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晚期王朝中国
上下两千年之间，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一直是最大的统一的国家。公元100年东汉年间，人口统计报告已达6000万人。应该指出，中国的人口统计总是低估了实际数字，因为农民完全有道理认为，任何官员调查人口都是为了征税，所以他就尽量少报人口。此后的一千年间，中国的人口几乎静止不变，说明人口增长已经到了极限，资源和技术只能支持这么多人口。公元1100年至1763年，人口统计显示出缓慢的增长。1736年的人口统计是1亿3500万。可是，1736年至1881年之间，人口突然跃升至3亿8000万。此后，中国的人口就稳步爬升了。
在这段历史时期，整个旧世界的人口都突然增加。其原因尚未弄清。欧洲人口的增长，被归因于机械化的兴起和殖民地市场的开拓。然而，人口增长的现象同时还现于中国和印度，当时的中印两国并不存在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庞大人口在文化上的统一性，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即使在中央政权崩溃的时期，在天下大乱，内战不休的时期，中国人也保持了统一的传统，他们把这样的时期只当做是历史的插曲。
庞大的人口对中国大有裨益，因为它使中国确确实实地坚不可摧。外来的征服者凌驾于这个庞大的、文化上统一的、文明开化的人口时，总是要发现自己陷入了汪洋大海之中，总是要被迫接受中国人的文化，总是要最终同化到这个庞大的人口之中。然而，如此庞大的人口也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在西方遭遇这类问题已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开始解决这类问题。庞大的人口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较新的问题。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直到18世纪时，还不到2500万人，大不列颠的人口在此之前从未超出过1000万。在集中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管理数以亿计的人口造成了新的问题，恰当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没有找到。
要了解中国政治组织的背景，有必要看一看中国的一般社会模式。除了中国东北部之外—这儿的农民住在孤零零的大农场上，颇象美国农场的模式—单家独户独居的情况极为罕见。真正的居住单位是村庄，许多家庭毗邻而居，村庄周围筑有土墙以防流寇袭击。离村庄很远的地方有若干城镇，城镇的职能是行政中心，是富人的居所（旧中国城里的富人几乎全都是官僚阶级），城里还住着从事服务业的居民，比如制造奢侈品的工匠。
经济运转的方式，在某些方面与印度和西方都有一些差別。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着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不存在按种姓世袭的行业。也不存在西方那种把制造业集中于城里的模式—只有在极为有限的地方才存在这种模式。事实上只存在地方特产集中的情况；在一个地区，有些村庄生产一种东西，用以与其它村庄交换別的产品。交换在集市小镇里举行，镇的规模介于村子和城市之间。农民上市镇卖自产的东西，用以换取原料或别人的产品。一个地区生产一种全国使用的篮子，另一个地区集中生产一种铁，如此等等；这种按地区特产品组织经济的方式，反映了统一国家组织经济的模式：强有的中央控制使贸易得以安全进行。即使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当全国贸易不能正常运行时，这种组织经济的方式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人口的主体是自耕农。中国社会里有两条大的分界线。一条界线是有土地的农民（哪怕是一小块土地）和无地农民的界线。自耕农尤如是船长：无论他占有的是大战船还是小驳船，他总是一船之长，总是有别于水手的；同样，自耕农占有小块土地，他总是觉得要比雇农高出一头。另一条分界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和工匠与仕宦阶层之间的分界线。
