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返璞归真，轻松上阵
之前，我已经在意大利降落过那么多次，不管是旅游还是访友，我都来得及带上一张返程机票。但现在，我只来得及擦干脸上的泪水，将头发打开，又再次束起。
痛苦没什么大不了>>>
在费尔南多返回威尼斯之前，我们就已制订了一份详细的时间表，各项需要优先办理的事情也早已计划妥当，每一件事都划定了必须完结的时间线。他觉得我最好还是赶紧把房子给卖了，而不用再租赁一段时间，再等等看。还有车子，也一并卖了，他说道。还有那几件较好的艺术品以及家具，除了非带不可的东西，其他的一律不用带去威尼斯。我有些踌躇，一直推诿不决，直到我想起了曾经跟自己说过的“房子，漂亮小汽车等等”那句话时，这才定下了心来。不过，我还是觉得他有些无情，把这房子说得就像是一个漂亮的容器，一个精装修的发射台，唯一的用处就是将我装在里头，等待着那个离去的日子。不过，我也想到了另外一句话，那是在认识费尔南多仅仅几天之后，我曾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他需要引导。
我早已深谙自我引导之道。无论结局好坏，只要生活给我一个逼仄的空间，我便能随时雕琢一段时光出来。不过对于生活，他似乎一直在用惺忪的睡眼观察着它，凡事逆来顺受。他曾说过，在我们初次见面的当天下午便给我打电话，而且还一路追我追到了美国，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已属大逆不道，在过去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真够没劲的，我暗想。此时，他已有了薄如蝉翼一般朦胧的自我意识，正是需要翻身做主的时候。那就让他做主吧。我既然知道如何引导自己，自然也就知道该如何服从，只要对方是我信任的人就行。不过，我也知道，这样的服从，有时也会伴随着摩擦。
“咱们从头来过吧。”说这话的人，一生之中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两套公寓之中，而承载这两套公寓的小岛，宽不足一英里，长不过七英里；说这话的人，一生最想做的事是开飞机和演奏萨克斯，但却在二十三岁时去了一家银行上班。未征求他的意见，其父便给他谋了一个稳妥的职位，然后将一套新西服、一条新领带放到了他的床上，又在床下放了一双新鞋子，然后告诉费尔南多说，他们会在第二天上午八点在银行等他。他便去了。而且，他现在依然还在那儿上班。真是奇怪，就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生活总是一成不变的人，居然告诉我说从头来过。真的能从头来过吗？
所以，我得尽快决定什么东西要陪我漂洋过海，而最艰难的部分，莫过于列出那份短短的名单：一张小小的椭圆形桌子，大理石桌面，四脚雕花；差不多一百只水晶红酒杯（可全都是专供王室使用的全手工杯子）；太多的书，太少的照片，更加少得可怜的衣服（餐馆中的女服务员一下子得到了她得花上一辈子的钱才能买得起的衣服）；一床拉夫·劳伦牌旧棉被；一套纯银扁平古董餐具（出于安全考虑，包了起来单独托运，但却从此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到达威尼斯）；还有枕头，几十只大大小小的枕头，流苏的、带凸起花纹的、带褶裥花边的、印花棉布的、丝绸的、织锦的、天鹅绒的，一只只枕头，就像是我流离一生的见证，也是对过往点滴的一份回忆，我暗想，也是我那个装修精致的小窝的证明。兴许，它们也能为我的此次远行，提供些许的缓冲？
