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当男人走进酒吧餐车
在美国旅行的黄金年代，火车站齐膝高的站台总是淹没在貌似浓雾的气体当中。在过去的黑白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在低处徘徊的银色涡流。我一直以为那是火车头冒出的蒸汽，但现在怀疑是香烟的。那时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抽烟：餐车里，卧铺上。而决定这是天堂还是地狱的，就是你的个人喜好。
我知道1984年从罗利开往芝加哥的美国铁路公司列车上设有吸烟车厢，但七年之后取消了。如果你想抽烟，唯一的去处就是酒吧餐车。这听上去还凑合，甚至有点浪漫——“湖滨特快上的小酒吧”——但实际上恰好相反。灯光太亮，声音太吵，里面还都是一上车就霸占着座位的酒鬼，他们完全不肯离开，就像廉价的腌肉串一样泡在那里，直到目的地。起先他们的声音相当欢快：那是由陌生人变为朋友的温暖声调。但没过多久，那些人会激动起来，说话也开始颠三倒四，最终两两相对说着废话，借着酒劲假装真诚。
1991年1月初，在从纽约开往芝加哥的列车上，我看到一个醉汉脱掉裤子，对着酒吧后面的女士摇晃自己白花花的屁股。那时我三十四岁，早已过了胡闹的年纪，但还是和周围的人笑成一团。旅程冗长沉闷——差不多要十九个小时，这还没有把延误计算在内——但除了列车出轨没什么事能破坏我的好兴致。我要去看望当初因为搬到纽约而中断了联系的男朋友。我们相识六年，分手的次数多到双方都记不清，但我仍希望久别重逢能让我们重新走到一起。然后他跟我回到曼哈顿重新开始，我们之间的问题也将全部消失。
对我们两个来说，未能如愿才是最好的结果，虽然当时的我并不能理解。这次本应使我们重归于好的旅行令我们彻底分手，我登上返回纽约的特快列车时更加沮丧了。我乘坐的列车在傍晚离开了联合车站。一月末的天空是青灰色的，而被其笼罩的大地上——像铺开的干面团一样平坦——则到处都是烂泥。我看着城市渐渐离我远去，然后便到酒吧餐车抽烟去了。在芝加哥上车的十多个酒鬼里面，有一个人尤为突出。我对于表情落寞的家伙向来十分敏锐，而我正是被那家伙的神情所吸引——我称他为约翰尼·莱恩——感觉他总是被抛弃。一旦到了三十岁，冷酷就会爬上他的嘴巴和眼睛，而事实上他正处于这种转变的临界点，仿佛第二天这瓶糟糕的酒就要变成醋了。
首先开口的肯定是他，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勇气。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也许会结结巴巴地过去打个招呼，然后飞快地跑回自己的座位，但分手一事令我确信大事就要发生了。一生难得的机会正朝我走来，想要把握住的话，我需要放松下来，别那么“死板”。那是我前男友的评价。他还说我“好议论人”，可他自己不正在这么干吗，而这相当于“非常无聊”的同义词。我心中的刺痛再次证实了我所怀疑的事情：他说得没错。没人比我更加迟钝、拘谨和固执了。
约翰尼在我眼中并不是个同性恋，但酒鬼们真的不好猜。就像囚犯和牧羊人，他们中间很多人根本不在乎共度春宵的对象，关键是丑事本来就不应该见光。需要担心的是第二天早晨——谩骂，砸门，指责你给对方施了魔法。觉得这样一个人能带我走进新生活，我算得上是绝望了。约翰尼不一定很难相处——只是我们的共同点过于令人沮丧了。失业便是其中一条。我的上份工作是在梅西百货扮演小精灵。
“私人助理”是我告诉他的版本，希望他不会问是谁的私人助理。
“呃，圣诞老人吗？”
他的上份工作与危险的化学制品有关。感恩节发生的事故使他的后背起了很多疖子。事故之前的几个月，一大杯洒掉的苯烧掉了他胳膊和双手上的所有汗毛。但这让他更具吸引力了。我想象着这双粉红色的光滑大手为我打开接下来生活的大门。
“你准备站在这里抽烟抽一整晚吗？”他问道。