因为中国农民在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让所有的儿子平分地产，所以他们的地产总是不断地处在分割之中。这就是说，一部分农村人口总是不断地被挤出自己的土地而沦为无产游民，到近代则沦为人力车夫之类的城市贫民。每当饥荒和战争的控制机制丧失之际，中国的人口就迅速增加，体力劳动的产业就无法支持过多的人口，无业游民就被用来从事最沉重最粗笨的劳动。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源源不绝的劳动大军，正是因为他们甘愿干最苦最低贱的工作，所以奴隶制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扎住根。大户人家的女佣是从小买进的，她们可以被认为是奴隶，然而实际上她们是作为家庭成员长大的，她们成年时，主人有责任为她们找婆家。皇宫里使用奴隶，但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非常发达的大规模的奴隶制。西方那种奴隶制在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使用无业游民更为价廉合算。直到机器时代之后，他们才因为使用奴隶劳动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机器生产中，使用雇佣劳动显然是更为便宜的。把工人的劳动当做商品，等他老弱病残就把他撵出工厂，显然是更加便宜的。如果把劳动者当奴隶占有，因而不得不在他老弱病残时给他以照顾，那就反而不大划算了。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很大，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也是如此。这一点与英国的情况很类似；英国的阶级划分虽然明显，但是平民可以发财并买到爵位。中国社会中的人口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农民的后代可以逐渐步入仕途，又可能再次破落而成为平民。直到前不久，这种社会流动性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跻身官场的敲门砖，是十年寒窗，在竞争激烈的一系列考试中中举。
士子在中国的社会地位颇高。比如，最穷的士子乡村私塾先生的地位，也超过不知书识礼的富商的地位。因此，凡是有能力供儿子读书的人家，都要让儿子读书，指望儿子登科及第。在古代中国，科场考试是营私舞弊现象较少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因为科举考试被认为是整个官僚体制的核心。清代末期和其它的一些朝代里，亦有用捐纳的办法买武秀才之举，武秀才之类的武举相当于士子的科举。中国给买武举的作法取了个名字，叫做“后门及第”。然而，“后门及第”者绝不够做官的条件。
科举兴起于汉朝，大约自公元前200至公元后200年之间。当时，皇帝与士子阶层常有摩擦。据说兴办科举的皇帝称：“士子已如朕笼中之鸟。”然而，事实证明，被困入罗网的正是皇帝自己，因为直到近代，中国政府一直是由士子操纵的。科举到唐代最后定型，大约是在公元700—900年之间。科场考试通常要求作八股文两篇，十二行五言诗一首，诗文的题目均临场指定。此一模式沿袭下来，其形式和内容几无变化，直至1912年共和革命爆发之后方才废止。
要做朝廷命官，至少必须通过乡试。一般要求取得两个品第。一共有四级科试：乡试、府试、会试、御试，御试登科的士子总是极少数。御试及第者即使不立即被委以高官，也会立即受到御赐恩宠。他们会享受朝廷俸禄，一旦官位出现空缺，就立即由他们补上去。乡里以上官员均须任命，只有科场及第者才能被委以官职。乡里一级的管理形式高度民主，由村议事会执掌，这一级议事会与新英格兰市政会相仿。这样的管理形式非常有效，因为议事会是由族长组成的，族长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然而，乡里以上的各级政府却是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
科场得意者，通常被委派到离故里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做官。其原因是，一旦获悉某人被委任做官，比如楚家有人要做官吧，所有沾亲带故的人就会立即找上门来，希望找个差事。避开这群渴求沾光的亲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远远离开故土。古时交通不变，被遣至遥远道府做官的士子，就能安然甩掉亲戚的纠缠。然而，机动车和其它便利的交通工具问世之后，新省长到任时，成群结队的穷亲戚就会立即踏破他的门槛，希望利用家族忠孝礼义的模式谋求各种贪污贿赂和庇护关照。
科举考试涵盖的范围很广，这一设计意在显示应考士子的智力和能力。此举背后有一假设：科场中榜者均为聪明人，能很快学会官宦所需的特殊技能。这一设想与美国人的信念截然相对。美国人相信，如果一个人具有本职工作需要的技能，其它的任何东西都无关紧要；我们美国人还认为，政治家个人不仅是在一般兴趣上而且是在一般能力上，都要与普通人尽量接近。中国人的观点，是千方百计寻找德才过人者担任立法和行政职务。所谓德才过人者，指的是至诚待人、廉洁奉公、献身公益的人。官吏的俸禄优厚，这与美国的体制不同。训练有素的美国人不任公职时挣的钱，比担任公职时挣的钱多得多，除非他滥用职权中饱私囊。
