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铁路线上的一座高架桥被焚毁了。从圣安东尼奥南下的列车要滞留四十八小时。托尼亚·韦弗准备过复活节时戴的帽子卡在那趟列车上。
埃斯皮诺萨牧场派墨西哥人埃斯皮里蒂昂驾着四轮马车，赶了四十英里路去取帽子，回来时耸耸肩膀，除了一支香烟以外，两手空空如也。他在诺帕尔小站得知火车误点，由于出发前没有吩咐他非等不可，他便把两匹矮种马掉转头，返回牧场。
如果有谁认为春天女神伊斯特尔关怀复活节礼拜天纽约五马路上游行队伍的程度，超过她对得克萨斯州卡克图斯的教堂聚会的关心，那他就想错了。弗里奥河一带牧人的妻女像任何地方的妇女一样，复活节时也纷纷穿新衣服、戴新帽子，打扮得花枝招展；西南地区的这一天到处可以见到仙人掌果、巴黎的时尚式样和天国的欢乐。今天已经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了，托尼亚·韦弗的复活节帽子还羞答答的不露面，卡在焚毁的高架桥那头动弹不得的快车车厢里。星期六中午，鞋带牧场的罗杰斯姐妹、起锚牧场的艾拉·里弗斯、绿谷牧场的贝内特太太和艾达，约好要来埃斯皮诺萨牧场和托尼亚会合。她们仔细包扎好复活节的衣帽，免得被沙尘弄脏，然后兴高采烈地坐马车颠簸四十英里地，前去卡克图斯，明天梳妆打扮一番，征服男人，向复活节致敬，在田野的百合花丛间引起一阵妒忌的骚动。
托尼亚坐在埃斯皮诺萨牧场主宅的台阶上，郁闷地用马鞭轻轻敲打牧豆树的拳曲的叶簇。她皱起眉头，傲慢地嘟着嘴，摆出不高兴和悲伤的样子。
“我讨厌铁路，”她断然宣布说，“还有男人。男人自以为会管理铁路。高架桥都烧了，还能有什么借口？艾达·贝内特的帽子有紫罗兰装饰。我没有新帽子的话，决不去卡克图斯。如果我是男人，我就想办法弄一顶来。”
有两个男人听到这种褒贬他们同类的话，觉得很不自在。一个是好热牧牛场的监工韦尔斯·比尔逊；另一个是金塔纳山谷兴旺的牧羊人汤普逊·伯罗斯。他们都认为托尼亚·韦弗很可爱，特别是她抱怨铁路和贬低男人的时候。两人都可以拿自己的皮肤给她做一顶复活节帽子，心甘情愿的程度不下于鸵鸟献出尾毛，鹭鸶献出生命。两人慷慨有余，机智不足，想不出如何在星期六之前弥补这个可悲的匮乏。比尔逊古铜色的脸庞和晒干的浅色头发显得像是一个陷入青春期的忧郁、无法自拔的中学生。托尼亚的困境使他苦恼万分。汤普逊·伯罗斯比较灵活精明。他本是东部人，平时戴领带，不穿靴子而穿鞋子，在妇女面前不会手足无措。
“上次一场大雨，”比尔逊没话找话说，“把沙河里那个大水坑填满了。”
“哦！是吗？”托尼亚刻薄地说，“多谢你提供这个信息。我觉得你根本不把新帽子当做一回事，比尔逊先生。你大概认为女人也应该像你一样，戴一顶旧的斯特森呢帽，五年不换。假如你的老水坑能浇灭高架桥的火，你也许有说话的理由。”
“你没能收到帽子，我非常难过，”比尔逊碰了钉子，伯罗斯学乖说，“韦弗小姐，我非常难过，如果有什么事可以让我效劳——”
“不必费心了，”托尼亚带着温柔的讥刺打断了他的话，“当然，如果有什么事你可以做，你一定会做的。可是没有。”
托尼亚停了一下。她眼睛里突然闪出希望的光芒。皱着的眉头也舒展了。她有了启发。
“纽西斯河的独榆树渡口有一家店铺，”她说，“也有帽子卖。伊娃·罗杰斯的帽子就是在那里买的。她说是最时兴的式样。可能还有存货。可是到独榆树渡口有二十八英里路。”
两个男人匆匆站起来，靴子上的马刺叮当发响，托尼亚几乎笑了。看来骑士们还没有统统化成尘埃，马刺的轮子也没有锈蚀[1]。
“当然啦，”托尼亚沉思地瞅着一片白色的海湾云飘过苍穹，“谁都不可能骑马到独榆树，在姑娘们明天邀我的时候赶回来。看来这个复活节星期日我只能待在家里了。”
她又微微一笑。
