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等 待
这是注定会降临到每个飞机乘客头上的难题。由于雷暴或者航空流量限制导致航班延误——甚至是取消。也许要晚两个小时登机，或者虽然按时登机了却要在跑道上等两个小时。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就成了全国性的灾难——“报纸为什么不报道这件事呢？”你肯定会这么想。
只有当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才能意识到多么无聊。“他们告诉我们由两点半改为三点起飞，所以我去买了个糖霜山核桃墨西哥卷，结果回来时发现他们又把时间改成四点了，因为我们要乘坐的飞机现在还没离开匹兹堡。然后我说：‘一小时前你们为什么不说呢？’而他们回答：‘女士，请您离柜台远一点，谢谢。’”
因为我经常坐飞机，所以总能听到这种事。排队买咖啡，排队买报纸，或者排队给我的大手提袋进行爆炸物检查：不管我去哪儿，总会有穿着八美元T恤衫的人掏出手机，抱怨他或她所遭遇的延误。你没办法不听，当注意力转移后才发觉自己刚才正盯着看。
我本应该对美国人旅行时的打扮习以为常，可还是会觉得有趣。你旁边的人仿佛前一秒还在清洗猪身上的鞋油，下一秒突然把海绵一扔，说：“去他妈的。我要去洛杉矶！”
万圣节时，我看到票务员都打扮成女巫和木乃伊的样子，可心中想的不再是“服装不错哦”，而成了“现在我们要自己给行李贴标签了？”。
我的意思是，我把他们当成了旅客。
当然了，恐惧是双向的。2003年春天，我所在飞机上的乘务员让我们为身处伊拉克的军队祈祷。当时确实是敏感时期，但无论战争进行得是否顺利，你都不会想从空乘人员嘴里听到“祈祷”两个字。
同样不想听到的还有“我马上回来”。那句话的真实含义是“去你妈的”，告诉我这个的女士曾在西北航空公司做空姐，除此之外还教了我几句她们行业的黑话。
“你知道装水的塑料瓶子在飞机飞行时会变瘪吧？”她问道，“其实人也是一样，我们的内脏也会受影响。这就是我们经常放屁的原因。”
“好吧。”我回应说。
“我和一些姑娘有时会在巡视过道时放屁。因为发动机的噪音太大了，没人能听见，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喷洒农药’。”
有一次我问起另外一位男性空乘人员，如何应对满满一飞机好斗的乘客，他回答说：“噢，我们自有办法。下次你坐飞机快要着陆时，注意我们的最后一次机舱巡视，到时竖起耳朵听着就行了。”
2009年夏天，我本想从北达科他州乘飞机前往俄勒冈州。可是科罗拉多州发生了雷暴，我们离开法戈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结果我错过了转机航班，抵达丹佛时被安排到客户服务专线。队伍排得很长——有三十个人，也可能是三十五人，大家都很暴躁，也很疲惫。在我前面站着一位女士，看年纪有七十多岁，身边还有两个穿着讲究的孩子，一男一女。“航空公司总是抱怨没有乘客，但你抵达时却发现自己的航班已经超售了！”那位女士正在发脾气，“我想带着孙子和孙女去旧金山，现在他们却告诉我，要明天下午才能安排航班。”
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把手机拿到耳朵旁边，胳膊上的银手镯们哗啦哗啦地落到了手肘处。“弗兰克？是你吗？你发现什么了？”
电话另一头提供了一些信息，就在她费力地打开手提包时，我递上了自己的本子和笔。“一位好心的年轻人刚刚给了我笔和纸，说吧，”那位女士说，“我准备好了。”她接着说：“什么？好吧，这些我也能告诉你。”她把本子和笔还给了我，翻了个白眼，嘀咕道：“还是谢谢了。”挂断电话后她转向了那两个孩子：“奶奶很抱歉，让你们经历这种事情。但我一定会补偿你们的，我发誓。”
