饭还是排泄，他始终迷茫地望着眼前的人。
我难过，我欲哭无泪。
生命衰老了，生命变得如此粗糙！只剩下喘气了。
可是，我们除了忽略他，又能怎么样呢？如果对他关怀得细致，那么只有一个结果，灵魂受到细致的折磨。
夜里，他有时候乖乖地躺下，那就会睡一宿。如果他不躺下，那就完了，怎么让他躺下他都不会躺下。你若是强行按倒他，他会显得无比惊怵，吓得全身发抖，歇斯底里地骂人——尽管他已经口齿不清。而且，还会用全身的力气拳打脚踢。
在他的意识中，眼前的一切都是梦魇，我们就像妖怪一样。
可怜我的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老实巴交，胆小如鼠，黑龙镇的父老乡亲作证，他从来没有骂过人，更没有打过人。他不敢。
可是，现在他在反抗。
他常年坐在炕上，不活动，身体已经极其虚弱，总是抖，站都站不起来了。他用他生命最后的一点力气在拼命反抗。
我姐经常侍奉他，她是我爸印象最深的敌人。一次，我姐正蹲在火炉前烧火，我爸悄悄拿起一根铁棍子，猛地朝她的脑袋砸去——幸好有个邻居在我家，他看见了，冲上前挡住了。
我爸一辈子没权没势没钱，他总是做不成事，他很少有成功的记忆。现在，他在梦魇中，眼看就要消灭眼前这个恐怖的妖孽了，可是，又失败了……
这天晚上，我妈昏睡着，我坐在我爸面前，久久看着他。
他呆呆地看着我。
“爸，你不记得了吗？我是你二儿子啊！”
他呆呆地看着我。
“我叫周德东，东子，你忘了吗？”
他呆呆地看着我。
“你不是一直喜爱文学吗？你一直剪报纸，忘了吗？我受你熏陶，刻苦写作，后来就当上作家了！东子，作家，你忘了吗？”
“我在西安，《女友》杂志社，你还经常给我写信——西望长安想家人，你说的，你忘了吗？”
他呆呆地看着我。
“我当兵，山西大同，我写的小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你想一想……”
他呆呆地看着我。
“你大儿子叫周德尊，在庆生村出生的，你说，庆尊生。你小儿子叫周大攀，毛主席那首诗词发表那年生的——世上我难事，只要肯登攀，你起的名字，你忘了吗？”
他呆呆地看着我。
“我妈爱玩牌，天天不回家，我们轮番送她去玩，玩牌，想没想起来？”
他呆呆地看着我。
“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迷路了，找不着家了，我沿着一条路朝前走，一边走一边哭。后来你找到了我，对我说——哭啥呀！爸不是来了吗？来，爸抱你，回家……”
我一边说一边哭。
“你找不着家的时候，你的儿子却不见了，是不是？爸，我回来了，我是你儿子。不怕啊，不怕，没事，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别怕，啊！……”
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最后我就哭得说不出话了。
他还是那样呆呆地看着我。
那天夜里，我妈极其安静。
月亮一点都不亮。房子里到处都黑糊糊的，我又感觉到了梦魇的味道。
土炕上躺着我爸、我妈和我三个人。
我突然看见我爸慢慢地坐了起来，他用一条胳膊拄着炕，一动不动，就那样看着我。
他的脸色在月光下很苍白。他的眉毛很重，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在眉棱下是两个黑洞洞。
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恐惧。
我也一动不动，看着他。
他就那样看着我。时间过得真慢，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的姿势都没有改变一丝一毫，就那样盯着我。
人的大脑四分之一都是负责视觉神经的，眼珠后的视神经一直通向大脑后部。眼珠是大脑的末端。实际上，我们是用大脑来看世界的。
我和我爸用大脑互相对视。
他那是几乎已经死亡了的大脑。
我终于颤颤地说：“爸，你躺下，睡觉，啊？”
他根本没有反应，还是那样盯着我。
我把打火机打着，在闪跳的火苗中，我看见他的脸色很不好，眼睛也因为缺少睡眠而猩红。
“爸，睡觉啊。”
他呆呆地看着我。