“好吧，托尼亚小姐，”比尔逊说着伸手去拿他的帽子，像睡熟的婴儿那么天真，“我想我得回好热牧场了。干枝丫那儿明天一早有活要干，我和我的马‘槲鸟’必须在场。你的帽子给耽误了，真不凑巧。也许他们会赶在复活节前把高架桥修好。”
“我也得走了，托尼亚小姐，”伯罗斯看看表，“啊呀，快五点了！我必须及时赶回接羔营地，把那些捣乱的母羊圈起来。”
两个追求托尼亚的人似乎都有火烧眉毛的急事。他们礼貌周全地同她告了别，然后按西南部人的礼节严肃认真地握了手。
“希望很快同你再见面，比尔逊先生。”伯罗斯说。
“彼此彼此，”牧牛人说，神情严肃得像是给出海捕鲸的朋友送行，“改日你路过好热牧场附近时，欢迎你来坐坐。”
比尔逊跨上“槲鸟”，弗里奥河一带最强壮的矮种马，随它跳跃一会儿；只要有人骑到它背上，这匹马即使赶了一天路也要折腾一番。
“托尼亚小姐，”他大声说，“你在圣安东尼奥订购的帽子是什么样子的？我真遗憾。”
“草帽，”托尼亚说，“当然是最时髦的式样，有红玫瑰装饰。我喜爱——红玫瑰。”
“红色配你的皮肤和头发再合适不过了。”伯罗斯赞美说。
“那正是我喜欢的颜色，”托尼亚说，“所有的花中，我只爱红玫瑰。粉色、蓝色我都不要。可是高架桥烧了，什么帽子都没有了，怎么办呢？今年的复活节太没有意思了！”
比尔逊脱了帽子，两腿一夹，“槲鸟”就朝埃斯皮诺萨牧场主宅东面的槲树丛飞驰而去。
他的马镫咔咔擦过灌木丛时，伯罗斯的那匹长腿栗色马也朝西南方向的开阔草原跑去。
托尼亚挂好马鞭，走进起坐室。
“你拿不到帽子，女儿，我非常难过。”她妈妈说。
“不用担心，妈妈，”托尼亚冷冷地说，“明天我会及时拿到一顶新帽子的。”
伯罗斯到达草原尽头时，朝右一拐，让栗色马自己择路，它优雅地穿过一条高低不平的干涸河床的滩地。接着，攀上灌木丛生的砾石山冈，得意地喷了一下鼻子，终于到了高处一片平坦的草地，绽出春芽的牧豆树把草地点缀得葱葱翠翠。伯罗斯一直往右，不一会儿上了沿纽西斯河朝南去的旧时印第安人的小道，东南方向二十八英里外就是独榆树渡口了。
伯罗斯策马大步慢跑。当他在鞍子上坐坐舒服，准备赶长路时，听到了擂鼓似的马蹄声、木马镫擦过槲树丛的唰唰声，和科曼奇印第安人似的呐喊声，接着，韦尔斯·比尔逊从小道右面的灌木丛中蹿了出来，仿佛是从深绿色的复活节蛋里破壳而出的羽毛未丰的雏鸡。
除了在令他敬畏的女人面前以外，比尔逊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他见到托尼亚的时候，声音柔和得像是芦苇里的牛蛙。现在他高兴的呼喊可以吓得一英里外的兔子垂下耳朵，含羞草卷起叶子。
“你的接羔营地离牧场够远的，邻居。”“槲鸟”赶上栗色马时，比尔逊说。
“有二十八英里。”伯罗斯冷冷地说。比尔逊的笑声提前一小时吵醒了半英里外河畔水榆树上的一只猫头鹰。
“你干得不坏，牧羊人，我本人也喜欢公开竞争。我们是两个吃错了疯草的女帽商，在荒野里找帽子。我奉劝你还是管好你的羊圈，伯罗斯。我们的起跑线是一样的，找到帽子的人在埃斯皮诺萨的位置会高一点。”
“你有一匹好马，”伯罗斯瞅着“槲鸟”滚圆的身体和四条逐渐细下去的、像火车头活塞杆似的有劲的腿，“当然，这是一场赛跑，但你是好骑手，用不着这么吆喝赶路。我们不妨一起走，回家的路上再比赛谁跑得快。”
“我奉陪，”比尔逊同意说，“我佩服你的通情达理。如果独榆树有帽子，其中一顶明天就会戴在托尼亚小姐头上，而加帽典礼上不会有你在场。我不是吹牛，伯罗斯，你那匹栗色马的前腿使不上力。”
“我拿我的马同你的马打赌，”伯罗斯提出说，“托尼亚小姐明天会戴上我给她弄到的帽子去卡克图斯。”
“我赌，”比尔逊喊道，“不过，噢，我太亏了！你那匹栗色马太差劲了，只能在好热牧场来客人时给女士们骑，并且——”
伯罗斯黝黑的脸上突然气得发红，以致牧牛人没有把话说完。然而比尔逊不是那种会感到压力的人。
“复活节这套把戏有什么意思，伯罗斯？”他快活地问道，“女人为什么要按历本戴新帽子，为了弄到帽子甚至不惜让马匹跑断肚带？”
