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奧巴马！！！
我们在诺曼底居住的村庄很小，没有本地的报纸，但有几份发行到本地的报纸，每周一期。比如《亚特兰大宪章报》，想被这份报纸报道并非难事，而就《战斗的奥恩》①来说，被其报道更加不成问题。实际上，难的是不被它报道。① 奥恩为诺曼底地区的一个省。
住在我们街对面的罗伯特·热尔贝纳，绰号叫“鲍勃”，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登上过这份报纸。当时的报道题为“真的可以和马对话的人”。那篇报道还配了照片，照片中的他在其所养的佩尔什马耳旁低语，那是一匹身上有斑点的母马，壮实得像一辆自卸卡车。休也上过这份报纸——而且是两次。第二次的故事是关于他的风景画的，第一次是在2004年10月。他们想找个美国人聊聊总统竞选的事，又是“你希望哪一方获胜”那一套。最终见报的文章起了一个挺微妙的题目——“当地人不信任且鄙视布什”——据那位马语者的看法，这篇文章“pas mal"，也就是“还不错”。
2008年大选前几周，《战斗的奥恩》采访了我们的朋友玛丽·贝斯，她出生在波士顿城外，在那里长大，嫁了一个法国人后才搬来我们这里。“作为一名美国白人，你不会给一个黑人投票的，对不对？”记者问道。
问题虽然露骨，却十分常见，不仅仅是在诺曼底这穷乡僻壤。在大选前一年，我的旅行几乎没停过：意大利、希腊、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巴西，还有英国和爱尔兰全境。都是图书的巡回宣传，所以我要接受很多电台和报刊采访。在美国，除非你是政治题材作家，否则不会听到与之相关的问题。但在海外，基本上都是政治问题，至少对于美国人来说。即便我写了一本有关糖霜历史的书，他们还是会问起关塔那摩监狱和我的国家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事。
并非我对这些事没有看法；我只是不觉得那些看法有什么特别。当然了，我也会关注新闻。我读书、看报，但不掌握任何内部消息。在政治这个话题上，我能提供的只有感情。我的看法也许会稍稍有所不同，可居住在海外的人都会如此。
我还记得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我爸爸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巴黎的大街上是否安全。他总是认为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已经公然表现出敌意了，处处针对美国人——甚至朝他们扔瓶子。即便真有这种事，我也没亲眼见过或者读到过消息。在我的生活中，人们只是好奇。他们有很多问题，但我从未被人侮辱或者孤立。如果我是布什的支持者，感觉也许会有不同，但事实上，总统让街坊邻居和我更加团结了。就像迪士尼公园里的小小世界①，大家同舟共济。① 迪士尼公园里的一款游乐设施。
2008年的各州初选开始后，预测也随之而来。希腊、澳大利亚、阿姆斯特丹和都柏林的记者们都向我保证，美国绝对不会选出一位黑人总统。
“也许吧，”我说，“但我敢和你打赌，半数美国人有可能选择一位二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总统。”
“不可能。”在洛杉矶待过一个星期的德国人这样说，娶了个田纳西太太的巴西人也这样说，看过四遍《波拉特》②的英国人还是这样说。所有人都是专家，他们都清楚的一点便是：美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② 2006年上映的喜剧电影，以伪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了哈萨克斯坦记者“波拉特”在美国旅行的故事。
当白人谈起自己是多么温柔、多么不在乎肤色时，听起来总是那么虚伪。“我从我的很多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裔美国人朋友那里学到的一点就是，在皮肤之下我们都是亲兄弟。”这样的话总是听得我想吐，但还没有下面这种话糟糕——“我怎么可能是种族主义者呢？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就是黑人。”
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也是黑人，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不在乎肤色，而是因为我喜欢臀部丰满的。
如果我走在美国的街道上，凡是肤色比花生壳深的人走过来，我都会说“你好”。因为如果不说，他或她就有可能觉得我处在焦虑状态。其实我确实处于焦虑状态，否则我就默不作声地走过去了，和我的白人同胞一样。
因为这些我就成了种族主义者？或者有了种族意识？不论如何，比起黑人，我更害怕右翼分子。我想很多美国人也一样。于是，当被外国记者问起时，我会充满自信地预测奥巴马将取得胜利。
这个答案带来的是一阵摇头和一种表情，那表情可以被翻译为五种语言的“可怜的幻想家”。
1998年之后的每次大选，我都选择了缺席投票，把整个10月用来在美国境内进行巡回演讲。当时到处都是总统竞选的内容，我喜欢的就是那种直接。在法国有一个极右翼政党，名叫国民阵线。谴责移民，停止建造清真寺，反对欧盟：他们的政策其实很好预测。国民阵线当时的领导让-玛丽·勒庞将其国家的纳粹占领期称为“并非特别不人道”，而他本人身背二十五项指控，从严重人体伤害到排犹主义，再到纵容战争犯罪，花样繁多。他是个老家伙，脸色苍白，厚厚的镜片后面的眼睛显得格外的小。