一般我会等到九点才开始喝酒，但是，“去他的吧。”我说，“我想喝杯啤酒。为什么不呢？”等酒吧餐车空出了两个座位，约翰尼和我便坐下了。在狭窄的车厢另一边，一个留着浓密胡子的黑人男子用手敲着面前的胶木桌面。“有一个修女进了城，”他说，“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迅速解决——二十五美元’。她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于是回到女修道院后把院长拉到一边。‘不好意思，’她问道，‘迅速解决是……’”
“老院长回答说：‘二十五美元。和城里一样。’”
整个车厢里都回荡着笑声，约翰尼新点了一根烟。“是个喜剧演员。”他说。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谈起赌博这个话题的——也许是我问起他有没有什么爱好。
“我会用体育比赛打赌，赛马、赛灰狗什么的——嘿，把两只跳蚤放在桌上，我都会赌哪只跳得更高。你呢？”
赌博之于我，就相当于电话线杆之于土拨鼠。它知道那玩意儿就在那里，但终其一生也不明白原因。朋友们试过向我介绍赌博的魅力，但我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去拿钱冒险呢？
约翰尼参加过匿名戒赌互助会，但种种哭诉让他受不了，于是第三次聚会后退出了。现在他在去往大西洋城的路上，希望在花旗骰的赌桌上大捞一笔。
“好吧，”车厢那头的黑人男子喊道，“我再讲一个：蛋放在茶杯里是什么？”他点燃一根烟，吹灭了火柴，“茶叶蛋！”
一位身穿运动衫的红鼻子女士听完便开始说话，但那个黑人告诉她自己还没讲完。“蛋放在埃菲尔铁塔上是什么？”他说完顿了一下，“蛋高（糕）!那么，蛋放在脸上是什么？”他的目光在大伙脸上扫了一遍，“说明那话儿在你嘴里！”
“这个太好笑了，”约翰尼说，“我必须记下来。”
“我得提醒你，”我对他说，因自己的大胆而有些发抖，“说真的……我对笑话一般没什么感觉。”
黑人讲完笑话后，我问起约翰尼的家庭情况。毫不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父母离婚了。他们两个都是四十五岁，现在都跟比自己小很多的人生活在一起。“我爸爸的女朋友——我觉得准确来讲是未婚妻——还没有我大。”约翰尼说道，“丢掉工作前我有自己的住处，但如今和他们住在一起。只是临时的，等我手头宽裕了就搬出去。”
我点了点头。
“至于我妈妈嘛，完全是一团糟。”他接着说，“十足的瘾君子、话匣子，跟她那个三十岁的混蛋小男朋友再般配不过了。”
在我看来，这家伙的生活里就没有正常的部分。拿食物来说吧：他能记起他妈妈在厨房的台子上卷大麻烟，却记不起她做过哪怕一顿饭，即便在节假日也是如此。他们晚饭吃打包的汉堡或者比萨，有时则是在厨房水池上方草草做成的三明治。约翰尼也不做饭。他的爸爸和未来的继母同样如此。我还问起他们家的冰箱里有什么，他回答说：“番茄酱，啤酒，调酒用的软饮料——还有别的吗？”他毫不掩饰地把自己叫做酒鬼。“事实就是如此，”他说，“像我的蓝眼睛和黑头发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来个不那么荤的，”黑人又来了，“一个煎蛋三明治走进酒吧，点了一杯酒。酒保上下打量它一下，说：‘抱歉，我们这里不做食物的生意。’”
“噢，这个太过时了，”他身边的一个醉汉说道，“而且，那应该是汉堡包，而不是煎蛋三明治。”
“只要是食物就好了，管它是什么呢，”黑人告诉他，“至于具体是哪种食物，我爱挑什么就挑什么。”
“阿门。”约翰尼说了一句，黑人朝他竖了竖大拇指。
他下一个笑话的效果好多了。“麻风病人会对妓女说什么？‘收下小费①吧。’”① 小费一词的英文tip还有“尖端”的意思。
我在心中想了一下，一只伸出去的手掌里放着一个貌似蘑菇头的物体。然后我开始捂住嘴大笑，啤酒都从鼻子里喷了出来。酒吧宣布马上打烊时我才把身上擦干净，这时大家都跑到柜台去添酒。有些酒客会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酒吧开门，而其他人则会回到自己的座位，睡上一觉之后再回来。