“那是出自圣约一条节令的规则，”伯罗斯解释说，“是教皇或者什么人决定的。似乎同黄道十二宫有些关系。我说不好，我觉得好像是埃及人发明的。”
“如果异教徒在上面打了烙印，那就是一个不错的节日，”比尔逊说，“不然托尼亚不会同它有关系。此外，它是从教堂开始的。假如独榆树的店铺里只有一顶帽子，该怎么办呢，伯罗斯？”
“那么，”伯罗斯阴沉地说，“就由我们中间的好汉带回埃斯皮诺萨。”
“哦，太棒啦！”比尔逊嚷着，把帽子高高抛起，然后又接住，“牧羊人当中很少有你这样的人。你明辨事理，顺应潮流。假如不止一顶呢？”
“那么，”伯罗斯说，“我们各选各的，我们中间的一个带着他选的先回去，另一个就对不起了。”
“世界上没有哪两个人像我们这样心领神会的了，”比尔逊仰天喊道，“你我两个人简直像是骑一头独角兽、心往一处想的人。”
午夜刚过，两个骑者缓缓进了独榆树渡口。村里的五十来所房屋全都黑灯瞎火。店铺的木板搭的大房子在惟一的一条街上，门和窗板都闩着。
两人拴好了马，比尔逊起劲地敲店铺老板老萨顿的门。
厚实的窗板隙缝里伸出一支温切斯特连发枪的枪筒，接着是简短的询问。
“好热牧场的韦尔斯·比尔逊和绿谷的伯罗斯，”他们回答，“我们要买些东西。把你叫起来真抱歉，不过我们有急用。出来吧，汤米大叔，快一点。”
汤米大叔磨磨蹭蹭，终于点了一盏煤油灯，来到柜台后面，了解了他们的迫切需要。
“复活节的帽子？”汤米大叔迷迷糊糊地说，“哦，大概还剩下两顶。今春我只进了一打货。我拿给你们看看。”
汤米·萨顿大叔，不管是睡是醒，恢复了商人本色。柜台下面灰扑扑的纸盒里还有两顶卖剩下来的春季帽子。可是，啊呀！星期六的凌晨，如果以商业诚信来说，那是两年前的货色；换了女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老板说的是假话。但是在牧牛人和牧羊人不懂行的眼睛里，却像是今年四月崭新的产品。
帽子是那种一度叫做“车轮”的式样。用硬麦草编织，红色，平檐。两顶一模一样，帽顶周围装饰着许多盛开的、纯色的、仿真的白玫瑰。
“就这两顶吗，汤米大叔？”比尔逊说，“好吧。反正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伯罗斯。你先拿。”
“最新的式样，”汤米大叔撒谎说，“你即使到纽约，五马路上也是这种货色。”
汤米大叔分别用两码长的深色印花布把两顶帽子包扎好。比尔逊把其中一顶小心地绑在他的小牛皮鞍子后面；另一顶则成了“槲鸟”的负担。他们向汤米大叔道谢告别，没入黑夜中。
两个骑手使出了驾驭马匹的全部本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放慢了速度。不多的言语不能算不友好。伯罗斯的左腿下有一支温彻斯特枪，枪带挂在鞍头。比尔逊腰间挂着一支六响左轮手枪。弗里奥河一带，男人骑马外出都是这样配备。
早晨七点半，他们到了一座小山顶，望见了五英里外的埃斯皮诺萨牧场的主宅，在一片黑色的栎树中间仿佛只是一个白点。
比尔逊看到了终点，精神一振，在鞍上挺起腰板。他了解“槲鸟”的能力。那匹栗色马身上全是汗沫，时不时打个趔趄；“槲鸟”仍旧像一台辅助火车头那样有劲。
比尔逊转向牧羊人笑了。“再见啦，伯罗斯，”他挥挥手喊道，“比赛现在开始。我们到了最后的一段路程。”
他两膝夹紧“槲鸟”，弯腰朝埃斯皮诺萨方向驰去。“槲鸟”扬起头，喷着鼻子，飞奔起来，精力充沛得仿佛在草场上放牧过一个月似的。
比尔逊刚跑出二十码远，清晰地听到了温彻斯特枪子弹上膛的咔嗒一声。在枪响传到他耳朵之前，他已经俯身贴在马背上。
伯罗斯可能只想打坐骑——他枪法很准，完全有把握不伤害骑手。但是比尔逊弯腰时，子弹穿过他的肩膀，打到“槲鸟”的脖子。马匹跌倒了，牧牛人一头栽在坚硬的地上，人和马都没有动弹的迹象。
