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遥远的家
我十四岁随父母迁到衣阿华州的哈特利。在这里，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图书馆长，是我们年级第二聪明的女生，只排在卡伦·沃兹之后。对薇奇·基普森来说，除了打字成绩是C，每门功课都是A。
毕业后，我跟我约会的第三个男孩订了婚。我们谈了两年恋爱，他很爱慕我。可是我需要离开衣阿华的小镇这个井底世界，我需要独自出去闯荡世界。于是我解除了婚约—这是我做的最艰难的一件事，跟我最好的朋友莎仑一起搬到了曼卡托。
戴维在曼卡托的另一端上大学，我和莎仑在曼卡托板箱厂上班。
我是在一家舞厅认识瓦利·麦仑的，他跟我以前约会的其他男人不一样。他非常聪明，有学问，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而且他还很有个性。我们谈了一年半恋爱，于一九七○年七月结婚。当时我二十二岁，结婚后立刻就怀孕了。怀孕很艰难，早晨、中午和晚上都恶心呕吐。瓦利每天晚上下班后跟朋友们出去，通常是骑摩托车，但总是在七点半的时候回家。他想要一个爱交际的妻子，但如果意味着要有孩子了，他也能接受一个病恹恹的妻子。
有时候，一个决定就会改变你的生活，而且这个决定不一定是你做的—甚至不一定是你知道的。我分娩时，医生决定注射两针大剂量的催产素以加快分娩速度。我后来才弄清楚，是医生要去参加一个晚会，希望这该死的分娩过程赶紧结束。两个小时内，我的产门从三厘米一下子扩大到全开。太突然了，导致胎盘破裂，他们只好又把我推进手术室。残片没有取干净，两星期后，我出现大出血，他们赶紧把我送回医院，紧急手术。
我一直想要一个取名乔迪·玛丽的女儿。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现在我终于得到了这个女儿，乔迪·玛丽·麦仑，我多么渴望整天陪伴她，搂抱她，跟她说话，注视她的眼睛。可是这次手术把我彻底打倒了。我的荷尔蒙分泌失调，我头疼、失眠、冷汗不断。两年里做了两次手术，但我的健康并没有改善，医生就建议做一个探查手术。我在病床上醒来，发现他切除了我的两个卵巢和子宫。身体的创痛是剧烈的，但更令我痛苦的，是我知道今后再也不能生孩子了。我本来以为只是窥探一下内脏，没想到会把我彻底掏空。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就突然进入了严酷的更年期。我从二十四岁突然进入六十岁，腹部伤痕累累，心里悔恨交加，还有一个我无力拥抱的女儿。大幕落下，一切变得漆黑。
几个月后，我慢慢恢复了，瓦利却不见踪影。这可不是他以前的做派。这时候我才突然注意到，所有的一切对瓦利来说都意味着喝酒。他去钓鱼，意味着喝酒。他去打猎，意味着喝酒。就连骑摩托车也意味着喝酒。很快，他不再在答应的时间露面。他在外面逗留到很晚，一个电话也没有。他醉醺醺地回来后，我说：“你在做什么？你有个生病的妻子和一个两岁的孩子！”
“我们去钓鱼了，”他说，“顺便喝了几杯。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丈夫是个积重难返的酒徒，但是承认这个事实，却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我理解，”你提到这件事时他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我会戒掉的。为了你，我保证。”但我们俩谁都不相信。
我去找了律师，开始办理离婚。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的房租六个月没付，汽车贷款六个月没付，另外还欠了六千美元的债。瓦利甚至贷了笔款子用于改善住房，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善。
斯蒂芬森姥姥—妈妈的妈妈，曾经跟她酗酒的丈夫离婚—给我钱拯救那座房子。我们让银行收回了汽车。不值得再保留了。我爸爸在哈特利募捐到八百美元，给我买了辆一九六二年的雪佛兰，那位老太太下雨天都舍不得开出去。我以前从没开过车，就去参加了一个月的驾驶培训，通过了驾照考试。那年我二十八岁。
我开着那辆车去的第一个地方是福利救济办公室。我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一个中学文凭，一份只能称之为灾难的病历，还有一大堆债务。我别无选择。我对他们说：“我需要帮助，但只有你们送我上大学我才接受。”
感谢上帝，当时的福利救济机构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同意了。我立刻去了曼卡托州立大学，注册下个学期的学习。四年后的一九八一年，我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主修心理学和妇女研究、副修人类学和图书馆学的学位。三十二岁的我成为基普森家第一个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十二年后，我女儿乔迪将成为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