中国的科举取仕制，与英国殖民地公务员的选拔制非常相似。直到不久前，英国的殖民地事务官员仍然是世界上最为有效的行政管理班子之一。英国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也是旨在发现智力过人、富有教养之士；考试范围可能从薄加丘的藏书癖好到如何识读气象图。同样，中国的官吏也是精心遴选出来的、智商很高的人。凡是在满清强盛时期不得不与中国官吏打交道的欧洲人，无不知道中国官吏的素养好、能力强。科举制度偶然也会流产；比如，一位不习水性的四品官被委任去统率北洋水师，结果使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迅速败北。这位官吏遵照士子的优秀传统，向皇帝呈上一首文字精彩的颂诗，然后自尽。然而，除诸如此类的紧急局势之外，科举方法是相当有效的。
六七千学子在乡试中竞争。乡试选拔的秀才大概不及应试者的十分之一。乡试及第者再参加府试，如此等等，直到殿试；殿试金榜题名者不及乡试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即不到60人。乡试及第者可以上府城入府学，以便参加第二轮考试（即府试）。凡乡试登科者已无后顾之忧。他的经济有了保障。即使他家境贫寒，无钱继续求学，邻里也心甘情愿支付他的一切费用，希望他能在府试中再次登科，以谋得一官半职。中国人一向有赌博嗜好，他们乐意为朋友冒险；对于乡邻父老来说，资助秀才进入官场，是有所裨益的。
乡试中榜是一件大事。中榜人的名字镌刻在祖宗牌位上。电报进入中国之前，有一批人专门以报告此类喜讯为生。他们守候在科场之外等侯张榜。中榜的喜讯立即由他们驰送中榜者家里。光宗耀祖的家人大喜过望，常常要重赏送信人。
第二级考试在道府举行，主考官由皇帝任命。其程序与初级考试（乡试）相仿。府试中榜者被饰以绶带和金花。他们接着准备进京参加第三级考试（即礼部试）。礼部试及第者再留京参加第四级考试（即殿试）。皇帝驾临科场主持殿试，并用朱笔御览试卷。殿试及第金榜题名者分为四组。一组赐以俸禄，等待填补高官空缺。一组成为宫廷侍从。再有一组被任命为中央各部大臣，最后一组被派遣到省府做官。
毋庸赘言，最后一组的官位是追逐最紧的热门，因为省府总督和道台人人在组织高度完善的中饱私囊的体制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贪污受贿已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官职少而不敷分派，所以即使是殿试后金榜题名者，也需要手腕和影响双管其下，方能争取到官位。经过科场四级筛选出来的中国官吏才华极为出色。只要中国政治实际上让这批正大光明地遴选出来的仕宦阶层来掌管，那就会万事大吉的。中国政治体制的弱点是，没有与科选取仕一样严格的选拔皇帝的制度。中国人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虽然皇位继承中有嫡长子继承制的趋势。一般地说，皇帝在嫡子和庶子中指定一位太子。因为皇帝妃嫔众多，且皇后及妃嫔均选自豪门大户，所以围绕争夺太子继位的倾轧和阴谋就可想而知了。太子一经选定，其母必然立即要对他施加影响，竭力为她家族的所有成员谋到高官厚禄。每个朝代行将土崩瓦解的征兆总是这样的：政府的行政管理从科场选拔的仕宦手中逐渐落入了宫廷的宠臣手里。
宦官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崩溃中，起的是致命的作用。中国的宦官与伊斯兰国家的宦官绝然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宦官是奴隶。而中国的宦官却是自愿入宫的。其中许多人中年以后方才入宫，他们已经结婚生子，为家族尽了孝道和义务。他们之所以受阉去势，是因为入宫以后也许能够爬上高位。尽管他们已经受过腐术，可是他们宫外已有家室。因此，宦官入宫加重了中国行政机构中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毋庸赘言，在这样的条件下弃家入宫的宦官要不是失意之徒就是唯权是渴之辈。他们之所以甘愿作出任何牺牲，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权力。结果使宦官成为一帮危险之徒。他们在宫廷里得势之后，就会篡夺行政职务，并将其亲戚塞入高位、带进宫廷；此时该王朝就气数将近、行将就木了。