伯罗斯马不停蹄，继续朝前跑去。
两小时后，比尔逊睁开眼睛，打量一下四周。他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槲鸟”躺着的地点。
“槲鸟”躺着不动，可是显得很舒服。比尔逊检查后，发现它只受到子弹擦伤。它暂时被打翻，但没有重伤。它跑累了，躺在托尼亚小姐的帽子上，在啃路边垂下的牧豆树枝的叶子。
比尔逊让它站起来。用印花布包着的复活节帽子已经从马鞍带松脱，在“槲鸟”沉重的躯体下压得不成样子。这时比尔逊又昏晕栽倒，受伤的肩膀再次压在那顶晦气的帽子上。
牧牛人可不会轻易被杀死的。半小时后，他又苏醒过来——这段时间足够女人晕两次，吃些冰激凌来恢复元气。他小心翼翼站起来，发现“槲鸟”忙着吃附近的青草。他把那顶不幸的帽子绑在马鞍上，经过多次尝试，自己也上了鞍。
中午时，一群快活的人焦急地等在埃斯皮诺萨牧场主宅前面。罗杰斯姐妹坐在她们的新马车里，还有起锚牧场和绿谷牧场的人——多数是女眷。即使在空旷的草原上，每个女的都戴着新的复活节帽子，因为她们极想展示自己的风采，无愧于即将到来的节日。
托尼亚站在大门口，毫不掩饰脸上的泪痕。她手里拿着伯罗斯从独榆树买来的帽子，促使她流泪的正是她憎恨的帽子上的白玫瑰。她的女友们带着真心朋友的狂喜对她说，这种车轮式的帽子是三年前的样子，不能再戴了。
“你还是戴上旧帽子一起走吧，托尼亚。”她们催促说。
“复活节星期日戴旧帽子？”她回说，“我还不如死呢。”她说着又哭起来。
好运人的帽子都是今春最新的式样，帽檐形成弯曲的弧线。
一个模样古怪的骑手从灌木丛里出来，没精打采地勒住了马。他浑身上下沾着青草的绿汁和山路的白灰。
“哈啰，比尔逊，”韦弗老爸招呼说，“你像是在驯一匹野马。你马鞍后面绑的是什么——一头戴颈轭的猪吗？”
“你如果想去的话，快上来吧，托尼亚，”贝蒂·罗杰斯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的马车上给你留了位置。别去管什么帽子了。即使是旧帽子，你身上那套薄纱衣服已经够可爱了。”
比尔逊慢慢地解开鞍子后面的那件古怪东西。托尼亚看着他，突然有了希望。比尔逊是创造希望的人。他解下帽子，递给她。她飞快地扯掉绳子。
“我尽了力，”比尔逊缓缓说，“‘槲鸟’和我所能做的只能这样了。”
“噢，噢！正是这种式样，”托尼亚尖叫起来，“还有红玫瑰！等等我，让我戴上试试！”
她跑进屋去照镜子，出来时，笑容满面，在红花的衬托下光彩照人。
“哦，红颜色配她太合适了！”姑娘们异口同声地说，“赶快上车吧，托尼亚！”
托尼亚在“槲鸟”旁边站了一会儿。
“谢谢你，谢谢你，韦尔斯，”她开心地说，“这正是我要的。你明天也来卡克图斯，我们一起上教堂好吗？”
“如果我能去的话就去。”比尔逊说。他好奇地瞅着她的帽子，虚弱地笑笑。
托尼亚像小鸟似的飞上马车。车子向卡克图斯驶去。
“你刚才在干什么，比尔逊？”韦弗老爸问道，“你不像平时那样精神。”
“我吗？”比尔逊说，“我刚才在给花上色。我离开独榆树时，那些花是白的。请扶我下马吧，韦弗老爸，我没有多余的染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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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较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吊骑士墓》中的诗句：“骑士的骸骨成了灰尘，/他的宝剑已经锈蚀；——/我相信，他的英魂亦已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