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亚利安人
西南亚村社文化的传播，不仅将其经济和社会模式向西传到欧洲，而且将这些模式向北带进了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区。这儿的居民遇到的情况，与美国拓荒者到达北美大草原时所面对的情况，不无相似之处。其中靠西的草原提供了极好的牧场，但是这儿的土壤难以用于种植作物。没有森林作为刀耕火种的基础，经过漫长岁月的草原表土又不能用原始的犁开垦。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这儿的大草原与我们的大草原一样有很长的周期性气候：若干年多雨的气候与若干年多干燥的气候交替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移民越来越从农业转向畜牧业。因为牧场的肥沃足以使养牛比养羊更有利可图，所以他们的文化的情感重心和经济重心，都集中在养牛及其副生的产品之上。这儿的马显然首先是在更靠东部的草原上驯化的，养马是他们从事的第二种事业，其重要性不及养牛。
在公元前1800年—前1500年之间，养牛的部落从大草原向南逼进，从东起印度西迄巴尔干半岛的全线向南推进。他们所攻击的、业已开化的民族留下的记录说明，这些入侵者全都操印欧语。侵入印度的部落自称为阿利亚（Arya），被人滥用的亚利安（Aryan）因此而得名。可以用亚利安来指称那些养牛的并且操印欧语的部落。然而，不应当用这个字眼来称呼缺少上述两个特点中任何一个特点的部落。
亚利安人离开大草原南下时，他们似乎是不太精心耕作的农民，同时他们又加工奶制品。他们高高兴兴地把耕种庄稼交给他们征服的臣民。贸易被当做暴力掠夺的不太光彩的替代方式，只有不得已最后才诉诸贸易。放债取息和偷窃同等对待。社会的主要兴趣是战争，是养殖或偷盗牛马。讨人寻味的是，绵羊和山羊在史诗中绝少出现，虽然许多被他们征服的农耕社区肯定在养殖绵羊和山羊。马占有重要地位，既被人驱使来牵引重物，又被人作为坐骑使用，虽然后期的史诗中很少提及骑马作战的场面。早期酋长和英雄尤为喜爱的交通工具是马车。
亚利安人的技术追随的是西南亚普遍的模式，对这些模式，他们极少甚或未加改变，使之适应游牧生活。他们没有与突厥-鞑靼人相似的、便携的帐篷。凡是要住上几天的地方，他们都用枝条和泥土修建棚屋，这种棚屋建造方便，弃之不用也不足惜。服装是纺织的呢子做的，只是裹在身上的呢子并未经过裁缝，虽然北欧部落中很快就流行穿裤子。轮子和犁头已为人知，陶器亦在烧制之中。他们从草原上冒出来的初期，已在加工除铁之外的所有金属。武器种类繁多，包括矛枪、刀剑、各种斧头、弓箭、头盔和盾牌。早期是否使用护身甲迄今尚难断定。富人男女两性都佩戴许多金首饰，最体面的礼物是从身上摘下一件金首饰直接赠人。早期有亚利安人从事手工艺，尤其是当铁匠；那时的匠人社会地位颇高。后来，多半的手工制作都交给了被征服的民族。
亚利安人并非名副其实的游牧人，但是他们对土地的依恋肯定是比较淡漠的。一有任何理由，他们就把财产装上沉重的牛车，放火烧掉棚屋，向未知的地域长途跋涉而去。他们的入侵完全缺乏很久之后的匈奴人和蒙古人那种闪电般的速度和机动性。整个部落作为一个背负沉重的单位迁移，驱赶着牛群前进。战胜就意味着夺占新的牧场，战败就意谓着整个部落的毁灭。
所有的史诗都描绘出由三个阶级组成的社会，包括贵族、平民和农奴，贵族和平民形成亚利安人的主体，农奴代表的是被征服地区的人。不存在国王—那种被人接受的普遍意义上的国王，虽然能干的酋长可以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连续几代人产生首领的家族构成地位最显赫的贵族，这种贵族成员遇到推举高级首领时受到优先考虑。早期的奴隶似乎极为稀少。亚利安人相互作战时很少留下男性俘虏；女性则成为战胜者的偏房，并最终同化到部落中去。平民与贵族经常联姻，二者的区别主要是财富和威望的差别。史诗中很少提到农奴，一旦被提及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尚不及贵族的马和犬。亚利安人非常喜爱这些家畜，它们的名字和品质常常和主人的名字一道出现。
一支亚利安部落由许多人家组成，每户由户主、一位或几位妻子、儿子、兄弟及兄弟的家庭组成。这些人家的生活由于械斗和偷袭而变得活泼热闹。行吟诗人登门吟唱，他们住在人家门户里的时间以主人的慷慨应允为限。赌博习以为常，酗酒已成惯例。亚利安人初期对性爱和婚姻的态度，可以描写为是漫不经心的。虽然没有公认的婚前性试验的生活阶段—东南亚文化区就有这样的习俗，然而人们对童贞几乎不给予任何价值。不存在正式的彩礼习俗，虽然结婚时男女两家要交换礼品。由于缺少经济稳定，所以婚姻趋于脆弱。