我和他对视着，直到打火机烧得烫手了，我只好把打火机灭掉。
房子里又是一片漆黑。
他在黑暗中呆呆地看着我，他的脸模糊不清。
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沉沉地滑进了梦乡。
他还在那里盯着我。
1600元钱
我妈68岁。
她是老气管炎了，又增添了肺气肿。
她嗜烟如命，抽好烟。不论怎样，她都不能不抽烟。我说过，她对自己放任自流。她不戒烟我觉得也是因为——寂寞。
我回家之前，黑龙镇的大夫早就来过了。他们给我妈开了很多药，一直在打吊针，最后，药都输不进血管了。大夫偷偷对我姐说：“你妈活不了多久了，别治了，没用了。”
我回家之后，已经不给她用药了。
不再用药了。
我是她亲儿子，我守在她身边，静静地听挂钟“滴答”，看她皱着眉艰难地喘息。
放弃了。
这是何等凄凉和悲惨的事啊！
现在，我只有等待。
等待什么？
她就像一个悬崖上的人，双手抓着一条救命绳，她的手已经抓不住了，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而我们，就蹲在一旁看着她，看着她的手一点点朝下滑去，等着她最后跌进那万劫不复的深渊……
她睁开眼，在惨白的灯光下静静对我说：“东子，我没事，你快睡觉吧。”
“我知道你没事儿。可是，你这次病得挺重的，我得守护着你。等过了这个冬天，我把你接到北京去，好好治一下，用德国的药，人血白蛋白……”
“那得多少钱哪，我可不要啊！”
我在谈未来。
已经不可能有未来了。
我不知道我是在安慰母亲，还是母亲在安慰我。
大夫已经不来了，目前是在等待。
我的眼睛湿了。
我不敢让母亲看见我的眼睛湿。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即使病到这种程度，她的大脑依然清清楚楚。
她永远清醒。
从这点看，我爸似乎是幸运的。
“东子，给我几片去痛片。”
我把去痛片给她拿来，又给她喂水吃进去。现在，只剩下这治表不治本的廉价药了。
“妈，你知不知道，一个人生病，药物治疗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精神，精神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我妈不懂这么多，她疲惫地看着我。
我又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递给她一沓。
“妈，给你钱。”
家里穷，我妈没有钱。我姐说，她裤子里面有个秘密的兜，那里面藏着一些脏兮兮的毛票票，到底有多少，没有人知道。那是她用来跟人家玩牌的，时输时赢。多少年来，那些毛票票进进出出，好像没有变多，也没有变少。
可是，最近那个兜已经空了。
我把那沓钱递给她时，她一点都没有拒绝，颤颤地伸出手，把钱接了过去，小心地数起来。
她数得相当准确，1600元。
那是崭新的钱，那是北京的钱。我发现，黑龙镇的钱都很破旧。
她颤颤地把那钱塞进枕头的拉锁内，喘息着小声对我说：“你别说啊。”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不让我对谁说？
这是我回家的第四天。
我妈是两天后死的。
奇怪的声音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信过鬼神。
当然，假如我深更半夜独身走过一片野外的墓地，我也会害怕，但那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跟我信不信鬼神无关。
我不固执，我不信的理由很简单，我没见过。
长这么大，有太多太多的人曾经坐在我的面前，绘声绘色地对我讲他们所遇见的鬼怪事件。这些人中，有我压根就不信任的人，有我尊重的人，有少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有德高望重的老人，有我的学生，有我的老师……
我不相信任何人的嘴，除非我亲历。哪怕我听见和看见的是幻觉，我都有可能不否认。
但是，我活了38岁，从没有听过和见过。