其他的大部分东西，我都将它们分成了许多小份，也算是给朋友们留下一点点念想吧。苏菲正打算把一间卧室改造成办公室，于是，她得到了那张法式书桌；我知道，朋友鲁丽一直就想要那套烤架，于是一天傍晚我们将它塞进她车子的后座。这样的场景，数不胜数。眼见得这些东西一件件相继离我而去，我非但没有感觉到预料中的悲伤，反而在自己的心底里发现了颇具极简主义风格的喜悦。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锄草，又是刨又是挖，像是将自己生命中的这一片泥土，给一直刨到了中国去一样。
等待的日子，每天都是满满的。上午打理餐馆，下午写作，然后又回餐馆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我同意大利领事安排了会面，领事馆在一处像是被上帝遗弃了一般的城市边缘地带，屋中放着三样古董摆设：一张摇摇欲坠的旧木桌，一台更加老旧的史密斯·克罗纳牌古董打字机，一个年龄比以上二者还要大的巴勒莫女人——一名保险代理的妻子，领事馆的办公室就在保险公司之内。这位太太留着一头深紫色的浓密头发，一直垂到了腰部，还长着两条细长的腿，被涂成亮红色的指甲下，正夹着一支香烟，双颊深陷，正如饥似渴地吸着。吸完，只见她嘴巴一张，一缕青烟还没来得及逃离双唇，便又被她从鼻孔中吸了进去，随即，又从口鼻中同时冒了出来。接着，她仰起了头，最后一缕青烟便缠绕着，袅袅升到了半空中。在此期间，她一直用两根猩红的指头，夹着那支正闷烧着的香烟，放在腮边。她说话的声音刻意压得很低，弄得我们就像是正背着她那位离我们两码远、正坐在福米加塑料贴面办公桌后面的丈夫，密谋着什么一样。说了会儿话，她便开始在那台史密斯·克罗纳上噼里啪啦地敲了起来，将我的个人经历，全都保存在了意大利官方提供的专用纸张之上。
个人资料、移民意大利的动机、人身自由及未婚证明书、公民诚信证明、带入新国家的资金数量、当局所要求的婚前证明文件、教堂所要求的婚前证明文件，所有的一切，全都打印了一遍。这种事情，要是注意点效率，不出四十分钟便能完成，但这位巴勒莫女士却花了整整一个上午。这位太太，她喜欢说话，她喜欢问这问那，她更喜欢在烟雾缭绕之中窃窃私语地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你对意大利男人都知道些什么？”她拖着浓重的眼袋，半闭着双眼，挑衅地看着我。我只是笑了笑。有些恼怒我的沉默，她更加飞快地敲打起了打字机，在文件上盖章的动作也更加凶狠了起来，砰砰砰地用那硕大的意大利专用印章，在我面前反复地敲打着那些纸张。随后，她又试了试。“他们全都是妈妈的小宝宝。所以我才会嫁给一个美国人。美国人没那么多小聪明，”她悄声说道，“他们唯一想要的不过就是一台宽屏电视，周二去打高尔夫球，周三去旋转俱乐部，偶尔也偷看一下你换衣服。他们从来不会抱怨食物的好坏，只要有肉，只要是热的，只要在六点前端上桌就行。你为意大利男人做过吃的吗？”她的窃窃私语声，提高了一些音量。
她一边喋喋不休地询问着我的隐私，一边更加凶狠地干起了手中的活。她告诉我，千万要把钱存在一家美国银行里，家具也先寄存起来。不出一年，我就得灰溜溜地跑回来。最后，为了让她的话更具有说服力，她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一名伊利诺伊州的金发女郎，同自己那位英俊的政治家丈夫离婚之后，嫁给了一个罗马人。不料那个罗马人，在萨莱诺早已有了家室，而且还有一个德国男朋友，每个月都会定时在阿姆斯特丹会面哩。我为她的独断专行和危言耸听支付了费用，拿过了我那厚厚的已具有法律效力的档案，生怕受了她几个那满是万宝路味道的吻，想着那个似乎患有强迫症、一心只想将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的女人，开车走了。
晚上的时间，我绝大多数都是独处，有着一种慵懒的闲适。在离开餐馆前，我一般都会打包带上一些零碎吃食，然后在八点走进家门。我会一如既往地穿上费尔南多的那件未经浆洗的羊毛贴身内衣，套在我的睡衣之上，一个接一个地点燃所有房间中的壁炉，再倒上一杯红酒。我在寻找，寻找那种又是刨又是挖，将自己生命中的这一片泥土，给一直挖到中国去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本是在我对物品进行分类时，找上我的，但现在，我更想去寻找一些超然物外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再同银汤匙，抑或大衣柜有着任何关联。我想做好准备，去迎接这一场婚姻。