亚利安人对超自然力的态度也是漫不经心的。最初，族长行使祭司的职能，这一习俗在斯堪的纳维亚继续保存下去，直到基督传到这里为止。在其它地区，出现了专职的祭司，但是其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寄食于贵族门下，其职责是确保仪式的准确，但是他们被当做是贵族家庭豢养的祭司。
也许，亚利安人对后世文明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了贵族政治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欧洲保存下来直到不久之前。凡是具有民族规模的文化，必然由许多亚文化组成。许多欧洲国家的农民和资产阶级的亚文化，一直维持了自己的特色，然而欧洲的贵族阶级的亚文化却如此相同。以至于一国的贵族对另一国贵族的态度和价值的了解，大大超过了他对本国下层阶级的态度和价值的了解。自历史的黎明期以来，户外狩猎生活始终是贵族阶级的显著特点。等到无需依靠狩猎以补足食物供应时，狩猎变成为一种运动，变成为贵族阶级成员的一种象征。贵族必须精通马术。事实上，德语的骑士（Litter）和法语的骑士（Chevalier）就可以译解为这一特征。据说，甚至在19世纪的英国，贵族阶级的任何一位年轻人宁可让别人咒骂他品行不端，也不愿意让人指责他的马术不精。
欧洲贵族从事的职业有严格的限制。他不可能去种地而不冒失去阶级地位的风险。唯一为他开放的有利可图的追求，是养马养牛。有趣的是，英国上层阶级的年轻人可以借助人类学家所熟悉的那种迁移，成为汽车推销员而不必违犯不能从商的禁忌。精神和艺术追求受到一定的蔑视，这又是在追随亚利安人初始的文化模式。贵族可以担当艺术和科学的庇护人，可是他不应当亲自从事艺术，也不应当亲自从事科学。直到最近，大多数欧洲贵族的教育程度都不高。为贵族子弟设计的学校感兴趣的是“性格塑造”，而不是给学生提供有用的知识和实用的技能。据说，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在伊顿公学①的运动场上赢得的。不妨再补上一句：新加坡的失落是在伊顿公学的课室里决定的。
①伊顿公学—培养英国上层政治人物的贵族学校。
贵族可以上教堂，尤其是非长子贵族，但是宗教狂热会引人皱眉不满。违背基督教的禁忌而不是遵守这些禁忌，更受到别人尊敬。性风尚保持着古老的亚利安式的无所谓态度。贵族理所当然要在自己的阶层中婚配，以保证血统的纯正。但是，无论婚前婚后都无需高度的贞操。利用下层阶级的女子进行漫不经心的私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尽管形式上要求基督徒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是欧洲贵族直到最近的时代里，始终实行着一夫多妻制。一位国王或一位地位显要的贵族娶几位妾妃，是意料中的事情，妾妃常常娶自各种贵族家庭。这些高攀的贵族希望借此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妾妃所生的庶子被排除在继位之外，然而他们在贵族的等级系统中仍然享有公认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被排除在继位之外，而且其机运仰赖父王的好意，所以一般地说他们比继位的嫡子更可以信赖。他们常常被放在继位的嫡子容易发动叛乱的位置上。因此，所谓“勃艮第显要的杂种”—这是一个象“威尔士王子”②一样独特的头衔—按照惯例被委任为勃艮第军队的统帅。
①勃艮第显要的杂种—指法兰西国王和勃艮第公爵，见莎剧《李尔王》。
②威尔士亲王—英国皇太子的称号。
贵族沉湎于赌博和酗酒而并无失去贵族身分之虞。唯一的要求是，他赌博时要诚实，要把赌债放在一切债务之上；大概是因为，债主通常是和欠债人同等地位的贵族。玩纸牌时欺骗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仅仅比致命的贪生怕死罪略差一点。从亚利安人入侵欧洲的初期算起，人们就期待着酋长率领部下冲锋陷阵，以出生入死的形象给部下树立效法的楷模。因为贵族阶层的至高无上地位建立在无与伦比的勇武和好斗之上，所以凡是表现出缺乏这些品质的人都被视为贵族阶级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