在法国进行政治活动时，你可以在大街上看到海报，但很少贴在居民家或者商户的外墙上，而这在美国是标准流程。大选前一个月，开车穿过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街道，每隔一栋房子前面就有一块牌子。某某人支持总统，支持县委委员，支持镇里的小婊子等等。我还喜欢美国人佩戴的竞选徽章——要么说的是，“你和我一样”，“我是个大傻瓜”，要么就是，在有第三方提名者的情况下，“我不介意浪费自己的选票”。可以轻松地对所有人进行分类。我只是希望徽章能再大一些，至少做成盘子大小。这样你可以从更远的地方看清上面的文字，也有更多时间提前准备好自己的愁容。即便这样，也比法国这边什么都没有要强。没有大头针，没有车尾贴。也不能问别人会投票给谁，那太没礼貌了。
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是在2002年，当时让-玛丽·勒庞在我们的村子里赢了初选。计票完毕后，我出去转了一圈，望着我以为我了解的人家的窗户，想着：“你投了？真的吗？”那些不愿意谈论自己选了谁的街坊邻居倒是很愿意谈论我的。2008年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就没谈过别的了。“那么你投了谁的票，奧巴马还是麦凯恩？”他们很想知道。
我对休说：“他们非问不可吗？”真的，你巴不得他们能直接看出来你投了谁的票。
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后，我飞回了法国，11月4日一早抵达的，这时美国人已经要进行民意测验了。在戴高乐机场，我打了辆出租车。司机正在收听谈话节目，在我前往巴黎的漫长车程中，打来电话的人不断解释着为什么我的候选人不可能获胜。“美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说，“美国人害怕所有与众不同的事情。”你还以为奥巴马是美国总统职位的法国候选人，不然没法解释为什么大家有如此的占有欲，这样早早地失望起来。出租车司机也是一样的看法。“你觉得谁会赢？”他问道，当我回答奥巴马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真的发生了。大家都在高喊：“奥巴马！”我不认识的人也是如此，比如超市的收银员，以及其他听出了我口音的人。“奥巴马！”他们喊道，“你干得太棒了。”我承认从声调判断他们是真心在祝贺，但同时还有别的含义。不是“你们有了这样一位体贴的新总统，真是太棒了”，而是“你们选了那个我们早就看好的总统，真是太棒了”。
举办就职典礼时我在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观看了全过程，每隔三秒就要提醒我一次，巴拉克·奥巴马是个黑人，并将成为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总统。起初我以为这节目是为盲人准备的，提醒是为了防止他们忘记。但随后情况变得愈发可笑了：“巴拉克·奧巴马是个黑人，现在与他的黑人妻子以及两个黑人孩子抵达了现场，他们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黑人第一家庭，也就是入主白宫的第一组黑人。请注意，是白宫，不是黑宫。“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但随后我想：“如果美国选出了第一位同性恋总统，那么我愿意听上几千次。”也许说过几千次后才能完全让人理解。对我来说，奧巴马的种族和我给他投票之间没有关系。我喜欢他的演讲能力，与我们之前的两位民主党候选人截然不同，那两位说话都像对着音标念韩文一样，完全不知道重音应该放在哪里。
总统竞选的最后一个月中，我收听了不少右翼谈话节目，听打进电台的人畅想那不敢想象的局面。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的威胁都一样：“如果麦凯恩不能取胜，我就离开这个国家。”
“噢，好吧，”我说，“你离开后要去哪里呢？右翼的欧洲吗？”在如今的荷兰，我想已经可以娶自己的孩子了。让她们怀孕，然后在由教堂改建而来的免费诊所里打掉你未出生的孙子孙女。医生可能原来是个女人，后来变成了男人，最后又变回了女人，所有这些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但只要她能够救活干细胞，依然是国家的功臣。
然而，那也可能只是因为我感觉迟钝。有些人说我“心胸狭窄”，虽然我觉得那是五十步笑百步。国家通过投票剥夺了我结婚的权利，即便我没有结婚的打算，我的感情还是受到了伤害。我猜困扰我的是投票本身。如果你不想和同性恋者结婚，那么别结好了。但你有什么权利把街坊邻居的意见牵扯进来？这就像投票决定红头发的人①是否有权利庆祝圣诞节。① 传说背叛耶稣的犹大就是红发。
当然了，奥巴马也反对同性婚姻。除了几条明确的暗示，当年的所有候选人都反对。这一点成了没人敢碰的禁区，但这真的惹到我了。说真的，这玩意儿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很多奋力斗争并投票反对的人都是民主党，这同样令我失望。但那是你自己挑、自己选的，对不对？有些事你可以袖手旁观，而有些事不行。在等待我的政党卷土重来时，我把注意力转回了我的法国邻居们，他们都欢欣雀跃，不停地拍我的后背。“奥巴马！”他们喊着，“奥巴马！奥巴马！”对此我以微笑回应，不过笑得越来越勉强了。心中想的是：“噢，你们也去选个自己的黑人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