至于约翰尼，他的手提箱里还有五分之一瓶司木露伏特加。而我的箱子里则有两颗安定，由于我有些和镇静剂有关的悲惨历史，所以将其拿出来分享的决定并不难做出。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同意要去抽点大麻。我们两个人都有存货，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到哪里去抽——以及怎么从酒吧到达那里。在吃了安定、喝了六罐啤酒和不兑水的伏特加后，走路可成了我的难题。我不知道约翰尼要喝多少才会醉，但目前他还差得远呢。这就是常年酗酒的结果——本应该失去意识的时候，却清醒得很，而且满脑子都是好主意。“我觉得我想出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他说。
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选择了女士休息室，而不是男士的。也许是因为更近吧，或者压根没有男士休息室。无论如何，即便现在，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一旦想起我还是羞愧难当。冒这么大的风险躲在卫生间里，只为了同一个日后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为你提供帮助的人待在一起，这个主意真的令我有些难堪。而且这个地方——官方的名称叫“化妆室”——是美国铁路公司试图恢复往日荣光的少数尝试之一。基本上就是一个带窗户的小房间——比壁橱大不了多少。里面有坐的地方，供人梳头发或者化妆时使用，座位前面还有一面镜子。房间内第二扇门通向水池和马桶，但我们把门上了锁，在铺有地毯的地板上安顿下来。
约翰尼把我们在酒吧用的塑料杯拿了过来，坐定，给我们各倒了一杯。我已经感觉不到骨头的存在了，就像被切成片的鱼肉；但还是把大麻装进了烟斗，并用打火机点着了。透过头顶的窗户，我可以看见月亮，在我半梦半醒的状态下，那就像一片发光的品客薯片，亮得那么不自然。
“你觉得咱们能把上面的灯关了吗？”我问道。
“没问题，长官。”
是他提起了性的话题。之前我还在问他妈妈会不会便宜卖给他毒品，接下来我只记得他在跟我讲最近和他睡觉的那个女人。“是个胖姑娘，”他这么叫她，“像只吸血鬼。”约翰尼告诉我，随着岁数越来越大，他的精力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真的很有兴致，可然后，‘他妈的什么情况？’你明白吗？”
“噢，我明白。”我回答说。
他又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些伏特加，还举着杯子摇．晃起来，好像杯子里是需要醒的上好白兰地。“你经常打架吗？”他问道。
“吵架？”
“不，”他说，“动拳头的那种。你揍过人吗？”
我又把烟斗点着，想起离开前和前男友的那次争吵，那是五年级后我第一次打了跟我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让我感觉像个头号的大傻瓜。可能是跟我的拳头有关系吧，其实那更像是一个嘴巴。更糟糕的是，打完之后我在结冰的人行道上滑倒了，栽进一堆软绵绵的灰色的雪里。
没必要回答约翰尼有关打架的问题。提起这个话题纯粹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我，以此来纪念他那日渐缩短的肱二头肌围度。过去他还打拳击的时候，右边肱二头肌的围度是17.5英寸（相当于44.5厘米）。“现在只有不到14英寸了，”他告诉我，“我正眼睁睁看着自己缩水。”
“不能想办法恢复吗？”我问道，“你还年轻。增重应该没什么难度才对吧？”