而那一次回东北，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使我对生命有了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那一次，我也经历了一件让我得不到解释的事情。因此，我似乎第一次对另一半灵异时空有所察觉。从此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变得消沉。）
我试图找到解释，哪怕是一个牵强的解释，都能把我解救出来。
但是，我失败了。
我一直守候在我妈身边。有一天傍晚，很静，我听见我妈的头上有一种微妙的声音，“啪……啪……啪……”隔一秒钟左右响一下。
我妈头朝里躺着，她的头上是一个很大的玻璃窗，挡着帘子。那个窗子的后面是一个厨房，因为冬天在房子里的火炉上做饭，那个厨房就废弃了，黑咕隆咚的。
我问我外甥：“咱家后面的厨房有水管吗？”
外甥说：“没有啊。”
我最早听那声音好像滴水的声音，很清脆，好像就在玻璃窗上，很遥远。又好像指甲弹玻璃杯的声音，很近。
第二天，又是傍晚，很静，我妈突然对我说：“东子，你听听是啥声？”
我又听见了那声音：“啪……啪……啪……”
我掀开玻璃窗上的帘子，没什么东西；我推了推那扇玻璃窗，想是风鼓动玻璃发出的声音，不是；我翻遍了我妈头上的衣服和枕巾之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发生那种声音。
后来，那声音消失了。
我妈还在说：“东子，是药瓶在响吧？真烦人，你帮我把它拿走。”
我以为乡下虫子多，是不是虫子钻到了药瓶里在动，就在我妈头上找药瓶。可是，我根本没看见什么药瓶。
直到这时候，我还没有太在意。
第二天，我问我姐：“咱家玻璃后面有什么在响？”
“没啥呀。”
“我怎么听见有一种声音，好像是指甲弹玻璃杯，一下一下的。”
我姐立即压低声音说：“我也听见过。你没回来之前，妈在哪里点滴，那个声音就跟在哪里，一直在妈的头顶……这次，妈肯定是够戗了。”
“啥意思？”我问。
“那是铁链子，锁魂的，一次次锁不住……”
“胡扯。”我说。
“东子，你咋不信呢？”
“第一，那声音跟铁链子一点都不像。第二，这铁链子锁魂之说，明显是人的思维，人的想像。”
“东子，你别跟我犟。”
虽然我根本不信，但是，从那以后，我更关注这个声音了。
实在找不出这声音的来源，我就暗暗发狠：我再听见它在哪里响，一定冲过去，狠狠踢它一下。这若有若无的声音把我弄得很恼火。
另外，我还想，假如这声音真是一种小灵物，那么我狠狠踢它一下，弄不好还把我妈救了，多活几个春秋。
可是，自从我那次在心里暗暗发狠之后，竟一次都没有再听到那个声音。
可是，我妈还在说她听见有声音：“东子，你看看我头顶到底是啥声音？是药瓶吧？拿走，太吵了。”
我又在我妈头上翻找，还是一无所获。
我有些愤怒了。
玻璃窗后面的厨房没有灯。
我点一根蜡，走出正屋，从走廊绕过去，走进了那个厨房。
这个厨房很狭小，锅灶上落满了灰尘。除了一口空锅，一些散柴，还有一个漆色班驳的空碗柜，再就没有什么了。
我把锅盖掀开，把碗柜打开，甚至朝灶堂里看了看，什么都没有。
我吹了蜡，回到我妈身边，静静地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墙上的挂表在走，“滴答滴答滴答……”
是它的声音顺着墙传到了我妈的耳朵，她听起来很烦？可是，我所听到的那个声音和表的声音差得太远了。
我还是把那个挂表摘下来，把电池取出，然后，把它放进了抽屉里。
我上了炕，问我妈：“妈，你听见还有那个声音吗？”
不知道是那个奇怪的声音停止了，还是我妈听见的真是挂表的声音，或者是我妈太累了不想再纠缠这件事，再或者是她不想继续折腾我——她疲惫地闭着眼，含糊不清地说：“没有了，你快睡吧。”
后来，据我姐说，她陪我妈的时候，又听见了那个声音。
她还和我妈核对过——她每听见那个声音响一下，她就用手指按我妈的胳膊一下。她每次用手指按我妈的胳膊，我妈都使劲地点头。这说明，她和她听见的是一个声音。他们共同听见了那个声音。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苦思冥想。
