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984—1965）是著名的英国小说家，在其漫长的生涯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920年，他东行抵达中国，《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1922）是他的中国游记，五十篇长短不一的文章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游记的读者大抵是本国人，毛姆为英国同胞展现的是一架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东方情调的“中国屏风”。
毛姆在这架屏风上描绘了遥远、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景致，她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令人敬畏的长城、急流险滩的长江、天光云影的水田、纪念先祖的牌坊、筑有雉堞的城墙、各式各样的庙宇、竹林深处的农家、山上的婴儿塔、路边的小客栈、随处可见的“苦力”，以及二十年代初中国的战乱、贫穷、肮脏，还有那位学贯中西、满腹经纶、哀叹道统衰落却又吸鸦片逛妓院、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的现代大儒形象！
毛姆的“中国屏风”无疑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形象，但对毛姆和他的英国读者来说，这一异国形象呈现的既是特定时代的中国现实，也是毛姆作为一个“观光者”个人及英国读者集体的想象物。在他们看来，或在他们想来，中国是一个既古老又神秘的国度。她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有着悠久的文明，但她的历史似乎是停滞的，现代中国更是落后、愚昧、贫穷，而中国人也让他们难于理解：一方面善良、热忱、孝敬父母、疼爱孩子，另一方面则圆滑、残忍、好说谎、不可信任，等等。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当然不是道听途说，甚至向壁虚构的产物，但走马观花确又难免雾中看花，正如他自己意识到的，“你所见似乎千篇一律，因为不管怎样，在异乡人眼里，每个中国城镇都大同小异”。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不是买办就是苦力，而毛姆所见，中国的街道常是拥挤的，旅店常是肮脏的，苦力永远穿着破旧的蓝衣衫。
屏风具有呈现、点缀的功能，但同时它又是一种遮蔽。这架中国屏风“隔”在毛姆与现实中国之间，尽管毛姆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真诚的同情心，但他对真实的中国还是有所隔膜的，因而，他描绘的中国形象又是一幅误读之图。在他笔下，中国的鸦片烟馆干净明亮，一派温馨怡人的气象，“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温馨，令我想起柏林那些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去享受安逸的时光”。面对陌生的经历，人们难免以熟知经验去加以理解，这正如毛姆所感叹的：“虚构总是比事实离奇”。当毛姆在一家旅店看到有个官员同苦力坐在一起喝茶聊天时，大为感动，觉得“这似乎就是真正的民主”。他进而推论：东方人的这种平等观念既不同于欧洲人，也有别于美洲人，在他们看来，职位和财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地位的尊卑完全是偶然的，并不妨碍人的交往。这就显现出异国形象构建中的“乌托邦”气味来了。当毛姆由此提出：“为什么在专制的东方，人与人之间比自由民主的西方有更多的平等？”你会觉得这显然是个“伪问题”；而当毛姆自问自答：“臭水沟比议会制度更有利于民主”时，你自然哑然失笑，大可不必当真了。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难于消解的“隔”，不通中文，只是到此一游的毛姆书中笔墨多半落在了在华的洋人身上，如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商人、海员等。个中情由他在《山城》一文中作了说明：
你说不出在你身边涌动着的这些众多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凭你对自己同胞的同情和了解，你有了一个支点：你可以进入他们的生命，至少是在想象的层面上，而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真正地拥有他们。借助你的想象，你差不多可以将他们当作你自己的一部分。但这些人对你来说毕竟是陌生的，正如你对他们也是陌生的一样。你没有线索可以破解他们的神秘。他们与你即使有诸多的相像也帮不上你多大的忙，而毋宁更说明他们与你的不同。……但你依然像是看着一堵砖墙。你无所依凭，你不知道他们最基本的生活状况，于是你的想象就很受挫。
一种异国形象既是对“他者”的注视和观看，同时也是形象构想者的自我呈现，在此意义上，毛姆的屏风既是“中国”的，也是毛姆自己的。毛姆说他不是一个“勤勉的观光者”，确实，他本质上是个作家，一个小说家，他对人生百态的好奇胜过异域风光。他“爱研究人性”。他观察细致、文笔生动，在不露声色的叙述中，人物的音容笑貌、才具性情跃然纸上，其中“亨德森”、“陌生人”、“大班”等篇，可以作为精彩的短篇小说来读。毛姆认为，“写作中，更重要的不是丰富的材料，而是丰富的个性”。
毛姆的文字冷峻犀利，充溢着英国式的幽默，不经意间抉发出自负、可笑、贪婪、虚荣、做作等这些人性的通病来。毛姆的讽刺对象不限国别种族，那位中国的内阁部长虽然谈吐优雅，有很高的艺术品位，但我们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但对我而言，这次见面中最奇妙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恶棍：腐败渎职、寡廉鲜耻、为达目标不择手段。他是一个搜括的高手，通过极其恶劣的手段掠夺了大量财富。他是个虚伪、残忍、报复心强、行贿受贿之徒，中国沦落到他所悲叹的这个地步，他本人也难辞其咎。然而，当他拿起一只天青色小花瓶时，他的手指微曲，带着一种迷人的温情，忧郁的目光仿佛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双唇微微张开，似乎发出一声充满欲望的叹息。
当然，由于他对英国同胞的性格更加熟悉，也就形神毕肖地描画出一幅幅讽刺性肖像来。那位有“社会主义者”之称的亨德森，初来中国时不忍心坐黄包车，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因为黄包车夫也是人，一个兄弟，但他骨子里有着种族歧视，“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他因车夫错过了拐弯而勃然大怒，高声咒骂之间还往车夫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位斯特韦尔德先生形象威严、关切荣誉，但每当他年轻的太太新找了个情人，他就要求岳父母给他足够的一笔线，以补偿他名声和荣誉受到的伤害。毛姆说，“德·斯特韦尔德先生已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但在他妻子达到守教规的年龄之前，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富翁”。
毛姆是个人性的观察者和批判者，但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描写那些常年累月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挑着重担的苦力，不再是悠然地欣赏这样的图景，因为“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引了庄子一段话并感叹：“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中国人的劳苦、坚韧，与自然和生活的艰难抗争让毛姆为之震撼和感动，他描写弓着腰拉纤和在码头扛大包的苦力：
他们都赤着脚，光着上身，他们汗流满面，他们的号子是痛苦的呻吟，是绝望的叹息，是揪心的呼喊。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
这决不是文人的矫情，而是深挚的情怀，至今读来仍为之动容。
毛姆说他希望《在中国屏风上》一书可以给英国读者提供他所看到的中国的一幅真实生动的图画，有助于他们自己对中国的想象。其实，毛姆描绘的这一幅真实生动的图画，也有助于今天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的想象，因为这样的一个中国多少也是屏风上的景象了。
《在中国屏风上》上世纪四十年代已有中译，但不知是否是全译，八十年代中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新译本，不过读后觉得不甚理想，当然，理想的译本也许只是一种理想。我的这个译本多半也是一个“背叛者”，但还是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感谢钱林森教授三年来的苦心与付出，使它虽有波折但最终得以出版，这应了一句话：“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
2006年3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