两个孩子就像商品目录里的小模特。小女孩的裙子是红白方格图案，与她草帽周围的丝带一样。她的兄弟则穿着衬衫，打着领带。虽然领带是用别针别上去的，但这一对的打扮仍然是队伍里最好的，比站在前面的那十多个家庭强多了。有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带着三个十来岁的孩子，其中两个明显是兄弟。另外还有个女孩，抱着一个非常小的孩子。我本以为那是别人的孩子，但她的样子——浑身散发出明显的骄傲和愉悦——使我相信那就是她的孩子。那么孩子的父亲就是她旁边那小子了。那小子的头发几乎是橙色的，无数细长的辫子从头上垂下。每条辫子末梢，在橡皮筋正上方，有一颗弹珠大小的彩色珠子。史蒂夫·旺达七十年代末就留这个发型，但他是个黑人，而且看不见。除此之外，史蒂夫·旺达的脖子上可没有青春痘，也不会穿裤裆坠到膝盖和脚踝之间的松垮牛仔裤。更棒的是那小子的T恤衫。我看不见正面，但背面用大号字母印着的文字是“臭沙比”①。① 原文为Freaky Mothafocka。
看到这个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让我想一想，我和父母、儿子一起坐飞机，难道我应该穿那件写着“高潮捐献者”或者“慢点吞，不够还有”的衣服吗？不对，既然我选择了缀着珠子的玉米垄辫子，那么还是应该穿那件“臭沙比”。
后来那小子伸手把孩子抱了过来，站在我前面的女士撇了撇嘴。“总是这个样子。”她抱怨说。
“您说什么？”
她指了指“臭沙比”。“有孩子的都是本就不该要孩子的。”说完她的视线又转向了成年人，“再看看那个傻呵呵的老太太，趾高气扬的。”
这种情形我在旅行时经常遇到。偶然遇到的陌生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我想说：“听着，你说的我大部分同意，但在咱们继续聊天之前，我想知道你上次大选时给谁投了票。”
如果老太太的批评者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如果她只是有点小气而且好议论人，那么我们可以聊一整天，甚至成为朋友。但是，如果这和右翼势力有关，那么我只好站到“臭沙比”一边去了，毕竟他才是个孩子。也许他看上去像个苏斯博士①笔下的人物，但并不意味着他不能爱自己的孩子——我对自己说，那孩子也许长大之后能当大法官或者美国总统呢。或者，至少找到份工作。① 美国著名漫画家、作家，以儿童书为人熟知。
询问别人把选票投给了谁当然是不可能的。有时可以从外表判断，但戴着许多手镯的老太太两种可能性都有。最后，我决定选择中间道路。“令我不舒服的是，他们竟然连‘臭傻逼’三个字也写不对。”我低声说道，“这会对年轻人树立什么榜样呢？”
之后她一直不出声了，即便是看到“臭沙比”一家人走到柜台时也没有说话。加上那个孩子，他们一行总共六个人，我知道办理手续要花上很长时间。“他们到底要去哪儿呢？”我问我自己，“无论去哪儿，难道不能开车去吗？”
飞机坐得多了，自然能学会在必要时进入脑死亡状态。那就像时间旅行。前一秒你还在弯腰系鞋带，下一秒突然就在给一份十四美元的什锦果盘付款了，心里想的是：“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刚刚摆脱了丹佛的那个老太太，此刻就被我后面的一个男人缠住了，他只是和我对视了一下，便不请自来，开始跟我抱怨。那天早上的候补座位没有轮到他，他很不高兴。“登机口的女孩说开始登机时她会喊我的名字，结果没喊。”
我努力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
“我应该记下她的名字，”那个男人不依不饶，“我应该投诉她。妈的，我应该给她一拳，没错，真该这么做。”
“好吧。”我回应道。
在他身后是一个留着银色小胡子的秃头，胡子修剪得很精细，看来在最终变为鬓角之前还要徘徊一段时间。那玩意儿像松鼠的尾巴一样弯曲、浓密。没赶上候补座位的男子开始跟他说话时，秃头正在把胡子上粘的面包渣抖掉。
“他妈的航空公司。怪不得他们都要倒闭了。”
