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木头脑袋
夏威夷，或者说夏威夷专门指向旅游者的那部分，同宣传的一模一样。一下飞机，就会有人把花环套在你的脖子上，仿佛那是你赢得的奖励——由于坐了一路而获得的奥运奖牌。只要将一只手举过头顶，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一杯饮料便会马上出现：装在一只掏空的菠萝或者砍掉一半的椰子里。“就像玻璃发明之前那样！”你不禁会想。
火山口、大瀑布和完美无瑕的海滩——如果你来自欧洲，那么一定会被震撼到。休和我去过诺曼底，那里没有沙子，而是土豆大小、布满斑点的石头。仿佛来自冰川时代的水流真的可以让你的心脏病发作，更何况那里的水还是冰红茶的颜色。此外水面上还有很多漂浮物：并非人造垃圾，而是海洋垃圾——浮藻和其他植物，看起来都黑漆漆的，还有一股腐烂的味道。
夏威夷的海滩则像漂白过的一样；那里的沙子就是那么白。海水是暖的——即便在冬季也是如此——而且清澈见底，你不但能看到自己的脚趾，还能看到像藤壶一般粘在脚趾两侧的沙粒。有一年的十一月份，休和我来到了毛伊岛①，我们在游泳时发现了一只巨大的海龟正朝我们中间游来。它就像只奶牛那样缓慢、迟钝，脸上还带着一副单相思的表情。对我来说，单是这一点就值整次旅行，甚至值我的一生。因为见证奇迹并被其所震撼不就是我们苦苦追寻的东西吗？① 美国夏威夷群岛中的第二大岛，位于太平洋中北部。
几年之后我又有了一次类似的经历，还是和休一起。当时我们在日本，在暴风雪中步行横穿一座国家森林公园，这时一只高脚凳那么高的猴子突然从我们身边掠过。它的毛发是暗灰色的，像洗碗水一样，而面部却是鲜红的，还一脸严肃甚至庄严的表情。它对着我们回身一瞥时，正好被我们看个清楚。然后它耸了耸肩，信步走下了一座人行桥。
“上帝啊！”我说道。因为那一切都太美了：森林、暴风雪和这只猴子。猴子已经成了当地的旅游招牌。我们很想亲眼见见，但本以为是关在笼子里的。同那只海龟一样，令人兴奋不已的部分原因是被它们接受的感觉，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怕你。这会让你觉得，你同那只动物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那也许是个孩子气的想法，但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满足感。“天啊，那些猴子喜欢我”，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孤独或者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个。夏威夷之行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我还是会想起那只海龟。但是，我对它的感情有些复杂，我并不会想彼此之间的羁绊，而是会思考它是否原谅我的所作所为。
我和海龟的故事要追溯到六十年代末期，那还涉及我小学时最好的朋友，一个叫肖恩的男孩。肖恩家和我家在罗利的同一条街上。让我们走到一起的是对于自然的热爱，说得具体一点，其实就是捕捉小动物，然后不小心害死它们。我们开始这样做时我上四年级，那时我差不多十岁。我的情况和其他人不同，在那个年纪，还不能说我对同性有好感，但我知道自己和班上、童子军里的其他男生不一样。当他们欢迎同性的小伙伴时，我却在逃避、恐惧，表现得永远像个局外人，感觉自己迟早会暴露，然后被从文明社会中赶出去。“正常的男孩子是这样挥动手臂的吗？”站在父母卧室里的大穿衣镜前，我这样问自己。“他们是这样笑的吗？这是会让他们发笑的东西吗？”那就像是模仿英国口音。越想集中精神做好，越会在意这一点，结果搞得一团糟。
但和肖恩在一起的时候，我几乎可以做自己。那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同一类人，而是因为他并不在意。对他来说，童年仿佛是某种需要咬牙忍受的东西，就像旅行途中路况不好的一段。等熬过了这一段就有好日子了，通过对他时不时的观察，看着他发呆的样子，看着他盯着远方地平线的样子，你能感觉到，好日子不仅仅存在于他的想象里，他真的可以看到：美妙的成年生活，就在十六岁的另一边等他。
除了对于野生动物的兴趣，我们两个还有移居者这个共同的身份。我家来自北部，肖恩家来自中西部。肖恩的爸爸汉克是一名精神科医生，有时会给他的儿子和我进行测试，就是那类他总安慰我们说“没有正确答案”的测试。他们夫妻俩比我的父母年轻一些，衣着和不拘一格的品位也印证了这一点——架子上舒伯特和多诺万、大葡萄乐队的唱片混在一起。他家有真正的精装书，经常在沙发上摊开着，上面的文字似乎还有刚刚阅读过的余温。
