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后，医生们看了看他的伤势，一样束手无策。他也许能活，也许不能。他们只给了他一块灰布头和一个小脸盆，用来清洗自己的伤口。最初几天，每当足够清醒，他就用布擦拭自己的脖子，直到盆里的水变成和雄火鸡的冠子一样的颜色。但最主要的，是伤口在给自己做清理。结痂之前，它一连串吐出了好多东西：一枚领扣、一片他被击中的时候穿着的衬衫的毛领、一片25分硬币大小的柔软的灰色金属，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个看起来很像桃核的东西。他把它放在床头几上，端详了几天，终究无法确定到底是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待他最终将其扔出窗外，就开始做一些奇怪的梦，梦见它生根发芽，长成像刀豆一样大的怪物。
伤口终于拿定主意要愈合了。但在最初既不能转头，也不能捧书阅读的几个星期，英曼每天就躺在床上瞧那个瞎子。每到天亮不久，他就会推着车沿路而上，几乎看不出是位盲人。他在路对面的一棵栎树底下摆好摊子，几块石头围成一个简单的灶，他点起火来，用一只铁锅煮花生。整整一天，他背靠砖墙坐在一把小凳上，卖花生和报纸给医院里那些康复到可以走动的病人。除非有人来买东西，不然他就两手相交搭在腿上，像个假人似的纹丝不动。
那个夏季，英曼眼中的世界就是以窗棂为框的一幅古画。经常，大段大段的时间过去，眼前所见极少变化：一条路、一面墙、一棵树、一辆车、一个瞎子。英曼有时在心中慢慢地数着，看看要多长时间，画面才能出现一点重要的变动。这是一个游戏，他有自己的规则。一只鸟飞过去不算数，有人沿路经过则算，大的天象变化，如下雨、日出算，但过往的云影不算。有些天，他会一直数到几千，才有可以做数的变动出现。他相信这副画将永远留在自己心里——墙、瞎子、树、车、路——不论他还能活多久。他想像自己已经是一位老者，依然在回想着它。画中景物组合在一起，似乎在揭示某种意义，不过他并不知道是什么，恐怕永远也无法知道。
英曼的早餐是燕麦粥和黄油。他一边吃一边望向窗外，不久，就见瞎子推车而来，他的腰因用力而弓起，转动的车轮下扬起两小片灰尘。等他点火开始煮花生，英曼把盘子搁在窗台上，来到屋外，像个龙钟老人似的蹒跚着穿过草坪，朝小路走去。
瞎子很健壮，膀阔臀圆，马裤在腰间扎了一条大皮带，有磨剃刀的皮带那么宽；大热天也不戴帽子，一头短发灰白浓密，发质粗砺，像短扫帚上的刚毛。他坐在那里，头向前倾，似在冥思。英曼一靠近，瞎子马上抬起头，好像真能看见他一样。不过，他的眼皮陷进堆满皱纹的眼窝里，像鞋皮一样毫无生气。
英曼并没有停下来打个招呼，直接就问：是谁挖了你的眼睛？
瞎子脸上带着友善的微笑说，没人，我从来就没有眼睛。
英曼吃了一惊。因为他在想像中已经认定，它们必是在某次疯狂而血腥的冲突中，在一个兽性发作的时刻，被人剜了出来。近来他所目睹的每一件丑行都出于人类之手，他几乎已经忘记还存在着另一类的不幸。
——怎么会从来就没有呢？英曼问。
——生来就是这样。
——啊，英曼说，你可真够坦然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像你这样，在大多数人看来一辈子生活在不幸之中的人。
瞎子说，如果我有幸看过一眼这个世界然后再失去它，那不是更糟？
——也许吧，英曼说。但如果现在给你10分钟，让你生出眼睛，你愿意拿什么来换呢？我猜不会是个小数。
那人考虑了一会儿，舌头舔着一边的嘴角。他说，用印地安头像的一分铜币来换我都不要。我怕那会让我心中充满愤恨。
——这正是我的感触。英曼说，有太多东西，我希望自己从来没看到过。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刚才说10分钟。我指的是得而复失。
瞎子用一块新闻纸卷成一个筒，拿一把小漏勺探进锅里，在纸筒中装满煮花生。他把花生递给英曼说，来，给我讲一件你希望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事吧。
从哪里讲起呢，英曼想。莫尔文山。夏普斯堡。彼得斯堡。任何一处发生的事情，都足以让人明白什么是惨不忍睹。但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那天尤其在心头徘徊不去。这样，他就背靠栎树坐下，捏开湿花生的外壳，用拇指把花生粒挤到嘴里，开始给瞎子讲他的故事。晨雾散开，一支庞大的军队突然露出身形，正朝山上的一道石墙和墙后低于地表的小径挺进。英曼所在的团奉命支援已经守在石墙后的部队，他们很快在马耶斯高地顶部的白色房子前排好队列。李将军，朗斯特里特和帽插羽毛的斯图尔特就站在门廊前的草坪上交谈，并轮流用望远镜向河对岸了望。朗斯特里特披着一件灰色羊毛披肩，和另两人站在一起，他看上去就像个放猪的壮汉。但从英曼对李将军战术的了解，他绝对更愿意在朗斯特里特手下作战。尽管看起来有些蠢，他却总是有心寻找利于防守的地形，让士兵可以相对安全地躲在阵地后面大开杀戒。而弗雷德里克斯堡当日的鏖战，从始至终是以这种正合朗斯特里特的路数，却不为李所喜的方式进行的。
英曼的团整队已毕，开下山脊，进入北军凶猛的火力范围内。他们中途停下来齐射了一次，然后就冲进了石墙后面的凹路。半路上，一颗枪弹紧贴着英曼的手腕飞过，感觉像是被猫的舌头舔了一下，只擦伤了一小块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