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 历史时代早期的中国
周代建立之后，中国进入了历史完全明朗化的新阶段，中国文化大多数典型的模式此时已呈现出来。其中的许多模式在商代业已形成，但是到了周代它们才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其说周朝是一个朝代，毋宁说它是一个时期，在历代王朝的纪年表中，周朝大约起始于公元前1000年，灭亡于公元前221年，但是周天子对全国的控制时间大约到公元前770年就已经结束了，这一年是都城东迁至洛阳的一年。甚至在此之前，封建制度固有的破坏力量就已经开始削弱周天子的中央集权了。周王朝的成就，是建立起全国彻底整合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中国原已存在的文化模式和从西部蛮族借用的文化模式可以得到发展，可以被组织起来。周朝的开国元勋在把先前业已存在的文化模式整合成一个体系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个人作用，这一点难以判断。周代初期的几位天子，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曾经有过把夏文化成分与草原蛮族文化成分整合起来的经验。
据《竹书纪年》①载，历代周天子的历史均表现为不可动摇的权力意志，崇尚大治和崇尚礼仪的结合。直到周人对商王称臣的历史结束之前，周人对商王的权力、秩序和礼仪在外表上都非常之敬重；然而与此同时，他们逐渐把商王之下的小国越来越多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周文王灭商纣王建立周朝时，他表现出最大的惋惜和遗憾，并且立即着手去整顿社会秩序和国家的秩序；根据竹书记载，他按照严格的体制整顿天下的秩序。根据中国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国历史学家总是笃信伟人理论的—周天子建立的新体制甚至改变了家庭的组织结构。显然在贵族血统的继承上进行了变革。然而，改变任何社会的家庭结构都是最艰巨的任务。周代实际的变革可能是这样的：鼓励商朝遗民中的贵族改变一些风俗习惯，使商朝贵族的家族制度与周朝贵族的家族制度一致起来。因为农民的主要职能是纳税，所以新王朝曾试图改变农民家庭的组织习惯，这一点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①《竹书纪年》—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计20篇，叙夏商周三朝（迄至前299年）史事，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记。
周代贵族组成大的家族，颇象后世历代王朝的贵族家族。家族的核心，是同一祖先传下来的一群男子，整个家族住在一起，象一个股份公司，由最年长的男子控制。联合家庭及由其组成的姓氏群，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家族和氏族的控制是强有力的父系控制。大家庭中出生的女子实际上不被当做是本族人。她们不会被引介给祖先的亡灵，而是在出嫁时被引介给丈夫祖先的亡灵，出嫁之后她们就成为丈夫大家族的成员。从理论上说，婚姻是单偶制。但是，贵族家庭的闺秀出嫁时常常带着一位妹妹和各种女仆，实际上妹妹和女仆自然就成为陪嫁的庶妻。妇女的地位相当高。贵族妇女虽然静居独处，但是她们并不被禁锢在后宫之中。这个时期的妇女常常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许多迹象表明，常常有丈夫与妻子共议朝政之事。
在周帝国的组织中，家族內部男子的基本关系被当做仿效的模式。这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被认为也反映在天子与上帝、天子与臣民的关系之中。周代创设了帝王的名号“天子”，上帝与天子的关系是亲子关系，天子与臣民的关系也是父子关系。据信天子对臣民行使父亲对儿子的双重职责：施之以仁爱、教之以德行。周代着力坚持的第二种家族关系，是辈分之别而形成的长幼关系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幼者始终应该尊敬和服从长者。这一关系反映在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的关系和义务之中。最后还有一种关系，它并非起源于家族关系，这是互相帮助互相信赖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作为封建领主及其贵族追随者互表忠诚的基础。
商代时城市不断发展，周朝保持了这个发展趋势。周代贵族住在城里。城市设防坚固，是行政中心，也是集中和储存实物税的中心。此外，城市又成为贸易中心和宫廷用品的制造中心。封建宫廷由封建君主的家族、追随他们的贵族以及他们的谋士和官吏组成；不过，并非所有的谋士和官吏都是贵族出身。城市成为学问和享乐的中心，并且给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刺激。