街上的妈妈们基本都是全职太太，而肖恩的妈妈有一份工作。她是一名公共卫生护士，如果起床后眼睛发黄，或者是把焦糖爆米花塞进耳朵太深了，那么只能去找她。“噢，你没事。”简会这样安慰你，她更愿意我们叫她简，而不是泰勒夫人。她的颧骨很高，嘴角微微有些下垂，这样一副面容不由得让人想起凯瑟琳·赫本①。其他妈妈们可能在二十多岁或者三十岁出头时还漂亮过一段时间，而简则永远停留在那段时间。当你见到她在花床里忙活，园艺手套别在便裤的腰带上，就像有人要从里面爬出来的时候，你只会希望她是你的妈妈。① 女演员，美国电影与戏剧界的标志性人物。
泰勒家的孩子都遗传了母亲的美貌，特别是肖恩。即便只是个孩子，他依然漂亮极了——并不可爱，而是十分帅气，一头金发像窗帘一样遮住了半张脸。另外半张脸上露出的眼睛是深蓝色的，擅长发现受伤或者易于捕捉的动物。当街上其他男孩子还在玩触身式橄榄球的时候，肖恩和我已经开始探索我们房子后面的树林了。我不敢抓蛇，但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都被我们拿回家了，关在十加仑容积的鱼缸里。蜥蜴、蟾蜍、幼鸟：它们吃的东西都一样——生的碎牛肉——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活不过一两周。
“就菜单来说嘛，丰富一下似乎也没什么不好。”有一次我妈妈这样建议道，她指的是我抓到的月形天蚕蛾。那东西有平装小说那么大，身体呈美丽的薄荷绿色，但对于牛肉并不感兴趣。“也许你应该喂点别的，我也说不好，野花之类的。”
好像她真的知道似的。
最棒的猎物属于肖恩的弟弟克里斯，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美洲飞鼠，于是便将它散养在自己的卧室里。小家伙和普通的仓鼠一般大小，从上铺滑行到梳妆台上时，它的身体会张开，活像一个空着的布袋木偶。唯一的问题是这只飞鼠的性格，它有点一根筋。你希望它在你肩膀上蜷起身子或者替你放哨，但它就是无法安静下来。你能感觉它心中“我一定得想办法离开这里”的渴望，于是只好看着它绝望、疯狂地挠窗户玻璃，或是试图从门缝中挤出去。最后它终于成功了，虽然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回来吃饭，成为我们的兼职宠物，但很遗憾，它再也没有回来。
飞鼠逃跑后不久，一个周末简带着她的儿子们和我来到了北卡罗来纳海岸。当时是十月中旬，我刚上六年级，海水太凉了，没法下水游泳。星期天时我们就要回家了，于是那天肖恩和我起了个大早，拿上我们的捕猎网出发了。我们在远处发现有大量的沙蟹在成群移动，就像无数发条玩具在不平整的表面上行走，于是便决定过去抓一些。走近后才发现原来是数十只小海龟，从沙滩下面钻了出来，向着大海蹒跚前进。
成年人可能会将它们放到海浪里，或者阻止肉食性海鸥靠近，但那时我们才十二岁，所以当我把小海龟堆在一起的同时，肖恩已经跑回旅馆房间去拿垃圾桶了。我们本想全部带走，但它们似乎非常痛苦，互相踩踏着，只想拼命地往外爬。于是，最后我们只拿了十只，每人五只。
相比美洲飞鼠，海龟最棒的一点就是，他们长得很快——能有小时候的五十倍？一百倍？刚被我们抓到时，每只也就是塑料零钱包的大小，银行、汽车经销商经常赠送的那种。身体部分之外还有鳍状肢和脑袋（这不是废话嘛！），脑袋圆圆的，前面像鸟嘴一样尖，看上去活像一只刚刚孵化的小鸟。自从原来那只受伤的鼹鼠命丧我家大猫萨曼莎之嘴后，我的鱼缸一直空着，准备迎接新房客。我把从海边带回来的海水倒了进去，还扔进去一些贝壳和海胆，让那里更有家的感觉。海龟们从鱼缸一边游到另一边，然后便用鳍状肢拍打着鱼缸玻璃，搞不懂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此路不通。看样子，他们需要吃点东西了。
“妈，咱们家还有生牛肉吗？”
现在回想起来，你可能觉得有人会说——那可是海龟啊，上帝！——但也许那时海龟还不算濒危物种吧。虐待动物这个概念也还没有出现。认为动物也有感情的想法非常古怪、少见，就像认为纸张还有亲戚一样，更不用说还担心它们会对生活绝望了。另外，说到引起人的同情心，爬虫和两栖动物也只能排在最后，实话实说，那样的动物和感情扯不上关系。即便给它们取了名字也没用，和雪莉或者庞基洪托斯玩耍根本没有区别：所谓“玩耍”，不过是把它们放到我的桌子上，看着它们东倒西歪地向边缘爬去。
海龟在肖恩家过得也没好到哪儿去，得知这个消息可算让我放心了。我们放进鱼缸的牛肉它们连碰都没碰，结果没过多久便变质了，把我们的房间弄得臭烘烘的。后来我清理了鱼缸，可是带回来的海水已经用完了，于是我用自来水和盐自制了一些。
“我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我妈妈说。说话时她正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一手拿着香烟，一手拿着烟灰缸。最近买来的家用染发套装试验失败了，令她本就不咋样的头发进一步恶化。失败的试验品被她用一条蓝绿色的围巾包了起来，这条围巾与她日光浴后的棕褐色皮肤搭配起来的效果很好，可一旦肤色恢复正常就不行了。“海水里是不是还有营养物质什么的？”