我回想着心底里那些清晰如昨的画面，挑战着心里的那些幽灵。我看到了祖母那漂亮而又泪莹莹的双眼，以及我们两人一起跪在她的床边，诵念玫瑰经⒈的样子。我总会抢在她之前完成，因为我老是直接跳过第三颗珠子。她也一直都知道，但却从未责备过我。正是从她那儿，我学会什么叫做神秘。兴许，神秘之于我俩，不过是最自然而又轻松的物事，就像抽泣，抑或是除去棚顶上一丛蜀葵和百日菊那么简单。想去罗斯家，或是咖啡太太那儿，是极简单的事，而且只需要走上一段仅有三级的台阶，便是帕瑞卡面包店，可以买上两条面包——两条又圆又脆的面包，一条留着作为晚饭，而另外一条则在那段有着一条半街区行程的路上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祖母不过是一个蜷缩在炉火边的老太太，泰然自若，对生活安之若素，但当我们俩聚在一起的时候，则是无话不谈，她会将心底里的那些秘密，全都告诉我。我还记得，当时她跟我讲起她的小儿子的时候，我还太年轻，还不能真正理解。⒈宗教仪式。即一边背诵祈祷文，一边数珠串或打节的绳索，这些念珠和绳索也被称为玫瑰经。
我想，当年的他应该年仅五岁，或许更小。每天清晨，祖母都会在叫醒其他家人之前，提前将他唤醒，让他跑过屋前那条窄窄的街道，去铁路上捡煤渣，好生起那只老铁炉。将煤渣捡回之后，他们会一起生起火，煮上咖啡，烤上面包，然后再叫家人起床。一天早晨，当她站在厨房的窗户前面，一如既往地看着他时，一列为B&O公司运货的火车，突然失控，冲出了预定的轨道。避无可避，只听得一阵刺耳的钢铁摩擦之声响起，她的尖叫声随即被淹没。就这样，她眼睁睁看着那列火车将她的宝贝儿子，碾得支离破碎。她独自一人，失魂落魄地走到了他躺着的地方，用裙子将他包起，带回了家。
自从我自己的宝宝出生之后，兴许比那还要更早，我开始渐渐明白了，明白了她为什么在缄默了半个世纪之后，唯独向我讲述这个惨绝人寰的悲剧。当然了，其他人也知道这一惨剧，但从没有人亲自听她说起过。她的一生，承受了生命不可承受之痛，而她那次的讲述，则成为了遗留给我的一笔宝贵遗产：它陪伴我一生，成为了一面棱镜，折射着我所有的伤痛，让我在承受的同时，也能鼓起勇气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年陪伴祖母的那些时间，确实太少太少。我过去常常期盼，期盼自己能够比她所有的孩子都大，比她自己还要成熟，这样我便能够照顾她。但在一个腊月的清晨，在一片黄昏薄暮之中，她早早地离世了。大雪漫天，我关于家庭的那些零星幻想，也随她而去。孤寂童年的痛苦，又萦绕在了心头。不过，只要祖母拉着我小手的那些画面掠过心头，生活便还是美好的，只要我还能够亲近她的气息，日子便没什么过不下去的。现在依然如是。
在那几个离群索居的夜晚，就在我的壁炉前，我厘清了心底里那些纷繁复杂的线头，为我的生命织就了一幅图形。我开启了记忆的闸门，升起了对往昔那些错失抑或是从未存在过的东西的强烈期盼。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心底里都有着这种潜在的消极意识，它们会将潜意识中的某些记忆，一点一滴捡拾起来，让它们堆积成山，然后渐渐扭曲，随后轰然倒塌，四分五裂，摔进了理智和意识之中最为遥远的角落。我们通常所做的，便是将痛苦慢慢积累，像收集红色透明玻璃一般。我们将它们一字排开，又将它们累积成堆。等到它们堆积如山之后，我们便会爬到山顶之上，等待着，央求着别人的同情和拯救。“嘿，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我的痛苦有多么地大了吗？”我们还会打量着别人的那堆痛苦，在心底里暗暗衡量一番之后，继续叫喊：“我的痛苦比你的要多得多。”这就像是中世纪时期的建塔竞赛：每个家庭都在用自己的那座塔，向世人展示着权势。一层砖石，便是一层痛苦，也是一层权势。