“问题不是增重，而是增在正确的地方。”约翰尼说，“每天一打啤酒能让我的肚子鼓起来，但胳膊就他妈没戏了。”
“也许打开啤酒前可以举一举，”我建议说，“总会有点作用的，对吧？”
约翰尼压低了声音说：“你也想当个喜剧演员，对不对？继续努力吧，也许有一天你能为酒吧里的那个黑人垫场。”一阵沉默过后，他点着烟斗吸了一口，然后递给了我。“看看咱们吧，”他边说边长叹了一口气，“一对一等输家。”
我本想为自己辩解几句，至少指出我们身处二等车厢，但这时有人在外面敲门。“滚开，”约翰尼说，“卫生．间明天才开门。”一分钟之后又传来一阵敲门声，这次更加用力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一名警卫一拧钥匙就走了进来。想抵赖是不可能的：满屋子都是大麻和香烟的味道。还有快要见底的一瓶伏特加，塑料杯子倒在酒瓶旁边。要是头顶上再添一对灯罩，画面就完整了。
我本以为警卫会找我们的麻烦——没收毒品，在下一站通知警察逮捕我们——但他只是让我们有多远滚多远，考虑到当时是在火车上，这个要求还是挺过分的。约翰尼和我没有互道晚安便分手了，我摇摇晃晃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我猜他大概也是一样。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他又回酒吧餐车去了。无论昨天晚上我们被施了什么样的魔法，如今都已经失效了，他又成了一个寻常的酒鬼，以两杯酒开始自己的一天。在我点咖啡的工夫，那个黑人男子又讲了一个只有半边乳房的女巫的笑话。
“求你别讲了。”穿运动衫的女人对他说道。
我抽了几根烟，然后回到座位去了，忍受着将要折磨我两天的头痛。倚靠在窗户上、挣扎着无法入睡时，我想起了1982年8月的那次希腊之旅。那年夏天我刚满二十五岁，独自一人从罗利飞到了雅典。几天之后，我爸爸、弟弟和姐姐莉萨也来了。我们一行四人在希腊境内畅游了一番，他们返回北卡罗来纳州，我则搭乘公共汽车前往港口城市佩特雷。我要从那里乘船去意大利布林迪西，心中却纳闷为什么不和家人一起回去。从理论上讲那是一次完美的经历——欧洲探险之旅。但我太不自在了，完全没法享受旅程，而且太过羞涩，无法讲当地语言这件事也从中作乱。
一个能讲英语的陌生人帮我买了一张去罗马的火车票，但返回布林迪西时我只能靠自己了。柜台后面的男人给我了三个选项，我猜我同意的那个代表着“我不要座位，谢谢。我希望和别人挤在一起，越紧越好，连肥皂或自来水都无法通过”。
这是个常见的要求，至少是在年轻人和外国人中间。我听到了法语，西班牙语、德语，还有很多我无法分辨的语言。那种好似英语倒着说的是哪种语言？荷兰语？瑞典语？如果我发现周围的人群令人害怕，那么更多的是与我的心神不定有关，而不是大家对待我的方式。我觉得其他人看上去比我更需要帮助，看看他们那褪色的大手帕和因为装满了酒而下垂的山羊皮袋子。在我计算回家的日子何时到来之际，他们似乎更加具备生活的本领。
年轻时，我的头发是深棕色的，而且比现在浓密得多。我的眉毛连在一起，而不是像一般人一样分成两截，让我有时看起来像刚从驴背上下来。这听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有些自负——但二十五岁的那个八月，我还是很帅气的。当时我并不这么认为，但现在看到我爸爸在雅典拍的照片，我不禁要问：那是我吗？真的是我吗？我感觉那个月就是我的巅峰，巅峰过后的衰落来得既迅速又无情。
罗马距离布林迪西只有三百五十英里，但由于火车不停地走走停停，旅途似乎永远没有终点。我想我们是在晚上八点三十分出发的，最初的几个小时，大家都站着。然后我们盘腿坐下了，当身边的人陆续决定躺下时，只好把腿夹得更紧一些。在与我同行的旅客变化姿势的过程中，我已经被挤到了墙角，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叫做巴希尔的人。