“不清楚。”
在她的注视下，海龟们在床单上郁闷地拖着身子爬行。“如果你想查一查，这周六我正好要带莉萨去图书馆。”
我希望出去过周末，但那天正好下雨了，而我爸爸则霸占着电视，看他的橄榄球比赛。这么一来，要么冒雨去图书馆，要么就待在家里无聊至死，于是我钻进汽车，对这一切不公呻吟着。我妈妈把我姐姐和我送到了市中心，然后便去逛街了，答应说几个小时之后回来。
我们的公共图书馆没什么可看的。后来我才知道那里原来是一家百货商店，这确实说得通：从天花板直到地面的落地窗正适合人体模型展示，而且完全可以想到现在放百科全书的位置原来属于礼服衬衫，而杂志则占据了假发的位置。我记得地下室有两个洗手间，一个写着“男”，另外一个写着“男士”。里面都是一个马桶、一个水池和一个厕纸架，说明无论选哪个其实都一样。于是这成了一个关乎自我评价的问题：客观，还是自夸。我去查海龟资料的那天，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所以我拉开了写着“男士”的那扇门。接下来发生的事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两个黑人男子一同朝我的方向转过头来。有一个站着，裤子和内裤已经褪到了膝盖以下，正在弯腰去提裤子；另一个则跪在他面前，裤子也褪了下去，那时正双手捂着脸，轻轻地叫了一声。
“噢，”我对他们说，“抱歉。”
被吓到的我退了出去，厕所的门在我身后刚刚关上又马上打开了。那两个人冲了出来，眼睛里的神色和那只美洲飞鼠一模一样。楼梯在大厅的另一头，他们一步两个台阶朝上面跑去。跑得稍慢的那个人迅速地回头看了我一眼，仿佛我拿着枪一样。等弄明白了他在怕我之后，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随后便开始思考该如何利用那种力量。
我的第一反应是告发他们——并非因为我想看到他们受罚，而是我喜欢被人关注的感觉。“你没事吧？”图书馆管理员会这样问我，“你说那是两个黑人？快点，来人啊，给这个年轻人倒杯水，不，还是来杯可乐吧。咱们等警察过来时喝杯可乐怎么样？”
然后我会用最虚弱的声音说：“好的。”
等等，这可能会把我牵扯进去。那两个男人在干龌龊的勾当，如果我去告发他们，就说明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样一来我也不干净了，对不对？
最终我谁也没有告诉。包括我姐姐莉萨。
“你知道它们是哪种乌龟了吗？”我们刚回到车里，我妈妈便问道。
“海龟。”我告诉她。
“呃，这点我们都知道。”
“不，这就是他们的学名，海龟。”
“那他们吃什么东西？”
我朝淌着雨水的车窗外望去。“牛肉。”
我妈妈叹了口气。“随便吧。”
第一只海龟坚持了几周才离我而去。鱼缸里的水又因为腐烂、没吃的牛肉而变得浑浊了，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某种我无法分辨的东西。这种味道是在万圣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的，那沼泽般的浓烈气息足够让你的喉咙闭合。仿佛海龟的灵魂正在腐烂，但它们依然聚集在鱼缸一角，一心想找到大海的位置。夜里我能听到鳍状肢拍打玻璃的声音，这会令我想起“男士”卫生间里的那对黑人，琢磨他们后来遭遇了什么。另外，我后来又会遭遇什么。我也得像那样东躲西藏吗？连十二岁的孩子都怕？
十一月初的一个周五，我爸爸难得进入了我的房间。他手里拿着一杯兑了水的杜松子酒，还配了一片柠檬皮作为装饰，这杯鸡尾酒是他下班之后的标准流程。我喜欢酒像药一样的味道，但那天我只闻到鱼缸的味道。他低头看了一会儿，被臭味熏得皱了皱鼻子，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两张票。“比赛的门票。”他告诉我。
“比赛？”
“橄榄球，”他说，“咱们可以明天下午去。”
“但明天我还得写报告呢。”
“周日再写。”
我从未显露过对于橄榄球的兴趣。从没和街上的孩子玩过，从没在电视上看过，也从没有碰过去年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那个头盔。“为什么不带莉萨去？”我问道。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这就是理由。”
我又看了看鱼缸里的那场浩劫。“非去不可吗？”