中国政治体制的弱点是在最上层。不过，只要统治者得力，这个体制尚能有效运转，而且能培养并募集一个绝顶聪明的仕宦阶层：仕宦阶层在教育及文化背景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在迄今推出的体制中，这一体制是维持一个官僚阶层的最有效的政治体制。召募确能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官员，是现代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这也是我们美国人处理得很不好的一个问题。
中国政治更突出的弱点，是无处不在的贪污和惩治犯罪方法两个方面的弱点。中国的贪污不能用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地方官吏俸禄不多，中饱私囊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们究竟能侵吞多少则有一个严格的惯例。凡是与他们打交道的人都预先知道究竟要送多少包袱才合适。这是纽约市民主党人曾经说过的“诚实的贪污”。如果地方官员敲榨太狠，商人和工匠就会进京告状。京师的检查官就不宣而至，封帐捉人，然后才开始调查案子。如果调查说明，官吏的勒索超出常理，就迅速对他进行惩处。中国人审案不会象美国人那样让案子一拖就是十年，课以他收入的百分之三的罚金，他们迅速将贪官斩首示众。这种严刑对过度的贪污是一种威慑力量。
虽然按我们的标准来看，中国人对付犯罪的方式对罪犯比较严峻，可是它不会使公众感到难堪。而我们的作法并非总是这样。他们判案迅速，死刑的方法五花八门。罪犯几无上诉的权利。犯罪现场的目击者受到拷打，据认为拷打目击者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这一作法当然使现场目击者逃之夭夭，所以证词是难以得到的。如果被告是官吏，其罪行不够死判的标准，他就会被递解进京城去听后发落。他在京城被监禁数月数年，周围的人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敲诈勒索，直到把他的油水榨干为止。顺便需要提及的是，这是位高权重的统治者为了聚敛财富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种手段。其模式为：让小官尽情中饱私囊，等候时机成熟，就一口鲸吞他们聚敛的一切财富。纳粹德国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凡是极权政治出现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种大官敛财的方法。
在世界伟大文明中，唯有中国有如下独特之处。在它的悠久历史中，从未产生过强大的祭师阶层。诚然，在中国早期王朝商周汉这三个朝代中，皇帝本人也是祭师，他代表整个王国祭天。但是，帝王的宗教职能总是从属于亲理朝政的职能，至少是从属于给朝臣理政提供认可的职能。实际的行政管理委托专家即训练有素的官僚进行。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没有建立过庞大的神庙体系；庞大的神庙体系曾经支配过诸如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支配过印度的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
中国宗教中最重要的成分是祖先崇拜。任何宗教都有一个趋势，它折射出社会认为是最重要的价值和兴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家庭的组织和香火的延续。重要性仅次于此的是礼仪模式，礼仪在经典中有繁缛的规定。上述两种最主要的兴趣，在中国人的宗教中反映得十分强烈。无论忠于什么教义，他们基本上都实行祖先崇拜。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兼有迷信的因素和求实的成分。民间传说的鬼怪故事是难以计数的。
尽管中国哲学形成之初带有神秘的色彩，然而中国人的态度是彻底务实的态度。他们对各种宗教一贯抱宽容的态度，宗教中凡是最能使人得利之处他们都甘愿崇拜。他们从来不搞宗教迫害，历史上很少出现过什么殉教者。即使出现过迫害教徒的情况，尤其是迫害佛教徒的情况，也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是由于害怕佛寺继续不断地吮吸国家的财富。中国人十分乐意从信仰一种神衹转而信仰另一种神衹，只要改宗看上去能使人得利。基督教从未在中国扎根的主要原因，除了由于它是外国列强的宗教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基督救传教士对祖先崇拜的反对。
有钱人的葬礼中，出殡的行列一侧常常是由佛教的和尚念经，另一边常常由道教的道士做道场，道士一面口念咒语驱魔，一面焚烧纸钱赏鬼。据信鬼怪会参加葬礼，所以除非你驱魔赏鬼，安抚它们，否则死者的灵魂进入阴曹地府时就会遇到它们制造的麻烦。
