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幼小的时候就注意到胡同东口那一家的临街的窗子了。高大的合欢树，永远紧闭的暗红色的门，剥落的油漆，稀稀落落的、步伐沉重的行人，推车卖货的小贩，吵吵闹闹的上学和下学的孩子，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就在这单调的与乱哄哄的诸种景色之中，有一扇小小的高高的窗。是一扇永远打不开的窗。是一块安装上了的玻璃。是一个透光的方孔，尽可能安置得高。这样，在采进光照的同时却不会暴露室内的秘密。
我们的城市是不作兴把窗子开在临街一面的。人们都是把窗开在院子里，叫做四合院也可以，虽然未必四面都有房子。所以，当晚间走过这个胡同，那多半是看完了白云或者陈云裳主演的、完全不适合我这个年龄的孩子看的乏味的电影之后。黝黑的胡同和更加黝黑的树影里，只有一扇窗口透露出橙黄色的灯光，只有这一家人没有用绝对的砖墙把自己与胡同、与街、与城市、与不相干的路人隔阻开来，这使我觉得温暖，我推测，那里面大概住着一个好心的母亲和她的女儿，母亲正催促女儿在昏黄的灯光下做功课。也可能是一个会写童话的孤独的老头儿，他看一眼自己的住室的高高的临街的窗口，就会想出一个逗人的故事。或者就是一个准备远行的青年吧，第二天天不亮就会有人在窗下轻声叫他，他们一起出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不那么残暴也不那么穷困的地方去了。
后来我大了，我没有固定的职业。有的医生说我的肺部有某种感染，有的说没有什么。这样，我常常有时候徘徊在离那窗口很近的合欢树下。每年学生考试、放暑假、升学并因而焦头烂额的时刻，合欢的金红花儿盛开。合欢花儿就像我的青春一样地虚无缥缈，然而灿烂。在合欢树下，我听到了——隐约地听到了窗里传来的说话声和音乐声。
我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音乐，是西乐还是国乐，是什么乐器在响，是什么旋律和节奏。我好像没有抓住它的声音，甚至也没有感染到它的情绪。但是我已经共鸣了，我已经震颤了，一种温柔的暖流已经流遍我的全身，我傻笑了，我觉得我已经不完全是我自己，世界也不完全是这个破烂的、摇摇欲坠的世界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她的说话声：
你好，我的朋友！
这是在对我说么？她是谁？再也听不见什么了，但还是有喃喃的低语，有一种诱导和抚摸，有一种语气，有一种呼吸，有一种人的温热，人生并不总是那么孤独。
记得当年年纪小，
我爱唱歌你爱笑……
这是我悄声唱起的歌。也许，她能听见？
后来我参加了革命。后来我离开了家，离开了那条胡同，忘记了那扇窗。我很忙。我唱完全不同的歌：
我们是投弹组，
战斗里头逞英豪，
杀呀！
几十年后我们那么快地老了，离职休养回到家，回到我们的城市仅存的几条面貌依然的小胡同来了。
我找到那间具有临街的窗的房子了。窗已经堵死了，只有像我这样的老居民，才能依稀分辨出窗的遗迹及它与后砌的砖的接茬，尽管这茬口已经掩盖在白灰、青灰与麻刀的灰皮之下。合欢树已经没有了，代替合欢的是年轻的杨。行人稠密，儿童欢笑，还常常有汽车经过这里，汽车的牌子有上海、雪铁龙、奔驰和桑塔那。暗红色的门的油漆剥落得更多，但门是经常打开的，有许多人从这门里进进出出。有出来打太极拳的，早上。也有挽着手出来去跳舞的，礼拜六晚上。
我看着已经堵上的临街的窗，祝福它过去的和现在的主人。想象着一幢一幢的新楼，一排又一排的大玻璃窗灯火通明。传出了让·米歇尔·雅尔的电子合成音乐《朔望》和芭尔芭拉唱的“我没有带给你一束花……”窗帘也愈来愈讲究了。它们将唤起新的、密集得多也奇妙得多的幻想，给新的徘徊者以安慰，我想建议有关部门努力减少街道上的噪音，使窗里的人生活得更安逸、美好。
这间房子老显得黑洞洞。向阳的一面窗子开得很小。南院墙离得近了，常常把阳光挡住。窗下堆着一大堆煤块，是四轮车从皮里青矿拉来的，当然，漆黑。我们又是冬天搬进去的，冬天日头矮。