假如是我妈先对我说，她听见了一个声音，就好像指甲弹玻璃杯……而后，我也听见了那个声音，那么我可以理解为，我之所以听见了我妈描述的那种声音，是我的耳朵产生了幻觉。可是，并不是这样，是我先听到的。
那么，是不是我妈听见的声音和我听见的声音不是一回事呢？
有一次，我妈说那声音又响了，我就用力揉她的耳朵，过了一会儿，我问她：“还有吗？”她就摇了摇头。
如果她听见的真是幻声，那么，我听见的就是墙体里的声音。
土墙，里面有木头柱子，夜深人静，听到某些莫名其妙的声音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为什么我在心里产生了暴力欲望之后，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我坚决不相信那是超自然的声音，是什么锁魂的铁链子。但是，我隐隐有点怀疑：是不是人要死之前，有一些奇特的征兆，只是以前没有被麻木的我们所捕捉到？
这不是作家能解决的，转交科学家
目击死亡
这一天夜里，我妈一直没说话。
她一直睡着。
惨白的灯照着她的脸，也照着我几天几夜没有睡好的憔悴的脸。
几天来，我一直看着她，我对她的观察极其细致，她的每一点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这一天夜里，我发现她有些异常。
她的呼吸突然顺畅多了，她的神态也变得有点舒展。
她静静地躺着，在睡。
“妈……”我小声说。
她吃力地睁开眼。
“你抽烟吗？”
前两天，她还坚持要抽烟。我管着她，她还没有抽几口就夺下来。可是，现在我问她：“你抽烟吗？”她疲惫地摇了摇头。
我的心狠狠一酸，点着一根烟，一根黑龙镇最贵的烟，帮她放进嘴里。
她的假牙取掉了，她的两腮瘪下去，她伸手夹住那根烟，好不容易抽了一口，吸进淡淡的一点烟，就皱皱眉，表示不抽了。
她含糊地说了一句：“快睡觉吧。”
然后，她又睡了过去。
我在灯光下看着她的脸，我想她再也不可能醒来了。
我一直轻轻揉她的额头，揉她的胳膊，想减轻她的痛苦。
后来，我就握着她的手，一直握着，不松开。
我感到了我们对生命的无能。
我姐从后屋悄悄走进正屋。我含着泪，悄悄使了个眼色。她明白了，眼泪也涌上眼眶，进后屋找我姐夫，让他找人去。
我微微用力握着母亲干瘦的手。
我想，她要走了，在她弥留之际，在她在阴阳交界上忽左忽右地挣扎的时候，感觉到最亲的人在紧紧握着她的手，她会安详一些，不会那么恐慌，不会那么无助，不会那么悲凉。
大约半个小时后，帮忙的人都悄悄来了，他们都穿着大皮袄，都像幽灵一样鱼贯藏进了后屋。
我妈身边只有我和我姐。我姐也坐在炕上，我俩一起望着我妈。
我爸没有睡，他躺在被窝里，一直呆呆地看着我。
“给妈穿寿衣吧？”我姐用极小的声音跟我耳语。
我摇摇头。
我有几个顾虑：一是我妈太聪明，假如她还有意识，那么她一下就会知道我们在干什么。那是残忍的；二是我此时还对我妈恢复过来还寄予一丝渺渺的希望，而穿上寿衣，就说明她差不多是个死人了，这对我是个巨大的刺激，目前我还接受不了。
“妈说过，让我给她穿……她担心那些人给她穿。”我姐又小声说。
我明白我妈什么意思。
“一会儿要是不行了，那些人就进来了……”我姐一边说一边无助地看着我，眼睛湿湿的，她此时已经六神无主。
其实我也没有主张，但是我还是流着泪摇头。
我在固执地等。
我妈的呼吸越来越慢了。我发现她的眼睛微微地睁着，瞳孔已经迷离，她是昏迷着。
我姐无声地哭：“东子，穿吧，一会儿来不及了……”
我又静静看了我妈好半天，终于慢慢松开了她的手。我想，她最后一缕意识，一定能感觉到阳间有一个最亲的人在拉着她，尽管她的脸没有表情，但是她其实在痛苦地挣扎，她走不了。
我放开了她。让她就这样走吧。
我放开她的手之后，她的呼吸明显不一样了，出气长，进气短。
我示意我姐把寿衣拿过来，然后，我亲手为我母亲穿上了寿衣。
我的动作很轻很轻很轻，即使她清醒着，也不太能感觉到。
我一边为我妈穿寿衣眼泪一边喷涌而出。
我姐也哭，无声地哭。
母亲的样子越来越陌生。当我为她穿上深蓝色外罩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嘴张了两下，就不动了。
我姐一下哭出声来。
我母亲，隋井云，平平地躺在土炕上，躺在一个艳黄的褥子上，脸面极其安详。那褥子是跟寿衣一起做的。