如果我们今天去看比赛，我肯定能给自己找点乐子：食物、喧闹、涂着颜料的球迷。肯定是一次不错的经历。但在当时，我被吓得慌了手脚。“我应该为哪支队伍加油？”坐到座位上时我这样问自己，“如果有人得分了，我应该如何表现？”至少对于男人来说，是绝对没有人会去解释规则的，在体育课上都不可能发生。问别人什么是罚球，就等同于问他谁是基督耶稣。那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那肯定有大问题。
我学校里很受欢迎的两个男生就站在我前面几排的位置，斜靠着栏杆，然后我很不明智地向我父亲指出了他们，他让我过去打招呼。
我该怎么向他解释呢，即便是隔着这么远看着他们就已经够难为我的了。再让我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简直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擅自行动，那么你会从弱智降格到更低的等级，完全没有人想接近你。“没关系的，”我说，“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噢，放屁。过去找他们聊聊。”
“不，绝对不去。”
“你是不是希望我拉着你过去？”
在我固执己见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些海龟。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海里生活——就是这样，毫无奢求，但我认为它们在我的卧室里会过得更好。就像我爸爸认为我来看橄榄球比赛会更高兴一样。如果我能回到海滩去，我真的愿意把它们都放了，但我明白一切都太晚了。再过几天，它们就都会瞎掉。身上的背壳也会软化，接着像肥皂一样融化。
“你到底去不去？”我爸爸仍然咬住不放。
最后一只海龟死后，被我埋在了房子后面的树林里，然后肖恩和我迷上了保龄球，那是我唯一玩得还凑合的体育项目。“西部保龄球馆”在挺远的地方，如果我们的父母不开车接送，我们便会骑上自行车，用橡皮圈把晶体管收音机绑在车把上。我们刚要计划给自己买双保龄球鞋，肖恩的爸爸和妈妈就分居了。汉克搬进了新公寓，几个月之后，他死了，还不到四十岁。
“怎么死的？”我问肖恩。
“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了”是肖恩给我的答案。
“当然了，”我还不满意，“但每个人不都是死于心脏停止跳动吗？肯定还有别的什么情况。”
“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葬礼之后，肖恩家举行了招待会。肖恩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他起居室外面的露天平台上，他端着空气枪朝树林里射击，眼睛一直在忙着瞄准。上次告诉我他爸爸死于心脏停止跳动之后，肖恩再也没有提起他。我从没见过肖恩哭，或者把头埋在膝盖里，又或者是做那些我可能会做的事。那可是一生难得的机会，但他显然不想好好利用。起居室那边，我可以听到我爸爸在和简说话。“现在汉克走了，他的儿子们需要来自男性的积极影响。”他说道，“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很愿意，呃，愿意……”
“无视他们，”我妈妈插了进来，“就像他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
简听完笑了。“噢，莎伦。”
十八年之后，我才知道了肖恩爸爸的真正死因。那时我住在芝加哥。我的父母还住在罗利，我每周会给我妈妈打几次电话。已经记不清是怎么谈到这个话题的了，但知道真相后我懵了。
“肖恩知道吗？”我问道。
“他肯定知道。”我妈妈回答说。虽然自从高中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或联系过肖恩，但还是有一种遭人背叛的感觉。你爸爸酗酒致死的事，如果连最后的朋友都不能说，还能对谁说呢？在那个年纪瞒住这样的事可不容易，但也许每个人都有不能说的秘密吧。
和我妈妈通完电话，我终于到图书馆查明白了海龟的事情：它们的学名叫“赤蠵龟”，俗称“木头脑袋”。成年后，体长可达3.5英尺（近110厘米）。雌性赤蠵龟的体重可以达到400磅（近370斤）；它一生所产的全部蛋中，只有千分之一可以坚持到成年阶段。这已经是很低的概率了，因为“坚持”仅仅意味着满足生存的条件。
那天招待会结束之前，肖恩把空气枪递给了我。我爸爸透过起居室的玻璃看到了这一幕，我刚把枪举到肩膀，他就冲了过来。
“不行，绝对不行。你会把别人的眼睛打瞎的。”
“您说的是小鸟吗？”我很不服气，“我们瞄准的是树林，不是房子里面。”
“我他妈才不管你瞄准哪里呢。”
于是我把枪还给了肖恩，就在他撩开挡住眼睛的头发，顺着准星朝远处望去时，我仿佛看到了他心中的东西：在这一切的那一边，有另外一种生活，更好的、更美妙的生活，就等着我们长大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