不过门前有一株苹果树，每年长出七八片叶子，过晚地发芽，过早地枯黄，无人过问，却还活着。但总要死的。
冬季取暖用的火墙连同给墙提供火的砖砌的灶把房间一分为二。屋内的墙潮乎乎，不白。房子刚修好，还没有干。住人生火以后，满屋的湿霉麦秸味儿。每天早晨水汽把窗玻璃涂上厚厚一层雾障。
几天以后墙上的原先没有溶透的石灰开始爆炸，绽开了百花。又过几天，奇迹出现了。和泥用的麦秸里是不乏没有扬净的麦粒的，这说明了生产队劳动责任心的缺乏。在适宜的温度与湿度的作用下，麦粒苏醒了，萌动了，欣欣然发出了碧绿的芽。我的四面墙壁生机盎然。
“这是我的‘试验田’。”我告诉来访的新结识的维吾尔农民朋友。他们笑个不停。他们忠告我说，这样潮的房子，又是冬天，是不能住的。勉强住进去，会得关节炎。
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同样的逻辑，那么多倒楣的事都碰到了，还怕关节炎么？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地住下来了。
火墙的一分为二是把少半部分分在向阳面，背阴面倒在正房。正房有两扇对开的较大一些的窗户，临街。
这是一九六五年我先到伊犁、妻后来也到了伊犁以后住的第二“所”房子。九月份妻到了，分到伊宁市的一所中学，先临时住在共青团总支部的一间废弃了的办公室。十一月天寒地冻以后才搬进这所修好的极端简易的土房子。
但我们充满了生活的新鲜感，对来到伊犁，对在伊犁的重新团聚，对分到新房子，对临街的窗。从前（注意，是从前，就像老祖母给孙儿讲故事似的）我们在北京的时候，还没住过有着临街的窗的房子。
窗外的街巷是一条宽广的土路。两面各有一道小渠，并不经常有水。渠边是两排杨树，树干挺拔有力。土路上来来往往的主要是步行的与骑自行车的人。有时候有两三个骑马的人走过。有时候一匹马夫妻两个人骑。妻子在丈夫的前边，在丈夫的怀里，让人觉得很有爱情。即使别的什么都还没有。伊犁人骑马的习惯与南疆喀什噶尔人不同。喀什噶尔的一对夫妻骑马与美国西部片上的一对情人骑马奔逃的形象是一样的，男在前，女在后，双手攀着男子的肩。伊犁之所以相反，据说是因为伊犁人的妻子是抢来的。清代为了屯垦荒凉的伊犁地区，鼓励喀什噶尔人到伊犁安家落户，并且规定凡去伊犁种麦子的，有“权”抢一个媳妇。抢来的媳妇，更加宝贵，当然要搂在怀里，不可须臾离之了。
每天拂晓以前，可以听到车轮轧轧声与马脖子上的铜铃的叮冬响，那是去煤矿拉煤的车。冬季，他们到煤矿，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这样，便竞相早起，越起越早，五更不到就冒着夜气严寒起床备车备马了。伊犁谚语：车夫就是苦夫，真的。而到了下午三点左右，煤黑子车夫疲惫不堪地赶着装满煤的车子回城上来了。这也是从窗向外看到的秋冬一景。
深夜，常常有喝醉了的男人高声唱着歌从窗下走过。他们的歌声压抑而又舒缓，像一个波浪又一个波浪一样地涌起又落下，包含着深重永久的希望、焦渴、失却、离弃而又总不能甘心永远地沉默垂头下去的顽强与痛苦。他们的嘶哑的、呼喊式的歌声，常常使我落泪。还有比落泪更沉重的战栗。
后来就是春天了。杨树先长出了不美丽的却也是蓬勃的穗。鸟儿在树上飞来飞去，吱吱喳喳。在富饶的伊犁河谷，在人们不认真地把粮食从田地里收净的那些年，鸟儿大概比人吃得足实一些，发育得饱满。春风吹了一阵，放风筝的各族儿童在土路上跑来跑去了一阵。化雪翻浆，轧成一道沟一道沟的土路终于干燥、硬结。虽说还没见到万紫千红的似锦繁花，却首先看到了穿着色彩缤纷的衣裙的各族女孩子们。伊犁的女孩子最喜欢成伙成对地走路了，勾肩搭背，又说又笑又唱，总是那么亲热又那么活泼。她们用维语唱着：
达格达姆约力芒艾米孜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感谢这面临街的窗。它使身处逆境、独在异乡的我们迅速克服了陌生感，使我们分外觉得伊犁河谷是真切而美丽的，伊宁市的土路是真切而美丽的，伊犁人的生活是真切而美丽的。