她穿那身寿衣一点不古怪，而是显得很潇洒。
她死了。
那些帮忙的人冲进来。有人把一枚系红线的铜钱放进了我妈微张的嘴里，又用被子把我妈的脸盖了。
接着，他们和我一起，踉踉跄跄地把我妈抬到了院子里。
我爸还没有睡，他呆呆地看着这一切，满脸迷惑。
院子里用木头临时支起了一个三角架，上面蒙着苫布，算是灵棚。已经拉出了一个电灯，很昏暗。
我们把我妈抬进了那个灵棚里。
大家接着开始张罗别的事。
我姐一边烧纸一边号哭。我也哭，一边哭一边劝她。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灵棚前点起了长明灯，摆上了供品。长明灯被风吹得忽亮忽暗。
我钻进那狭小的黑暗的灵棚里。这时候是凌晨三点，天很冷。我家院子里都是冰雪，我妈就躺在冰雪里。
我一边哭一边抚摩我妈的头发。
她的脸盖着。
她的头皮还热着。
我又把手伸进被子，抚摩她的手……
火化
依我的话，坚决屏弃传统的葬礼仪式。
我一直觉得西方的葬礼简单：大家服饰肃穆，每个人送一束鲜花……
但是，毕竟是乡下，我拗不过老辈人，最后，请来了阴阳先生，搞了一大套迷信仪式，不提。
次日，我摔丧盆子，扛灵荡幡，身披重孝。
天一亮，就把我妈抬上车，直奔火葬厂。
火葬厂在县城，离我家120华里。两旁，都是白茫茫的雪，雪的草，雪的树，雪的桥，雪的村，雪的河。路不好，车一直在颠簸。
我们在驾驶室里。
我妈在没有棚的敞车上。
天寒地冻，转眼她就会被冻成冰。
到了火葬厂，一个红脸膛的人走过来，大声说：“把人抬进去。”
那个大房子很空旷，有两个巨大的铁炉子。我们把我妈放在房角的一张木板上。
那个红脸膛就说：“出去吧。”
我最后掀开被子看了我妈一眼，她还是微微睁着眼，像看我又不像看我，很宁静。我用手抹了一下眼泪，走出去了。
那个红脸膛在里面把那扇铁门就锁上了：“哐当！……”
跟我一起来的一个人有经验，说：“你给那个烧人的人一点钱，能早一点烧，而且能烧得透一些。”
“多少钱？”
“一般给二十元。”
我把钱交给这个有经验的人说：“你给他送去吧。”
二十块钱。给了这二十块钱，我妈就能早点被推进炉子。二十块钱。给了这二十块钱，那个人就能把我妈烧得时间长一些，骨灰更少一些。
一个小时之后，我妈被送出来了，一堆灰，有的灰还保持着骨头的形状。灰里有火星。我用筛子把我妈筛了筛，剩下的装进一个红口袋。
我抱着我妈，坐车朝回走。
白茫茫的雪，雪的草，雪的树，雪的桥，雪的村，雪的河……
我们没有把我妈带回家。在离黑龙镇三里远的一片冰天雪地里，有人在那里挖好了坟。他们把我妈埋在了那里。
我妈的坟里放进了她的纸牌，两包黑龙镇最贵的烟，她的假牙，她最喜欢的手表，她的银戒指，一包包的纸灰……
那片雪野真开阔，天蓝地白。雪野中多了一个黑土坟，格外显眼。
纸钱一直在坟前烧。
离开时，我跪在坟头磕了三个头，说：“妈，我对不起你。以后，每一次我回黑龙镇，都会来看你……”
哭
前一段时间，我还不知道我妈病重，我女儿从幼儿园回来，给我背诵新学的歌谣：
大兔子病了，二兔子瞧。三兔子买药，四兔子熬。五兔子死了，六兔子抬。七兔子挖坑，八兔子埋，九兔子坐在地上哭起来。十兔子问它为什么哭？九兔子说，五兔子死了再也回不来……
假如有上帝，上帝俯瞰着人间的葬礼，和这个歌谣多像啊。
有人病了，有人来探视。大家静悄悄地站在病人的床前，轻轻和病人的家人说着什么。有人急匆匆骑自行车去药店买药。有人在家用药锅熬药。房子里有病人苍白的脸，和浓郁的中药味。终于，病人脑袋一歪，咽气了，亲人“哇”的一声哭成一团。有人把尸体抬出去。有人在挖墓。哭声一浪推一浪。最亲的女儿或者是妻子哭天喊地，跌坐在地上。这个人就走了，永远永远不会再回来……
我们人类就这样一个个地离去，再也回不来。
这个歌谣让人悲凉。
我把我妈埋了之后，回到家。
我妈活着时多么瘦小啊。可是，现在她没了，那铺炕就显得特别的空旷，好像一下少了十个人。
我爸坐在炕上。
他还是呆呆地看着我，但是我发觉他今天的脸色和往常不一样，很不好，很苍白，好像没有血色了一样。
接着，我看见有水在他的眼圈里蓄着。
那眼是浑浊的，那水也是浑浊的。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泪。
我的心哆嗦了一下。