中国是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中心，这是中国对世界文化所做的最大贡献。世界各国人民还居住在小村落里的时候，它就已经在维持庞大的城市人口了。它遭遇到了一个庞大的近代国家所面临的大多数政治问题，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甚至找到了如何对付少数统治者的办法。中国不仅影响了所有的东方文明，给相邻的文化提供了一个中心，使它们不断充实，而且还影响了欧洲的文明。中国对相邻文化的影响，打一个比方来说，仿佛是罗马帝国与周围蛮族的关系；它好比是维持了3000年的罗马帝国，而不是只维持了500年的罗马帝国，它影响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切蛮族文化。
在她的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盛的国家之一。17世纪和18世纪时，欧洲巳进入繁荣昌盛的时期，可是当时中国的富裕程度，是欧洲望尘莫及的。按照大多数标准来说，中国的开化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欧洲。欧洲人与中国进行广泛的贸易，带回大宗精美的丝织品和瓷器，使英国人大多数的桌上餐具都带上“中国”（指瓷器—译注）的名字。18世纪初叶，中国的商品引进了一种新的风格，成为风靡一时的时尚。墙纸、橱柜、家俱和书画都模仿中国的风味，谓之曰汉风（chinoiserie）。法国贵族在自己的庭园里修建中国式的夏季别墅。许多法国耶稣会会士被派到中国，他们指望使乾隆皇帝皈依基督教。他们在清廷受到礼遇，但是乾隆皇帝对他们能在科学、数学和军事上作出的贡献更感兴趣，而不是对他们的宗教活动感兴趣。然而，法国耶稣会会士却学习中国哲学和经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形成法国革命背景的启蒙运动思想实际上是源于中国的，是中国思想对法国思想的渗透。受治于人者忠于治人者，反过来治人者又有义务去保护臣民的福利；如果统治者未尽此义务，臣民就有权反抗—这两种信念都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这一思想什么时间进入欧洲思潮，是难以证实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它首先露头的时间，是欧洲人对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突然发生兴趣的爆发期。从我们所知的文化传播结构来看，至少可以推想，这个思想的源泉是中国。
有趣的是，在卢梭的著作里，自然人的思想颇象道家哲学中的理想。卢梭是耶稣会会士养大的，当时的耶稣会浸透了中国人的思想。然而，道家的自然人建立在对东方农民的实际观察之上，它与卢梭的自然人不同；卢梭给他神秘的自然人賦予一贯正确的直觉和胜人一筹的道德价值。
当前，中国处在混乱和受人支配的状态之中。也许，他们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才能摆脫俄国人的枷锁，使自己的精力重新聚焦；但是，他们一向有能力融合或赶走外来的征服者。中国人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前景，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文明太悠久了，所以他们不可能以俄国人热爱共产主义的那种宗教狂热去拥抱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中国人的心理是智慧老翁的心理，他们阅尽了人间世态，饱尝了人间沧桑，对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兴奋狂热了。
中国人超过西方人的一个长处是，他们的文明史比起我们的长得太多了。我们西方人只不过是一群乡下佬，刚刚被引进城市生活之中的乡下佬。我们还在进行调整，身体上的社会生活上的调整，去适应大群人聚居的生活方式。相反，中国人经历了三千多年的非常严酷的自然选择过程，经历了饥荒、疾病和各种各样的竞争。冷峻的事实是，他们在条件较差的条件下的生存能力比我们强。这是将来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出现以下的局面时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几个大洲稀稀落落地住着白人，人口庞大的蒙古人种只占有一个大陆，他们的人口又迅速不断地增强。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确信，两百年之内，中国又会出现一个强大的朝代，中国将象过去一样，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