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突厥-鞑靼人
欧亚大草原的养马人，是世人见过的游牧型的、畜牧经济最完善的例子。追随这一经济模式的部落非常讨厌农业经济。有的时候，他们也播下一些小米，让其自生自灭，但是他们种小米是为了防备饥荒。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根本不利用农业生产的粮食或材料。他们的家畜是绵羊、马、双峰驼和牛—就其经济价值可作这样的排列。绵羊数量极多。富于历史盛名的哈萨克人计算羊群的单位，不是绵羊的头数，而是牧羊犬的头数。有时他们也挤羊奶，然而绵羊的主要价值在于产羊肉和羊毛。羊肉是日常的主食，羊肉的消耗量极大。每人每天吃一头羊是标准的食量。羊毛用来织毡。
马的重要意义是用于作战。马供人乘骑，或用于驮运，从不用作耕畜。马肉是常用的食品，小母马的嫩肉被视为美味珍品，一般是留待盛宴时品尝。食物短缺时，骑兵常放马血充饥。母马常用来产奶，马奶经发酵做成马乳酒。马奶比牛奶的含糖量丰富得多，如果发酵恰到火候酿出的酒就有相当的烈度和醇香味。牧马民族一般是嗜酒豪饮的民族；盛宴结束时，所有的客人都烂醉如泥。据传成吉思汗曾说：“醉酒者如遭当头棒击，其智谋及判断力无从发挥。醉酒以每月三次为限。从来不醉当然更好。然谁能做到滴酒不沾？”
骆驼既用于驮运重物，也用于牵引行李车。很少用骆驼挤奶，很少有人吃骆驼肉。在蒙古高原上，牛占居次要地位；但是随着牧马人文化的向西扩张，牛的重要性渐次提高。牛既产奶，又提供肉食，而且还用作耕畜。
有趣的是，牧马民族对家畜的态度似乎是高度的功利主义的态度。他们的史诗中没有描写过作为个体的马或狗。牲口是大批生产大批消费的。蒙古武士携带着一串没有命名的坐骑，当它们体力耗尽不能再让人骑时，就被武士弃之不顾，或被人宰杀而食之。也许，蒙古高原上的生活太艰苦，不容许人对爱畜培养脉脉温情。牧马民族似乎把狩猎生活的态度带入了畜牧时代。狩猎时代的人把动物只当做潜在肉食。甚至到了蒙古人征服別的民族的时代，狩猎在此地依然是一种务实的活动，而不是一种消遣游乐。他们不时地组织大型的围猎，凡是陷入包围圈的动物都在劫难逃，一律被射杀而成为美餐。
狩猎和畜牧既生产食物也生产衣服。通常的服装包括裤子、尖跷的皮靴、有袖的衬衣式上装；男上装的下摆短，女上装的下摆长；此外就是毡帽或头巾。天冷时再穿一件罩袍。所有的衣服都用畜皮或毡料制作，唯一的例外是偶尔才穿的节日布装。这是通过贸易换来的或虏掠而来的。最受喜爱的衣服是羊毛在里的羊皮衣。
大概在轮子引进之前，蒙古高原上就已经在用马驮运重物。可以推测，最初的马鞍是驮运东西的马驮子，最早骑马的人是儿童；部落迁营时，他们被置于马背上的行囊之间。甚至到了继之而起的牧牛民族卸下驭马，开始骑马之后，他们也只会用马驮子当鞍子骑，所以他们的骑兵就缺乏效力了。
牧马民族靠征服建立的大帝国一般是短命的。他们经过之地都卷起一场灾难，凡是懂得的东西他们都虏掠一空，据为己用，凡是不懂的东西他们都摧毁干净。据说，蒙古人征服中国之后，曾经认真打算把中国人斩尽杀绝，把中国人的地盘改成牧场。无论在哪儿生活于被征服者的包围之中，他们都保存了自己的宗族和部落组织。他们总是集中居住，竭力固守昔日的游牧生活。他们自己的文化中难以找到什么能用于统治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模式。中国的辽朝帝国或后来地域广袤得多的蒙古帝国之类的牧马民族所具有的高度组织程度，是由于采纳了中国人的文化模式。实际上这些大帝国主要是由中国籍的官吏执掌管理的。
与亚利安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牧马民族似乎从未适应于征服者的生活。也许，他们游牧生活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与他们统治定居民族的角色格格不入的。无论如何，凡是他们放弃游牧生活的地方，他们都迅速地让被征服者同化掉了，在中国被同化成中国人，在中亚被同化成穆斯林和波斯人。在牧马民族最后一次向西的大迁徙中，即突厥人的大迁徙中，他们实质上被同化成了穆斯林和拜占廷人。
也许，关于蒙古人完成征服之后牧马民族的命运，还应再说一二。已如上述，这几次征服把西部草原地带原有的牧牛民族的最后一点残存也扫荡干净了，他们在整个辽阔的被征服地区建立了蒙古人和突厥人的部落联盟。蒙古人的一支建立了金帐汗国，他们被伊凡雷帝①征用打仗，被剥夺了政治权力。他们被默许在俄罗斯南部羁留，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②在位时期。在俄国政府日益强大的压力下，他们且战且退，回到东方的蒙古故乡。他们到家时人口已经锐减。中部草原由突厥血统的游牧部落占据，在蒙古人席卷欧亚大陆之前之后都是如此；在千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骁勇善战民族的温床，尤其是培养干练将军的温床。这些突厥人只身一个地或成群结队地渗入南方较高的文化之中，最后控制了近东地区，但是，蒙古西征之后，这些草原民族再没有发动过重大的攻势了。
①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1530-1580）—俄国大公，首任沙皇。
②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1729-1796）—亦称叶卡捷琳娜大帝，俄国女皇。
有些学者撰文认为，这些草原民族停止进攻的原因，是蒙古人皈依了佛教。然而，蒙古地域以西的大多数草原民族皈依的却是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很难说得上是和平主义的宗教。真正的答案，大概在于战争日益增长的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是由于大草原之外火药的引进、纪律严厉的军队的建立和技术熟练的技术人员的出现。草原民族具有的是微型的居住点模式和相当粗糙的手工艺，他们没有能力生产新环境所需要的武器。造成他们没落的影响，甚至在成吉斯汗时代就已经在发挥作用。在后期的战役中，他们的军队里带着大队的中国技师和工兵。这些中国人的装备包括火焰喷射器，也许还有火药制的炸弹。只要草原民族保持着纪律上的优势，他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己技术上的不足。然而，等到其它军队和他们的军队一样具有铁的纪律时，他们失败的命运就被注定了。曾经是“上帝降灾”的骑射民族在欧洲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拿破仑的战争时代。一支吉尔吉斯骑兵被编入俄国军队。法国士兵看见骑马弯弓的吉尔吉斯人觉得很滑稽，给他们取一个浑名叫“丘比特”①。真可谓尘世繁华转眼即逝矣。
①丘比特（Cupid）—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其形象为背生双翼，手持弓箭的美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