这个植物一样的人，难道他感觉到了跟他同床共枕几十载的女人已经先他而去，永远永远也不能再回来了？
他不知道在哪里捡了一颗麻将替补牌，他直直地看着我，不停地转动着僵直的手指，摩挲那颗牌……
他的心里正在翻江倒海？
“爸……”我叫他。
他呆呆地看着我。
“你怎么了？”
他呆呆地看着我。
我细心地想到，他虽然能听懂普通话，但是不如说东北话更能刺激他的语言记忆。于是，我用很浓的家乡味说：“爸，你咋的了？哪疙瘩难受？”
他还是呆呆地看着我。
我妈去世了，应该让我爸知道实情。但是，我和我姐还是希望他不知道。有时候，礼数已经不重要了。
假如，他知道我妈死了，他会多难过啊。人类自身的情感对人类的折磨，胜过人世间的任何刑具。
就这样吧。
他什么都不知道，不流泪，不流血，是一件好事情。
我红着眼圈剥了一个橘子，递给他：“爸，给你橘子吃。”
他像一只小狗一样，看见了吃的，就把眼光转移了，手慢慢伸向了那个橘子。
他这是机械动作。这个归人的小脑管。人的脑袋里无意识部分比有意识部分更敏锐，更可靠。
我爸的一辈子伸手拿过189次橘子。现在，他条件反射地来拿橘子。
吃完了橘子，他还是呆呆地看我。
我总担心他对妈妈的死多多少少有一点察觉。
我回忆起来，夜里我妈离开时，穿着寿衣平平地躺在土炕上，我爸就坐在一旁，皱着眉，探着头，呆呆地看。后来，大家吵吵嚷嚷把她抬到了屋外，我姐号啕大哭……
他还在那里呆呆地看。
“爸，你知道……我妈去哪儿了吗？”我心里没底，忍不住试探他。
他的眼睛里仍然有水，浑浊的水——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是泪，那是一个68岁老人的泪。
他呆呆地看着我。
“……我妈走了。”我终于说出来。
他呆呆地看着我。
“再也回不来了……”
我说着，眼里已经蓄满了水。
如果你们把它理解是泪，那不是儿子对父母流的泪，那是对人间爱情的凄惨结局流的泪。
他呆呆地看着我。
离开黑龙镇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心里极其难过。
我姐曾经暗示我，我爸死的时候，她不会再通知我。我知道，我姐不想让我千里迢迢地再赶回来。我知道，我爸也活不了多久了。我知道，我这次一走就是跟我爸诀别（果然，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爸已经走了）……
土炕上只剩下我和我爸了。
土炕空荡荡，铺满月光。
我看着我爸躺在枕头上的侧影，他好像没有闭上眼，好像在直直地看着天花板。不过我不敢肯定。
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夜是最诡异的，你借着模糊的夜光看一个东西，那东西会随着你的想像而无声无息地变化、变异、变幻。你怕它是什么，它就会变成什么。不信你可以试验。
你忐忑地想：眼前这个东西不会是我自己吧？接着，你就会惊恐地发现，那个东西真的慢慢变成了你自己。
你想：这个东西可别是一个木乃伊啊！很快，那东西就会缓缓变成木乃伊
你想：这个像木乃伊的东西千万别笑啊。好了，它缓缓咧开嘴，朝着你静静地笑起来……
我看着我爸，越看他越陌生。
我爸再痴呆，我都不会对他感到害怕。他是我的亲人。
但是，假如这个土炕上躺着一个陌生人，他长相古怪，没有表情，在漫漫暗夜里瞪着眼睛看屋顶，那我就会发憷。
可是，和我一起躺在我家炕上的这个人确实是个陌生人。
在我记忆中，父亲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的眼神很软，总是担心孩子发脾气，总是小心地看孩子的眼色。那里面透着慈祥。
现在，那眼睛已经空洞了，直直地盯着屋顶。
我在想，此时，他的大脑里在想什么？或者，他在看什么？
终于，我看见他又慢慢地动了。
他也许想坐起来。
他想坐起来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其难度就等同于我们在飞行中的飞机腹部爬到顶部。
他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终于坐了起来。
他木木地转了半圈脑袋。