“他们的心思都不在工作上，那才是问题所在。”小胡子秃头说，“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是下次工休是什么时候，他妈的。”他满怀鄙视地瞪了柜台值班员一眼，随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臭沙比”。“那小子一定是要回马戏团去吧。”
“真可悲。”我身后的男子附和了一句。他自己穿着一条有褶的卡其布短裤，还有一件蓝色的T恤衫。腰带上别着一顶棒球帽，白色运动鞋好像也是全新的。同如今的许多男人一样，他打扮得好像一个男孩突然间被放进了成年人的身体里。“我老家也有个像他这样的孩子，每次见到我都庆幸他不是我儿子。”
那二位后来又开始抱怨说唱音乐和松垮的裤子，我没有参与，而是想起了上次在丹佛的临时滞留。当时我在摆渡车上，前往C广场尽头去乘坐转机航班，这时广播系统响起，通知阿道夫·希特勒先生接听白色的礼节性征询电话。“我是不是听错了？”我还记得自己听完后在心里想。很难想象有人会给儿子起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所以那个人肯定是从其他没那么刺激的名字改过来的，而这几乎包括了所有人名。更加奇怪的是，在一句话中竟然同时听到了希特勒和“礼节”这个词。我想象着一个男人拿起听筒，由于惊讶和有可能听到坏消息，他的声音柔软下来：“是的，你好，我是阿道夫·希特勒。”
只是想到这件事就令我笑得合不拢嘴了，而这也将我拉回现实，以及穿卡其布短裤的老兄的身前。“一个人能这么迅速地搞烂整个国家也够厉害的了，是吧？”他说道。
“你说得没错，”小胡子先生表示赞同，“完全是一团糟。”
我以为他们说的是乔治·布什，但慢慢才意识到其实是巴拉克·奥巴马，当时他已经上任将近六个月了。
小胡子先生提到了他老家的一家通用汽车经销商：“他们的生意还不错，但现在联邦政府告诉他们必须关门。这里难道是俄罗斯吗！”
穿卡其布短裤的男人连连点头，而我则后悔自己没有认真关注对于汽车市场的救市消息。电台和报纸上满是相关的内容，但由于我不开车，而且一直对汽车经销商没有好感，所以只能走会儿神，或者换一个话题；然而十分不幸的是，想变换话题就必须转过身去跟那二位争论一会儿。话说回来，即便我关注了这方面的消息，又有多大可能改变其他人的看法呢？更何况是两个陌生人。如果我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封闭了，他们的会有区别吗？
“我们必须把国家夺回来。”小胡子先生说，“非得这么做不可，如果投票不管用的话，可能就要动用武力了。”
对于这个男人以及大选之后我听到的很多对话，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政治暴力方面过火的、几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还有毫无缘由的自信，认定别人都没有经历过。在布什和切尼针锋相对的年代我感受到了什么？那已经不重要了吗？“别跟我说我不知道如何去恨。”我想这样告诉他。然而我还是停住了，并扪心自问：“你真的只想说这个吗？觉得你能恨得比我更加入骨吗，笨蛋？在你出生前我就开始憎恨别人了，他妈的。”
我们总是抱怨航空产业把我们变成了怪物：都是票务员的错，都是行李员的错，都是报摊那个迟钝的人的错，都是快餐店的错。但如果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呢？机场不过是个论坛，让我们可以展现真我，不但心怀怨恨，而且无药可救。
“请阿道夫·希特勒在4号行李提取处与同行者会合。重复一遍，请阿道夫·希特勒在4号行李提取处与同行者会合。”
这种想法令人沮丧，却挥之不去。我登上前往波特兰的飞机时在思考，几个小时之后，通知收起小桌板、飞机准备降落时仍然如此。然后空乘人员拿着垃圾袋出现了，沿过道巡视，直直盯着我们的脸，低声问道，一个不落：“你的垃圾。你（是）垃圾。你全家（都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