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
老人
他已经七十六岁了。他刚成年的时候在一艘帆船上当二副来到中国，从此就没有回去过。自那以后他做过很多活计，他长年开一条中国船来往于上海和宜昌，熟悉这条凶险的大江的每一寸航道。他在香港做过拖船的船长，也曾加入“常胜军”[1]打仗。在镇压义和团时他大捞了一把，而辛亥革命中北伐军攻打汉口时，他就在城里。他结过三次婚，第一次娶了个日本女人，第二次结婚太太是个中国人，最后当他快五十的时候，他又娶了一个英国女人。这三位太太如今都已过世，而他一直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个日本女人。他会告诉你她是怎样在他们上海的家中摆弄花卉的，一只花瓶里只插上一朵菊花或是一枝含苞欲放的樱花。他还记得她是如何十指纤纤优雅地捧起茶杯。他膝下有不少儿女，但对他们都没什么感情，他们定居在中国的各个港口城市，在洋行或者航运公司工作，他很少去看他们。他仅有的女儿是英国妻子生的，他为她感到骄傲，她婚后生活美满，回了英国，他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他现在唯一还有些感情的是一个伺候了他四十五年的仆人，他是一个干瘦的华人小老头，已经六十多岁，头发谢了，动作慢了，还总板着脸，他俩不停地吵嘴。老人总是说仆人已经干不动了，要解雇他，而仆人也总说他已经厌倦了侍侯一个疯癫的洋鬼子。但他们都知道对方是说着玩的，他们是老交情了，都已风烛残年，怕是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俩分开。
当他娶英国妻子的时候就从船上退休了，他把所有的积蓄用来投资一家旅馆，可是生意失败了。那是一个离上海不远的避暑胜地，当时中国还没有汽车。他好交际，常常泡在酒吧里。他慷慨好客，免费招待的饮料与客人付钱的一样多。他还有个怪毛病，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吐痰，这也赶走了不少敏感的来客。当他的最后一位太太去世时，他才发现是她在努力维持生计，很快他就陷入了困境。他的全部积蓄都花在这处房产上了，无奈只好用房子作抵押，以弥补年复一年造成的亏空。他被迫把房产卖给了一个日本人，在他六十八岁那年还清欠债时已身无分文了。但是，感谢上帝，先生，他是一个水手。长江上一家轮船公司给了他一个船务长的职位（他没有船长的执照），于是他又回到他的老本行去了。这样，他一干又是八年。
现在他就站在那艘漂亮小船的驾驶台前，那船还不及泰晤士河上的一条小汽船大，他风度翩翩地站着，笔直，瘦削，就像他年轻时那样，穿着整洁的蓝色制服，一头白发上随意戴着公司的帽子，山羊胡子也修得很整齐。七十六岁，真是一大把年纪了，他昂着头，手上拿着望远镜，旁边站着中国船员，他望着那浩荡而又曲折的江面。一队船尾高翘的帆船扯着横帆，正沿江顺流而下，船工们一边划着吱嘎作响的桨一边喊着单调的号子。黄色的江水在落日余晖中显出一种迷人的淡淡的色彩，江面水平如镜，平坦的河岸上是成荫的绿树和灰瓦白墙的村庄，在暑热的白天还烟雾缭绕，现在则像是皮影戏中的形象，在灰色的天幕下形成鲜明的剪影。他听见大雁的鸣叫，抬头望去，它们排成一个大大的“V”字形，高高地从他头上飞过，飞向他不知道的远方。在背着日光的远处，兀立着一座小山，山顶上是一座寺庙。因为这一切他都已眼熟，所以对他的影响也就有些奇妙。这即将逝去的一天不知为什么勾起了他对悠悠往事的回忆和对年岁已大的感慨，但他觉得没什么可后悔的。
他喃喃自语道：“确实，我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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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勾结外国侵华势力组织的一支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