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意初现，苍蝇就骚动起来，英曼脖子上的长伤口和双眼成了众矢之的。要叫醒一个人，满院子公鸡也比不过这些苍蝇翅膀的嗡鸣和腿脚的碰触。英曼睁开眼睛，又在病房中迎来了新的一天。挥手驱走群蝇，他的目光越过床脚，向打开的三层落地长窗望去。通常，可以看见窗外的红土路、栎树，还有低矮的砖墙。再远是一片开阔地和一直伸到西方天际的松林。医院建在目力所及唯一的一个高坡上，就平原而言，这里的视野堪称辽远。但远眺为时尚早，窗外一片灰蒙，像是涂了一层漆。
如果不是太暗，英曼本可以看书打发时间，直到吃早饭。他正在读的这本书颇能安神。不过，昨晚辗转难眠，他秉烛夜读，已经燃尽最后一根蜡烛；医院灯油奇缺，决不能只为消遣而点灯熬油。无奈，英曼只得起身穿好衣裳，坐进一把梯式靠背椅里，将满屋病床和伤病员抛在身后。他再次挥臂赶开苍蝇，凝视晨雾中的第一抹黎明，等待窗外的世界现出分明的轮廓。
窗子像门一样高。想像中，他多次从那里迈步而出，走进另外一个世界。住院最初几周，他的头几乎不能移动，只有一味望向窗外，凭记忆勾画家乡熟悉的绿色田野，那些童年的地方。生长着水晶兰的潮湿的小河岸；每到秋天，黑棕相间的毛虫最为青睐的草地的一角；山胡桃树的一根粗枝斜伸到小路上，他经常攀到上面，看父亲赶着牛群从晚霞中走来，经过他的脚下，走向牛棚；他会闭上眼睛，聆听牛蹄踩踏尘土发出的噗噗声，渐行渐弱，直至消失在蝈蝈儿和青蛙的叫声里。显然，那扇窗只会把他的思绪带回从前，这正中英曼的下怀。因为他已经见过时代可怕的铁面，未来，在他的想像中，只能是一个所有他认为重要的东西都遭弃绝或主动远飙的世界。
人窗独对，已经度过了整个盛夏。空气异常闷热潮湿，不论白天或夜晚，嘴巴上都像堵着一块抹布。新换的床单很快就馊味阵阵，书放在床头柜上，一夜之间，软塌塌的书页就生出细小的黑色霉菌。英曼想，凝望日已久，这灰蒙蒙的长窗怕也终于说完了要说的一切。但这天早晨，他再次意外，一片早已遗忘的记忆从窗外翩然而来。坐在教室里，英曼身旁是一扇相似的长窗，越过窗外的草场，稍远处低矮的绿色山脊层叠延绵，越升越高，直接巍然隆起的冷山主脉。那是一个9月。土操场对面的牧草已经齐腰高，草穗泛黄，应该收割了。老师是位矮冬瓜，秃头粉脸。他只有一套破旧的西装和一双过大的旧长筒靴，鞋尖向上翘起，鞋跟一侧磨得刀片般薄，看着像一枚楔子。他站在课室前面，身体摇来摆去，整个一上午滔滔不绝地谈着历史，给年龄较大的学生们讲那些发生在古代英格兰的伟大战争。
充耳不闻一阵之后，年轻的英曼从桌子底下拿出帽子，捏住帽檐，手腕一抖，帽子旋出窗外，被一股上升的气流托起，飞出老远，越过操场，落在草地边缘，黑乎乎的，与那只停在地上的乌鸦的影子一样。老师看见了英曼的小动作，叫他把帽子取回来，然后等着挨打。这人有一根大戒尺，上面钻满了洞，能派上用场他才高兴呢。英曼真不知道这一刻是被什么迷了心，他走出门去，潇洒地将帽子朝头上斜斜一扣，迈步向前，再也没回来。
破晓在即，窗子亮了起来，记忆渐渐隐去。英曼邻床的男人坐起身，照例拄着双拐挪到窗前，不住口地向窗外猛咳浓痰，直到把肺里的积蓄清空。他用梳子理了理头发，黑色直发垂到颚下，绕着脖子剪成溜齐的一圈。他把面前的长发捋到耳后，纵然在晨曦的昏黄中，仍不忘戴上茶色眼镜。他的眼睛太弱，些微的光线也受不了。然后，他还穿着睡衣便在桌旁坐下，对着成堆的纸张，开始工作。这人沉默寡言，说话很少有超过一两个字的时候。英曼对他的了解极为有限，不外乎知道他的名字是巴里斯，战争以前，曾在查珀尔希尔（北卡罗莱那大学——译者）学习希腊语。现在，除了睡觉，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翻译一本厚厚的小书，把古老而不知所云的东西译成谁都看得懂的直白文字。他伏案而坐，脸离书本仅几英寸，身体在椅子里不住扭动，想给腿找一个舒坦的姿势。他的右脚在冷港战役被一颗葡萄弹轰掉了，剩下的断肢似乎成心不想痊愈，一寸一寸地从踝部向上烂，多次截肢，现已截到膝盖以上。他什么时候闻起来都像是一块陈年火腿。
有一会儿，耳中只听巴里斯的笔发出刷刷声，以及纸张翻动的声音。接着其他人也纷纷醒来，在一片咳嗽中还夹杂着几声呻吟。最终，打光壁板的接缝历历在目，连天花板上的苍蝇也看得一清二楚。英曼翘起椅子的前腿仰身数着。他算定共有63只。
窗外的景物渐次清晰，最先现形的是栎树黑黝黝的树干，然后是斑驳的草坪，最后是红色的小径。他在等着瞎子的手推车出现。连续几周，英曼一直留心观察着他。现在既已康复到可以行动，英曼下定决心，要走到手推车旁边，和瞎子聊一聊。他觉得自己实在已经被伤病困扰太久了。
英曼是在彼得斯堡外围的战斗中负伤的。两位身边的战友扒开衣服看看他的脖子，估计命已不保。我们会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重逢的，他们庄严地道别说。不料，他竟一直挨到了野战医院。医生们也看不出有什么希望，将他归入必死的一类，放到一边的帆布床上等死。但他又没死成。两天后，由于伤员太多，他被转送回自己本州的一间常规医院。火车一路南下，旅途苦不堪言；在又脏又乱的野战医院里，在挤满了伤兵的车厢内，他都与战友和医生们一样，一直认定自己必死无疑。这一段路途他所能记得的一切，是闷热，是血与粪便的气味。许多伤员都在泻肚。尚有余力的用枪托在木制车厢壁上砸出洞来，把头探出去呼吸外面的清风，像装在筐子里的家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