他说他是黎巴嫩人，要去一所很小的意大利大学，计划在那里取得工程学硕士学位。巴希尔的英语棒极了，没过几分钟，我们十分自然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像那些身处异国他乡的旅人一样。其实不止于友谊，更像是段罗曼史。这趟列车让我身边的一切都重新有了色彩，就连火车穿越意大利黑漆漆的乡村时发出的隆隆声也变得那样悦耳。巴希尔是个——应该如何形容他呢？好像你把小鹿斑比的眼睛挪到了一张人脸上，再加上睡眼惺忪。那里没有任何僵硬或落寞的神情；其实刚好相反——像天使一般美丽，你大概会这样说吧。
他和我那么专心地在聊什么？也许关键就是我们能够交谈，我们那因为疏于练习而变得松弛的舌头又能用熟悉的方式活动并发出声音了。聊了三个小时后，他邀请我下车到他的大学所在的小镇看看，再到他的公寓里待一会儿，我当然十分乐意。这不是背包客一般会得到的邀请，而更像是求婚。“和我在一起吧”是我对这个的解读。
我们所在的车厢尽头有一个小房间，和杂物室一般大小，里面的窗户还安着铁栏杆。当时差不多凌晨四点，两个蓬头垢面的德国人从里面出来了，接着我们便占用了那个房间。就像后来和约翰尼·莱恩一样，巴希尔和我坐在地板上，但他有些嫌弃这个姿势。除了我们两个都清醒，以及坐得很近，肩膀都靠在一起之外，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之间的吸引是相互的。我们本该接吻的那个瞬间终于来了——你甚至可以听到激动人心的背景音乐——但我太害羞了，不敢主动凑上去，我想他也是一样。但我依然可以感受到我们之间的火花，不仅仅是爱欲，而是一见钟情，像速溶燕麦粥，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而且和真家伙一样富有营养。“我们会接吻的……就是现在。”我不停这样想，然后，“好吧……就是现在。”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每一秒都在变得更加难熬。
到达他的目的地时，太阳正在升起，这座陌生城市的房屋以及教堂尖顶的轮廓——这座我本可以融入的城市——在泛白的天空中依稀可见。“那么？”我问道。
我不记得找了什么借口，但终归是我胆怯了。真的，我回家后又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呢？在罗利的某个建筑工地推独轮车？挨着国际饼干屋的破旧一居室？
巴希尔带着三个大大的手提箱下车了，也成了日后我心中总也解不开的疙瘩，每次听见“黎巴嫩”或者在晚间新闻中看到那里局势紧张的消息时，我总会想起他。“你后来回去了吗？”我不禁要想，“你还记得我吗？你还活着吗？”
考虑到我们相处的时间，我实在不应该这么频繁、动情地想起他。在驶向宾州火车站的路上，昨晚拜约斡尼所赐的宿醉还在折磨着我，但心中仍在思考如果我接受了巴希尔的邀请会怎么样。我想象我们的公寓可以俯瞰到一个广场：那里有汩汩流淌的喷泉，而大坝和桥梁的图纸则整齐地堆放在桌子上。
年轻的时候，很容易相信这样的机会以后还能碰到，甚至是更好的机会。到时可能不是在意大利的黎巴嫩人，而是在比利时的尼日利亚人，或者在土耳其的波兰人。你告诉自己，如果今年夏天独自去欧洲旅行，那么明年一定还可以再来一次，后年也是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等你察觉到的时候，你已经是个上了岁数的、失业小精灵扮演者了，内心极度渴望爱情，结果和一个十足的酒鬼待了一晚上。
离纽约越近，我就越痛苦。然后我想起了几个月前借给我朋友莉莉和我梯子的那个人，好像是叫做休。我从不信任那些直接从一段感情跳到另一段的人，于是当列车在宾州火车站停稳后，当我坐地铁回家后，我等了几个小时，或许是一整天，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问他是否想听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