但这扇窗也出了难题。当我去公社“劳动锻炼”的时候，夜间剩下妻一个人，这扇窗便成了她的心病。整夜，她听着清晰的脚步声、说话声、车轮声、马蹄声、歌声、笑声，觉得缺乏安全感。窗子低低的，一层薄薄的玻璃，几根歪斜的木条，只要轻轻一敲一捅，玻璃就会稀里哗啦，任何想跳进室内的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跳进来，不需要事先练习跳跃或者武功。这使她夜夜难以成眠。
为此我们多次向校方要求安装保护性的木窗扇。在伊犁，多数家庭的窗都临街，人们把临窗赏街景视作生活的一大乐趣。但临街的窗必有木窗扇，木窗扇上多有浮雕花纹，夜间入睡以前把木窗扇关起，用一根铁棍两只穿钉把窗扇固定起来，自然万无一失。木窗扇不仅有利于安全，冬季也有助于保护室内的温暖。但这一排新落成的简易房子，却没有这美好的设施。大家都要求装木窗扇，学校无力解决。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窗外的升平景象减少了，增加了戴柳条帽的武斗“野战军”队员，游斗的牛鬼蛇神，还有各种狂热的敲锣打鼓欢呼“特大喜讯”的队伍。但是妻反而放心了一些，“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人们无心去防小愉了。
一天，一个歪戴着肮脏的硬顶帽的顽童，突然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向我们的这窗抛来。砰的一响，窗玻璃裂了几条大缝，把我们吓了一跳。我恰在室内目睹顽童的恶行，气急败坏地夺路出门去追，顽童已不见踪影。但街上的其他小朋友主动热心地前来向我提供线索，告诉我顽童的姓名、住址，并都愿充当向导领我去找那个顽童算账。不知道这是由于他们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或是由于他们与那顽童有隙，还是仅仅由于他们烦闷无聊喜欢看人与人发生冲突。我在热心人的带领之下，迅即找到顽童家里，先看到了一个青年小伙子，估计是顽童的哥哥。我向他说明了情况，他便从里屋把那个顽童揪着耳朵揪出来了。我确认就是他以后，青年人照着顽童就是一拳，使我反而起身劝解。这时从里屋出来一位老人，银须长袍，道貌岸然，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对我的街窗被砸深表同情和遗憾，并讲述了他的关于人人应是兄弟、各族应是一家的崇高信念。我怒火全消，也不好意思再提出赔偿损失之类的要求。只好自认倒霉，回到窗已被砸的小屋里去。
这样，临街的窗就变得更加不安全了。妻要求我回来得勤一点。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我每天都等待着灾难的降临，诸如收到某个“革命组织”的勒令，被揪回乌鲁木齐、被关入“群众专政队”之类。但截至窗玻璃被砸的那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专门针对我的事。我只是在一种“雷霆万钧”的威慑下，“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罢了。而且这种“规规矩矩”是完全自觉的。我小心翼翼地思量了一下，认定多回几趟家，照看孤身处于玻璃被砸的临街的房室的妻子，也许尚不能算是对抗文化革命的大罪，便自动增加了每周回家的次数。
当然，回家不能影响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得到改造和新生。我是在每天下田耕作之后，洗一把脸，再骑上我的杂牌破自行车，一小时之后才回到伊宁市，才回到家来的。夏季农田里干活时间长，九点才下班，到家就十点多了，有时候还更晚。夜深人静之时，骑自行车离开村镇，走上公路，穿过碱滩，穿过坟茔，穿过臭味扑鼻的沼地，经过一个又一个黝黑的大果园，经过星光和伸手不辨五指的黑暗——全仗着路熟。在下地劳动十小时之后，在骑车一小时之后，终于依稀看到伊宁市的萧疏的灯火了，终于自行车拐弯、拐进我家所在的胡同了，终于进家见到从愁容满面转变为喜形于色的妻子……这也是那个年月的一种快乐。虽说难免被批评者讥之为“卑微”。第二天天不亮便又走了。