我一直在强迫自己，去不断地拆除我的那堆痛苦，尽可能地将它们进行筛选，摒弃那些不该存在的东西。而现在，我则有了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感觉，我成功地让自己直面过往，这在过去可是从未曾有过。我已下定决心要去追随费尔南多，如果，这次全新的开始真能续写出一段属于我们的故事的话，我也早已知悉，我会轻松上阵。我笃信，那个不速之客的那堆痛苦，绝不是我们能轻松应付过去的。
浓烈也是一种美>>>
除了跟两个孩子，在圣路易斯的最后几个月时间里，我很少同他人谈论此事。这是一段与自己密谋的时光，我喜欢这种感觉。当然了，也有两人是例外。米沙，我的一个朋友，从洛杉矶来看我时，就强烈谴责我想要嫁给费尔南多的意图，干净利落地将它划入了中年危机的范畴；而米莱娜则有着不同的见地。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在她五十六年的人生岁月中，超过三十年都是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不过，米莱娜为人以严苛著称，而且常常用眼睛说话，因此，指望打上一个电话便能了解她的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于是，我去了萨克拉门托，亲自登门拜访。不过，刚刚坐到她那深沉而又犀利的双眸前，我便立时感受到了她对此事的认可。 “敞开双臂去迎接这段爱情，并且将它抱紧。如果它真的来了，那也是过了这个村便没这个店的事。”
当我跟她说起米沙那愤世嫉俗的预测时，米莱娜说他那些话简直就是一文不值，与其相信他，还不如相信神谕更靠谱一些。她眺望着远方，扬起下巴，噘起嘴唇，抬起一只棕色的手，一挥，便将米沙的阴暗，给甩到了一边。 “如果这就是爱，哪怕这里边只存在着真爱的可能性，又有什么所谓呢？它对你会有什么危害吗？很对，百利而无一害。现在，上天已经将它送到了你的眼前，你能就这么转身离开，能假装没看到吗？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或什么人值得你对它视而不见吗？”她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起来。看来，她的话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问。等到她开口回答时，手中的香烟差不多已经只剩下烟蒂了。
“有过，我想我曾经有过一次。不过，我害怕，害怕感情会变，害怕被人背叛，于是我离开了。我在它背叛我之前，提前背叛了它。兴许，我是害怕那份浓烈的感情，会让我的生活窒息吧。于是，我选择了一种温和而又安全的折中方式，一种比激情要淡，但又比忍耐要浓的情感。我们大多数人不都是那样选择的么？”她反问我。
“我发现浓烈其实也很美。在遇到费尔南多之前，我从未如此平静过。”我告诉她。她笑了。
“你要真能平静才见鬼呢。你得做饭，收拾房间。你的平静完全是因为你自己，而这份平静的去留，不会取决于费尔南多。”她说道。第二年秋天，米莱娜的癌症确诊。1998年，圣诞之夜，她撒手人寰。
?月终究还是来了，来得太快，也来得太慢。离别前一晚，艾瑞克过来陪我住了一晚上。房间里空空荡荡，犹如谷仓。在卧室的地板上，我们摆上了两张搬家公司遗留下来的床垫，铺上了从苏菲那儿借来的新床单，我们喝完了最后一点金万利，享受着空旷房间中的回音，说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话。第二天，又轻松地互相道了再见，并约定他8月时去威尼斯看我。摆渡车司机、艾瑞克以及两名邻居，将我的行李给拖到了带篷货车之上。我的极简主义风格，似乎也有了分量。