周代的开国君王所创立的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很快就证明为不能运转。几个原因促成了中央集权制的迅速瓦解。它赋予天子的责任过多过重；王位继承的规定又非常僵硬，常常使继位者的个性听其自然，以至使虚弱或邪恶的统治者得以登基。帝国处在北方和西部蛮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周朝贵族日益成为军事贵族，他们只擅长武功。和他们乐于保卫周朝社稷一样，他们还乐于兼并相邻贵族的地盘。晚至公元前700年，周王朝的军队仍然沿袭贵族驾战车和轻装步兵簇拥战车的组织兵法。可是，征调未经训练的农民的老传统，逐渐被常备的职业士兵所取代。这样就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既要支付王侯府邸的消耗，又要支持领主的军事设施。这样的府邸在许多城市里建立起来，它们互相竞争，比奢侈比排场。国境上的诸侯召募越来越多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的军纪败坏，他们的抢掠加重了平民原有的苦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史籍中常常提到的原因之一，是贵族出猎时给农民的庄稼和财产所造成的破坏。这说明周朝贵族所进行的大规模围猎和追猎，与元朝贵族组织的围猎和追猎相仿佛。
在频仍的战争压力之下，贵族把越来越多的教育和行政事务托付给新兴的专业的仕宦阶层。过去被贵族阶级垄断的教育，如今被平民化了。许多城市兴办了学校，学校里传授贵族们过去所学的一切课程，可能只有箭术和驾驭战车的兵术除外。封建领主的政治顾问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前程。学过历史和政治权术的平民谋求统治者的庇护。他们离开故国游说四方，谁给最优厚的待遇就在谁的门下做食客，他们觉得这很符合自己扬名显声的理想。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圣哲，如孔子孟子等等，就出自这个仕宦群体。根据这一背景来看问题，他们的哲学体系关注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长期征战和动荡的状况，越来越多的蛮族被纳入中国社会的形势，看来是削弱了对古代祭献仪式灵验度的信仰。因为祭礼是天子的主要职司—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对祭礼信仰的动摇又削弱了中央集权。到公元前700年，帝国分裂为14个互相征战的诸侯国。周天子的角色变为略似中世纪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扮演的角色。这一角色声威显赫，可它实际的权力和财力却非常之小。天子在政治上的控制范围只限于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较小的国家，就是历代天子直接统洽的那个小国。天子的财政收入仅限于这个小国农民所缴的捐税。
约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战术。在此之前，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用装甲战车作战。公元前4世纪时，西北部各诸侯国开始用骑兵作战。看来这段时期是有效的骑兵战所需的装具和战术兴起的时期，骑兵战兴起的地方大概是在大草原上。树形马鞍、马刺和复合弓，再加上既可以一字排开冲锋又可以迅速机动的训练有素的骑兵—这个战术发明在战争中的革命性，与后世坦克飞机的革命性可以匹敌。它改变了中国与大草原接壤的整个边境线上的力量对比。
随着蛮族雇佣兵的出现，中国的战争带上了一层新的更加血腥的外观。顽强防守之后，坚固设防的城镇还是要落入敌手；破城之后所进行的精心安排的大屠杀，使城里的平民百姓丧失了坚决抵抗的勇气，本来坚固设防的城市是封建社会防卫上的长处。而且，在过去的战争中，战俘通常在战役结束之后会被释放的，他们的遭遇无非就是割去耳朵之类的屈辱；可是现在，他们现在被蓄意屠杀净尽，以削弱敌方可资利用的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被屠杀的人数被精心地记录下来。据说长平城陷之后，被斩首者达40万之众。即使考虑东方书籍中常有的夸张，继续不断的杀戮一定造成人口锐减的后果，这就给相邻蛮族移民强大的滚滚洪流腾出了空隙。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农业人口的纳税，所以这个栘民浪潮很可能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鼓励。