但心里还是有点鬼，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的夜归早遁。随着社会形势的日趋紧张，这所家属院每晚十时便从里面扣上了门。于是我与妻约定，遇到我十时以后抵家，先按一定的节奏轻敲临街的破窗，然后妻给我小心翼翼地开启大门。
紧张的夏收开始了，我本来已经与妻说定，这一星期不回家了的。三天以后却又不放心起来，我想象着不远万里从北京随我来到新疆来到伊犁的妻，惊恐地注视着已被砸烂的窗，不得入梦、辗转反侧的情景，一种说不清的柔情和歉疚感使我觉得哀痛。即使有被枪决之虞，在枪决之前，我还是要多回去几次陪伴她，我含泪下了决心。于是，这一天，在劳动完了，吃罢晚饭，夜十一时半了，房东大娘已经为我准备了床铺之后，我突然说，我要回城里的家看看。
公路上已经没有一人一车，这使我反而感到自由，感到自己的强壮和“伟大”，我很满意于自己的决断力与想像力，还有勇气。生活锻炼了我，我虽写过几篇小说之类什么的，但我毕竟不是梦游式的或清淡式的文人。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活下去，想方设法活得自由而且快乐。差不多夜里一点了，我回到了家。我的独有的敲窗曲——小夜曲（？）立刻得到了惊喜的妻的回应。
但是大门已经锁上了，而钥匙并不在这个院子里。这样的深夜去找钥匙开大门，“政治上”与技术上几乎都是不能允许的。
事情有点麻烦。隔着大门，听完妻子的述说，我觉出她已快哭出来了。
我分析情况，当机立断。大门下面，有一道缝，瘦削的我完全有可能爬进去，虽然不雅。自行车就没有办法了，只好锁起放在巷里，我们的窗下。
妻子对我的方案还在怀疑，我已开始了行动。一分钟后，浑身是土的笑嘻嘻的我已站在妻面前，我的表情甚至是得意洋洋的。
这也是胜利。我们都快活。
一小时后，我们刚刚睡下，窗下传来了人声。原来是几个汉、维同胞研究这辆破车。他们分析说，这辆车可能是小偷偷掉，用完，甩在这里的。
我连忙在窗内应声，说这是我的车。
“为什么扔在巷子里？”质问开始了。
我只好据实招去。
窗外安静了一会儿，他们改用维语小声计议，他们没想到我这个操着关内口音的汉人也懂维语。我听出他们是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州法院的巡夜的。他们认为我的自行车摆在那里实在不成体统，孕育着危险（什么危险？我不明白。我那辆破车白给也不会有人要的）。但他们并没有顺藤摸瓜，借自行车的古怪对我进行进一步审查。谢谢了，性本善的人们。
于是他们用汉语对我说，车这样放着不好，他们要把它搬到法院院里去，明天早晨，我可以去法院取。
我表示完全同意。就这样。然后人车平安，皆大欢喜。
从此，这扇窗似乎变得更亲切了，还有点——妙不可言。后来玻璃终于换了好的。后来我们在窗上挂了洁白的窗帘。窗帘是一个维吾尔女工帮助做的，她用精致的挑花技术，使两片普通的白布幻化出迷人的花与月的图案。当然，这图案花是地地道道的维吾尔式的。
从此，不知究里的从巷子里路经我们的窗子的人认定这里住着维吾尔人。常常有寻找自己的亲友乃至来乞讨的维吾尔人来敲我们的门——穆斯林对于乞讨者都是慷慨施舍的，据说“伊斯兰”一词便是“义务”的意思，而施舍与朝觐、封斋、祷告、牺牲一道，是伊斯兰教徒的必尽义务。当他们敲门之后，看到开门的人并不是维吾尔人，他们脸上常常显出迷惑不解的神气。
但我终于没有使他们完全失望。我尽量像一个土著维吾尔人一样地尽义务和说话。如果说我至今没有忘记维吾尔语，至少有一部分是这窗、这窗帘的“认同”作用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