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我才又是拉又是拽地将所有行李给弄进了意大利航空公司。超重费高得吓人，我开始有些后悔，真应该听费尔南多的话，只带那些不可或缺的东西。实在是没办法，我只好在登机口前，打开大包小包，开始了现场拍卖。
“利摩日⒈巧克力托盘，有人要吗？” “帽子，帽子，一整箱帽子啦，冬帽、草帽，带面纱的，带羽毛的，带花的，有人需要帽子吗？”很快，游客和路人便聚拢了过来，有的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有的则又是开心，又是犹疑地将我手中的东西给接了过去。正当我忍痛拿出一箱蒙特雷纳酒庄子1985年产的卡勃耐葡萄酒以及满满一大箱鞋子之时，我所乘坐的航班的机长，正好带着手下的乘务员从我身前路过。我们立刻认出了彼此：他是那位偶尔光顾我餐馆的客人，而我则是“那名女厨师”。他停了下来。我简略地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他同一名票务员简单地商议了几句之后，示意我跟着他，随后俯身对我耳语： “所有东西都会被照顾好的。”⒈自18世纪开始在法国利摩日出产的瓷器，大多为餐具。
一名服务员将我引进了头等舱候机室，另外一人在我面前摆上一只托盘，盘上摆立着一瓶世酿伯格酒庄黑中之白起泡葡萄酒，还有一只高脚酒杯。其中一人砰的一声打开软木塞，将酒杯递到了我手上，令我赞叹不已。就这样，每隔二十秒我便啜上一口葡萄酒，百无聊赖地摆弄着我那锃亮的卡萨帝凉鞋，不断将头发放了下来，又扎了回去。一名约莫五十来岁的妇女，头戴一顶阔边高帽，脚蹬鳄鱼皮靴，穿一条卡普里长裤，在我身旁坐了下来——旁边的六张真皮沙发上，全都空无一人。
“请问这位女士，你这是在搬家么？”她开口说道。我不大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听懂她的话，于是继续打理着自己的鞋子，只是朝着她飞快地送过去了一个友好的笑容。她又问了一遍，这下我没有了别的选择，只好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于是，我回答道：“哦，我想我们都是。我希望我们都是，我的意思是，难道生命本身，不就正是一场迁徙吗？”她看着我，竭力隐藏着怜悯的神色。正当她抬起头，想要就我的天真无邪发上一番感叹之时，我的救星到了：一名服务员出现在我面前，将我领进了747那豪华的机舱，远远地离开了那张沙发。
我吃过了饭，机组成员对我很是溺爱，同舱的四位米兰商人对我也没少关照。等到大家都安顿了下来，巧克力和科涅克白兰地也被浅浅地尝过之后，机长打开了麦克风，祝大家都能有一个甜蜜的美梦。他还补充说，为了一名就要从美国嫁到威尼斯去的女士，他将冒昧地唱上一首罗伯特·卡洛斯的老歌。于是，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他用他那沙哑而又性感的嗓音，低声吟唱了起来：“如风一般，我想要奔向你，想要来到你的面前，只为同你长相厮守。”
旭日东升，可我依然醒着。我假装这是一个平常的清晨，假装同往常一般吃着早饭。机长以一种民谣歌手的腔调，宣布了我们就要降落米兰的消息。我坐在那儿，浑身战栗，心里犹如翻江倒海一般，迎接着这凛冽的降落，降落进一段全新的生活。我紧紧握住座椅扶手，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像是这根稻草和我那狂跳的心脏，能够让这笨重的飞机更快一些，或是停下来一样。兴许，这便是我最后一次想要掌控自我的尝试。之前，我已在意大利降落过那么多次，不管是旅游还是访友，我都来得及带上一张返程机票。但现在，我只来得及擦干脸上的泪水，将头发打开，又再次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