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小学生念书都像是唱歌似的。
他们声调平板的吟哦像是圣公会牧师的布道和锯木厂疲倦的营营声。我没有不尊重的意思。木材和锯木屑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
我记得生理课上一个美妙而有启发的抒情作品。最惊人的一句话是这样的：
“胫骨者，人体内最长的一根骨头是也。”
假如有关人类肉体和精神的全部事实都能这样抑扬顿挫、合乎逻辑地灌输到我们年轻的心灵中，我们得到的益处将会无法估量！但是我们得到的解剖学、音乐和哲学的知识少得可怜。
有一天，我越想越糊涂。我需要启发。我回想过去的学校时期。但是在我们坐在硬板凳上发出的哼哼鼻音里，我记不起有什么涉及人类凝聚的声音。
换句话说，密集人群的合成的口头信息。
换句话说，大城市的声音。
然而，个别的声音并不缺少。我们能理解诗人的歌唱，小河的流淌，向你借五元钱保证下星期一归还的那个人的意思，法老墓上的碑文，花的语言，乐队指挥的“快节拍”，凌晨四点钟送牛奶人的奶罐的前奏曲。某些大耳朵的人甚至断言，他们能辨出H.詹姆斯先生发出的空气对鼓膜造成的振动。但是谁能理解城市的声音呢？
我到外面去看看。
我先问奥里利亚。她穿着白色的棉布衣服，帽子上缀着花朵，全身都有一些丝带之类的零碎东西。
“告诉我，”我结结巴巴地说，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声音，“这个巨大的——呃——庞大的——呃——喧嚷的城市在说什么？它肯定有某种声音。它有没有对你说过话？你怎么理解它的意思？它是个庞然大物，一定有个主音调。”
“像旅行箱那样吗？”奥里利亚问道。
“不，”我说，“别扯到箱盖上去[1]。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声音。每个城市对能听到它的人都有话要说。这个大城市对你说些什么？”
“所有的城市，”奥里利亚审慎地说，“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它们说完后，费城就发出回声。因此，它们是一致的。”
“这里有四百万人，”我卖弄学问地说，“挤在一个岛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华尔街的海水所包围的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这么多的个体集合在这么小的空间必然会产生同一性，通过共同的渠道得到口头表现。不妨说，那是一种一致的解释，集中在可以称作‘城市的声音’的具体的总概念里。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奥里利亚美妙地微笑着。她高高地坐在门口的露台上。一枝摇曳的常春藤傲慢地擦着她的右耳。一缕冒失的月光在她鼻尖上闪动。但是我心如铁石，不为所动。
“我必须弄明白，”我说，“这个城市的声音是什么。别的城市都有声音。这是任务。我必须了解。纽约不会递给我一支雪茄说：‘老兄，我的话不供发表。’任何别的城市都不那样做。芝加哥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费城说‘我应该’；新奥尔良说‘我一向如此’；路易斯维尔说‘我无所谓’；匹茨堡说‘赶快’。而纽约——”
奥里利亚笑笑。
“好吧，”我说，“我只有去别的地方打听了。”
我到了一个地上铺着瓷砖、天花板绘有长翅膀的小天使、不找警察麻烦的华丽的场所。我把脚搁在黄铜横档上，对本区最好的侍者比来·马格努斯说：
“比来，你在纽约待了很长时间——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城市对你说过什么废话？我指的是某种能集中体现这个城市特点的警句似的东西，像一杯在酒吧上滑到你面前的、加了一点苦味酒、插着一片柠檬的鸡尾酒——”
“请稍等，”比来说，“有人在按边门的电铃。”
他走开了，拿着一个空铁罐回来，把它装满后又走了；回来时对我说：
“那是马梅。她总是连按两下铃。她晚饭时爱喝一杯啤酒，她和她的孩子。你没有看到我的那个小鬼呢，他大模大样地坐在童椅上也喝啤酒——哎，你要什么来着？我听到两声铃响就有点紧张——你刚才问的是棒球比分还是要杜松子酒汽水？”
“姜麦酒。”我回答说。
我向百老汇路走去，看见街角上有个警察。警察们总是抱起小孩，搀扶妇女过马路，把男人抓进局子。我走到他面前。