入侵者很快被融合，故移民浪潮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尽管中国遭受战争之苦—或许正因为她饱经战祸，战国之前的一段时期，是精神活动极不平凡的一段时期。私塾兴起，与官学并立，并最终接过了官学的主要职能；它们吸收平民入学。私塾造就了古代世界中最庞大的一群知识分子，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群知识分子全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找出一种减轻苦难的办法。苦难的生活显然是政治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不清明使生活难以忍受。不同的哲人对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由此而生的哲学体系中，以孔子、老子和孟子创立的体系最为重要。前两家学派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学派的影响尤其深远。由于官方的支持，它对许多政治格局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于不通汉字的欧洲学者来说，要清楚了解这些哲学派别的情况，是相当困难的。汉语句子象电报一样精练简短，可是它们并不象电文那样语义清晰。我们看到，中国学者自己对古代文献的释读就是见仁见智颇有歧异的。
孔子生于华北，他创办的私学是在鲁国。在他那个时代，统治鲁国的仍然是周天子分封的公侯。孔于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他深切关注历史先例，坚信周武王建立的组织严密的王国是黄金时代。他编修周朝古籍，使之理想化，经他整理的古籍仍以当年的面貌流传至今。他的学说意在伦理，完全不带超自然力的痕迹。他的观念难以翻译成西方的文字。他相信人与人之间有天生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在家族里表现得最为强烈，但是理想的境界是把这种同情宏扬开去，直至它包容全人类为止。为了使同情心发挥作用，有必要首先端正“名分”。在孔子的哲学中，“名分”使人想到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名分”被视为理念世界中存在的客观实体。
在实践中，孔子讲究道德并力求精准。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阐明各种社会角色的身分和作用。与同时代的其他仕宦一样，他到处游说，寻求圣君贤王庇护并贯彻他的学说。最后他被任命为鲁国的一位小官。据说他晚年在鲁国宫廷供职期间，在跟随鲁公出巡时喟然长叹日：出巡的队伍顺序说明世风日下，骄与恶（公侯及其宠妃）走在前面，智与德（即孔子）却远远落在后面。
儒学在孔子的两位追随者孟子和荀子的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二人在孔子最初提出的“名分”观念上意见一致；然而，在德性与人性是否一致上，在“仁爱”是否是善行的动力上，两人的主张却绝然相对。孟子信奉人性善。他认为，个人不受干扰会自然趋向善行，亦如水之往低处流一样地自然而然。因此，他的弟子坚决反对各种社会强制措施。与此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天生的恶与善。他认为，仁义是习惯使然，唯有通过反复的善举才能养成仁义的品性。因此，他可以被认为是个性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与此观点一致，他对远古的权威持怀疑态度，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而当代的圣贤则最能透彻了解并指导这一进程。
孔子学说几经坎坷沉浮，到汉代后期被接受下来，并尊奉为帝国组织的指针。有这样一个传说—也许它并不可信：汉代有一位皇帝看到复活之中的贵族实力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日益严重的袭扰，于是就召见一位儒生，问他有何良策免除贵族的威胁。儒生答曰；“让其子平分其封地。”儒生的智谋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使皇帝决定把儒术尊为汉王朝的官方哲学。
即使上述传说真有其事，一件事也好，官方施舍的什么恩惠也好，都不足以解释，何以儒学能在近两千年内支配中国人的思想。解释这个问题的线索，或许是弗朗西斯。徐所谓的中国人“随遇而安”的典型的性格特征。根据这一深刻的分析，中国人很想把握他们所处的许多不同的情景，以便于调节自己的行为。他们看重成功的自我调节。胜过任何抽象的价值体系。儒家哲学把人的各种地位和作用区分得清清楚楚，阐明了各种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都极为重要，给人提供了明确界定了的行为模式。