也许是屋子里太黑了，他没有发现我，他的眼光从我的脸上移过去。（他的眼光从我的脸上飘过的时候，我的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最后，他的眼睛停在我妈生前一直躺着的地方，一动不动了。
我妈躺过的那片土炕空荡荡。
他就那样像泥塑一样死死盯着那个地方。
时间像电脑死机了一样。屋里静得可怕。
终于，他说话了！
几年来，他彻底忘记了语言，偶尔说话，也是含混不清。现在，他突然说话了！而且竟然说得一字一顿，很清楚：“隋景云？”
隋景云！
我哆嗦了一下。我甚至怀疑那声音不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
人的大脑通常可以储存一百万条信息。我爸的大脑中那一百万条信息有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条都毁灭了，永久性地毁灭了，只剩下了一条。
这一条是——“隋景云”。
黑黑的人
我妈去世的第三天，我离开了黑龙镇。
我是早上7点钟上的车。那车从清泉县开往哈尔滨，路过黑龙镇。就是我回来坐的那趟长途车。
从黑龙镇上车的人很少。
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我扫视了一下，看见还有一个空座，便走了过去。
突然，我愣住了，因为我感觉那个座位上坐着的那个人特别面熟。他也刚刚上车，正在打扫肩上的霜雪。
他仍然穿着那件黑色夹克，肩背和肘部是人造皮的，其他部位是晴纶的，很普通那种。下面穿的还是那条黑色条绒裤子，一双黑色棉皮鞋。他的领口仍然露出雪白的领子。他还是跟我一样没有包。
怎么这么巧？
他和我一起进入黑龙镇，今天又一起离开黑龙镇！
眼看就要过年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这时候一般人是不会出门的。
这个人是谁？他到黑龙镇干什么？这些对于我来说是个谜。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了。
他急忙站起来为我让路。
从他身前迈过去的时候，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我一眼，从他的眼神里看不出他还记不记得我。
我坐下来。
我还得跟这个诡异的人同行8个小时。
这时候，我特别怀念火车上的那个梅女士，我的那个读者。此行哪怕是和那个常大哥也好。
这一次，这个黑黑的男人一直没有跺脚。他靠在椅子背上，闭着眼睛，好像是睡了。
我也太困了，实在挺不住，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我在那颠簸的车上，在那个神秘的男人身旁，做了一个梦：
冰雪都消融了，水流动起来，“哗哗哗”地响。满世界的向日葵开放了，金灿灿的，特别耀眼。我妈很年轻的样子，她笑吟吟地在满世界的金黄中对我说：“东子啊，你睡觉吧。”
……突然，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弄醒了。
“啪……啪……啪……啪……”
我猛地睁开眼，那无数的向日葵就消失了，天寒地冷，汽车在雪路上颠簸。很多人都睡了。
“啪……啪……啪……啪……啪……”
我转过头，看见身边那个很黑的男人一手拿着一个喝水杯，是目前挺流行的所谓纳米杯，另一个手用指甲在那个杯子上弹。
他弹出的声音，还有那声音间隔的时间，跟我在家里听见的那种没有来源的声音特别像。
所有的人都在跺脚，只有他一个人不跺。他一直在用指甲弹那个杯子，似乎是无聊极了。
他一眼都不看我。
车在冰天雪地里朝前走，慢慢吞吞。
我一路都在听他那弹杯子的声音，心里极其恐惧。
有几次，我想和他搭话，问问他为什么总是弹杯子，终于没敢开口。
到了哈尔滨之后，又是我先下的车，下意识地回头找他的影子——我没有看到他。
这个黑黑的男人是一个阴影，一直挡在我的心上。
如果他是个正常人，看了我这些文字，一定知道我说的就是他，那么，他一定会对我的猜疑感到好笑。无论他是什么，我都不希望收到他的来信。
让我们向生命致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