“假如我的话没有超出限度，”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看到的是喧嚣的纽约。你和你的警察弟兄们的职责是维护这个城市的音响效果。这个城市必定有你所理解的声音。你晚上独自巡逻时必定听到过。它的骚动和喧嚷的要点是什么？这个城市对你说什么？”
“朋友，”警察挥旋着警棍说，“它什么都没说。我听从上头的命令。嗨，我看你这个人还可靠。你在这里站几分钟，帮我留神一下巡夜的人。”
警察消失在小街的黑暗中。十分钟后，他回来了。
“我上星期二结的婚，”他有点生硬地说，“女人都是那样的。她每晚九点钟到那个街角上——来同我打个招呼。嗨，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城里有什么新闻？哦，往前走十来个街口，有一两家新开张的屋顶花园。”
我跨过电车轨道的交叉处，沿着一个幽暗的公园的边缘走去。塔顶上镀金的狄安娜女神风标在当空皎洁的月光下微微闪烁。这时我的诗人朋友匆匆跑来，他头发蓬乱，戴着帽子，嘴里叨念着平仄仄平平。我抓住了他。
“比尔，”我说（他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时署名克里昂），“帮我一个忙。我接受了一项了解城市的声音的任务。你知道，这是专门采访。在通常情况下，召开一个座谈会，收集亨利·克卢斯、约翰·L.沙利文、埃德温·马卡姆、梅·欧文、查尔斯·施瓦布等等名人的意见就可以了。但这次不一样。我们需要了解城市灵魂和内涵的广阔的、诗意的和神秘的发声。你正是能指点我的人。几年前，有人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测出了音高标准。那音符比钢琴最低的G键还低两英尺。纽约却不能用一个音符来表现，除非你有更好的手段。你想想看，假如纽约开口说话，说的会是什么。必定是个响亮无比的、传播极远的声音。要达到那个音响效果，我们必须把白天交通的巨大轰响、晚上的笑声和音乐、帕克赫斯特博士[2]庄严的语调、拉格泰姆[3]、哭泣、出租马车鬼鬼祟祟的轮子声、剧团广告员的喊声、屋顶花园喷泉的叮咚声、草莓小贩的喧哗、《人人杂志》的封面、公园里情人的喁喁低语集合起来——这一切都应该包含在你所说的声音里，不是合并，而是混合，然后从这个混合物里提取精华——听得到的精华，只要一滴就能形成我们所寻觅的东西。”
“你记得上星期我们在斯蒂弗的工作室见到的那个姑娘吗？”诗人格格一笑说，“我现在正要去看她。她背诵我写的《春颂》那首诗，一字不差。她是本市目前最聪明的姑娘了。喂，我这个该死的领结怎么样？我弄坏了四条，才打成这个样子。”
“我问你的声音怎么样了？”我问道。
“哦，她不会唱歌，”克里昂说，“不过你应该听听她朗诵我写的《向陆风的安琪儿》那首诗。”
我继续走去。一个报童向我亮出那种刊登超前两小时新闻的粉红色的小报，我拦住了他。
“小伙子，”我一面装着在口袋里掏零钱，一面问他，“你有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城市会说话？人们每天熙来攘往，每天发生种种古怪可笑的事情，假如这城市能开口的话，你认为它会说些什么？”
“别开玩笑啦，”报童说，“你要什么报？我可没有时间胡扯。今天是玛吉的生日，我要多挣三毛钱买件礼物给她。”
看来他不是诠释城市声音的人。我买了一份报纸，把那些尚未宣布的条约、预谋的暗杀和没有发生的战役扔进了垃圾桶。
我又回到公园，坐在月光下。我苦苦思索，不明白为什么谁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接着，恒星光芒似的答案使我心头倏地一亮。我站起来，像许多恍然大悟的人那样，把过去的事情回想了一遍。我得到了答案，把它紧紧搂在怀里，拔腿就跑，惟恐有谁拦住我，打探我的秘密。
奥里利亚仍坐在露台上。月亮升得比先前高一些，常春藤的阴影更浓一些。我在她身边坐下，望着一小块浮云向飘移的月亮掩去，苍白地散开。
紧接而来的是奇迹中的奇迹，欢乐中的欢乐！不知怎的，我们的手相互触摸，手指扣在一起，不再分开。
半小时后，奥里利亚带着她特有的微笑说：
“你知道吗，你来后一句话也没说呢！”
“那就是城市的声音。”我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说。
* * *
[1] 原文的“主音调”也有“关键”、“钥匙”等意。
[2] 帕克赫斯特（1842—1933），美国长老会牧师，抨击美国政治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甚力，促进了纽约市长改选。
[3] 拉格泰姆，1890—1915年间美国流行的一种以黑人音乐为基础的、快节奏、拍子清晰的音乐，后发展为爵士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