老子的学说实际上在一切方面都与孔子的学说相对立。儒家重人际关系，只是在坚持恰当的礼仪这一点上才注重超自然力。老子的学派不注重人际关系，只注重理解天理，包括我们认为是超自然力的一些东西。儒家谋求使概念日趋明晰，在探求概念明晰的过程中，强调钻研学问，尤其是强调研究历史。老子转向沉思和内省，他乐意让自己学说中的基本观念模棱晦涩，满足于谋求用灵感而不是用先例来解答问题。
有趣的是，这个学派常常被叫做道家，它兴起于中国南方。显然它谋求把华南早已存在的态度和信仰组织成一个体系。显而易见，道学是从古老的自然崇拜和混乱无序的超自然力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统一之前这些原始崇拜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民俗传说进入了道学，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老子是否真有其人。道家崇奉的神衹很多，有些是超自然力神，如玉帝和慈悲女神。慈悲女神叫西王母，等同于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在接受了基督教的地区她又等同于圣母玛丽亚。道教中的其它神祇是古老的英雄传说。战神是公元三世纪战死的一位将领。有趣的是，是否可以设想，道教的神秘主义和印度的神秘主义是否可以回溯到东南亚古老的共生文化传统，因为这个共生传统对两种宗教都产生了影响。
老子哲学体系的基本观念是宇宙处在常衡不断的变化和重组之中；两条对立的原则阴和阳组成一个动力场，生生不息的宇宙就处在这个动力场中。这位中国贤人并不认为阴阳二原则是矛盾冲突的。它们象一根磁铁的两极一样达到了平衡。两种力都完全是非人力的、非道德的力量。宇宙是一个战场的思想（如祆教中的创世神奥尔穆斯与妖魔阿里曼相斗、基督教中的上帝与魔鬼相斗），而且每个人都必须站在其中一边积极参与斗争的思想，与道家的哲学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它认为阳阴通常保持着平衡，只是在偶尔之间受到干扰而暂时失去平衡。智者追随中间道路，此谓之道。个人要靠沉思才能受到启示而悟道，尤其是要在未受人影响的自然界中去沉思才能悟道。典型的中国山水画中，高山飞瀑，古木参天，画面的前景中独坐一人沉思默想，这样的画面表现道家思想最完美的意境。在大自然的面前，在庄严肃穆的自然力面前，人确乎是微不足道的；明智的作法就是谋求了解自然力，避免扰乱自然。
作为其学说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道家逃避政治活动，它劝说个人通过沉思冥想以回到自然，并从中求得安稳和满足；它劝说人要放弃行动，以免打破阴阳平衡。道学初创时不关注社会关系。然而，处在哲学思想最终必将转向政治问题的社会环境里，道家不得不提出自己的政治学说。道家对自然的态度构成了自然人即幸福人观念的基础。这样的人骨骼强壮、肌肉发达、头脑空虚，这些品质正是独裁国家所要求的臣民的品质。统治者的职责就是让臣民吃饱肚子、埋头苦干、乐天知命、麻木不仁。他不应该教化臣民，不应该开启民智，这既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对农民有好处。尤为重要的是，受治于人者应该被剥夺参与政治的机会，应该被剥夺了解政治的可能。这些信条自然激起了儒家的强烈反对。
墨家兴起的年代与儒家相同。它的基本原则是兼爱，但是它不注重以关系亲疏为基础来决定爱的程度；以关系亲疏来决定仁爱是儒家强烈坚持的主张。墨家主张，个人的爱应该平等地遍及于天下一切人的身上。墨家与儒家和道家相对，它毫无疑问是信奉神的宗教，事实上，它几乎是一神论宗教。世界不由命定，而是为“天意”所定。它又承认其它超自然力的存在，可是它们处在次要的地位。墨家非常注重来世的真实存在。它教导的兼爱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后天学会的，而是被当做一种宗教义务。墨家信徒的态度带有强烈的苦行色彩，他们应该牺牲一切安逸和欢乐去为天下人服务。与此同时，他们又把实用的态度和苦行结合起来，根据功利效用来评判各种行为的价值。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遣责传授艺术的行为，尤其是反对教音乐。墨家的哲人以勇敢无畏、忠心耿耿著称，他们常担任王侯的谋士。根据他们的教义，他们乐意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肝脑涂地。和平主义是墨家教义的突出特征，但是他们讲究实际，主张把侵略战争和自卫战争区别开来。
墨家的教义和基督教教友派的教义有相似之处。墨家依靠严密的逻辑，缺少初期教友派痴迷的特色，可是两家在人与神直接交流这一点上又是一致的；在个人全心全意献身于人类的同时又保持现实主义的态度方面，两家也是完全一致的。在二者的和平主义态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世代饱受战争灾祸的人所表现的由衷的同情。
上述儒道墨三个学派并存了几百年，不但对中国的制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且彼此之间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它们的争鸣驳难中，产生了若干较小的学派。其中对中国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只有一家，即法家。法家的主要目标，是提出一套有效的管理国家的模式。它的思想在秦国的组织中发展得最为完备。几百年之后，秦国崛起，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当时的中国被颓废的封建制度所引起的无休无止的战祸折磨得虛弱不堪。法家的基本观念是实行法治，并尽量根除人治的因素。他们专注于制定成文法，使法律条文的意义非常准确严密，以便使个人的意见无法侵入法律的实施过程。他们大概是世界上首先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首批思想家。周朝贵族免受周朝法典的制裁。考虑到这个背景，法家的思想就是一场革命。法家的严刑峻法，不徇私情的主张，把秦国锻造成为一柄可怕的利剑，使之在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团结一致。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到了新的王朝汉代之时，法家这一学派却销声匿迹了，虽然它的原则涂上了一层儒家的色彩之后仍然保存了下来。有趣的是，主要是由于法家学说与欧洲法制思想相似，所以它在中华民国初期曾得到短时间的复活。
诸子百家的种种思想都不能阻止周朝最后几百年间天下大乱的势头。骑兵战兴起后的战争更为血腥残酷，人口因此而急剧下降。滥杀战俘的结果，是贵族的人数大大减少。秦国位于黄河上游北岸，这使它幸免于上述的的灾难。秦岭山脉是它的保护屏障，使它幸免无大多数战祸。秦国的历代君王及谋士都是卓越的政治家。尽管其终极目标是夺取天下统一中国，然而他们避免打无取胜把握的战争。他们自始至终遵循增强实力的国策，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秦王的谋士主要是法家；在他们的指导之下，秦国由一般的封建小国转变为一个面向征服霸业的、极权主义的国家，它所具有的现代性质使人吃惊。
秦国的军队据有受宠的地位。人人都可能会终身服役。一切官吏均兼任将领，带兵打仗。凯旋将领和骁勇士兵受到重赏。败将懦夫常被处死。法家务求赏罚分明，以严厉手段确保上述奖惩条例的严格执行。这个奖惩体制的最大弱点是，它给农民的只有惩罚，而没有奖赏。这样的体制可以使人服从，但是它不能使人尽忠。它不能激发忠诚。在秦国最杰出的君主—历史上称之为始皇帝—的统治之下，秦国终于征服了全中国；此后，秦朝的统治很快就夭亡了。
秦始皇集屋大维的行政管理才能和希特勒的自大狂于一身。从长远的历史来看问题，他巩固中国的业绩，他为后代统治者创建的模式，是非常显著的成就，然而他过激的政策给他带来的却是千古骂名；他企图摧毁古典教育和仕子参政的模式，这尤其使他受到后世人的唾骂。始皇帝幼年登基，继续推行先王开始的扩张伟业。每当征服一个诸侯国或地区之后，他都要将当地的世袭贵族杀戮灭绝，并设置新郡，将其并入日益膨胀的大帝国。征服霸业完成之后，全国共设置了36郡，以后又增加了4郡。每一郡下再设置若干个县，以便于管理。
始皇帝登基时，北方蛮族匈奴的地位日益加强。为了保卫刚刚并入的疆土，他将原来各诸侯国修建的戍边城墙和屯兵点联接起来，筑成了万里长城。有人认为，万里长城不仅是用来防御蛮族入侵的，而且也是用来防止农民外逃的。正如后世的情况一样，秦朝的经济也是完全依靠庞大的农业人口，依靠他们给国家提供的剩余产品。农民在始皇帝统治之下所受的残酷压榨，必定给农民民逃避赋税和徭役以强烈的刺激。无论修筑万里长城的目的是什么，无论它包括了多少原有诸侯国的边墙，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它永远是一座纪念碑，它铭刻着名副其实的始皇帝那超人的精力和超人的组织才能。
秦始皇个性太强，不可能巩固他的江山。他这种个性的人绝不能容忍儿子具有与自己一样的才华。他刚去世，全国就陷入民怨沸腾的局面。虚弱的秦二世企图保住江山，但是在几个月之內（疑有误—译注）就被推翻了。王朝统治下的太平让位给军阀的混战，饥饿的暴民蜂拥而起、四处抢夺，饥民所到之处，每每造成灾难。经过天下大乱，终于出现了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他受天命治理天下的才能迅速得到证明，全国很快恢复了太平和大治。这位君主名叫刘邦，即使不是他开创了军阀夺取天下的模式，至少可以说他夺天下的模式与后世军阀夺天下的模式一致。他出身于农家，不知书识字，系由流寇起家。后来自封为沛公，最后登基称帝建汉期。汉代时期的中国，首次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