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他遇到别的回教徒,明白的,自一由的,和他表示完满的同情:......第一流中有著名的宗教改革者,埃及的大教士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一九○四年四月八日从开罗写信给他,祝贺他的被除教籍:因为这是贤圣之士的神明的报酬.他说托尔斯泰的光辉一温一暖了聚合了一切真理的探求者,他们的心永远期待着他的作品.托尔斯泰诚恳地答复了他.......他又受到驻君士坦丁堡波斯大使米尔扎.里扎.钱亲王(一九○一年海牙和平会议波斯首席代表)的敬礼.
但他尤其受着巴布主义运动的吸引,他常和这派人物通声气.其中如神秘的加布里埃勒.塞西于一九○一年自埃及致书于他,这是一个阿拉伯人,改信了基督教以后又转入波斯的巴布主义.塞西向托尔斯泰陈述他的主张.托尔斯泰答言(一九○一年八月十日)"长久以来巴布主义已使他感到兴趣,关于本问题的书籍,他已读过不少";他对于它的神秘的根据及其理论认为毫无重要,但他相信在东方可以成为重要的道德律:"巴布主义迟早将和基督教的无政一府主义融和."他曾写信给一个寄给他一部巴布主义书的俄国人,说他确信"从现在各种教派......婆罗门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中产生的一切合理化的宗教箴规必能获得胜利".他看到它们全体的倾向是"会合到普遍地合于人间一性一的惟一的宗教"方面去.......他得悉巴布主义流入俄国感染了卡赞地方的鞑靼人,大为喜悦,他邀请他们的领袖沃伊索夫到他家里和他谈了很久,这件事故有古谢夫的记载(一九○九年二月)可考.
一九○八年底祝寿文集中,一个加尔各答地方的法学家,名叫阿卜杜拉......阿勒......边蒙......苏赫拉瓦尔迪,代表了回教国,作了一篇称颂备至的纪念文.他称他为尤吉,此系印度的苦修士.他承认他的无抵抗主义并不与穆罕默德的主义相抵触;但"应当如托尔斯泰读《圣经》一般,在真理的光辉中而非在迷信的云雾中读《可兰经》".他称颂托尔斯泰之不为超人,而是大家的兄弟,不是西方或东方的光明,而是神的光明,大众的光明.随后他预言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与"印度圣哲的教训混合之后,或能为我们这时代产生出若干新的救世主".
这确是在印度出现了托尔斯泰所预告的活动的人格.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印度是在完全警醒的状态中.除了一部分博学之士......他们是不以向大众传布他们的学问为急务的,他们只醉心于他们的语言学中,自以为与众隔绝,除了极少的例外,如马克斯.缪勒那大思想家,心地宏伟的人.......以外,欧洲尚未认识这种状态,它亦毫没想到在一八三○年发端的印度民族心魂在一九○○年竟有如此庄严伟大的开展.这是一切在一精一神领域中突然发生的繁荣.在艺术上,科学上,思想上,无处不显出这灿烂的光华.只要一个泰戈尔的名字,便在他的光荣的星座下,照耀着全世界.差不多在同时,吠檀多派教义受过雅利安社(一八七五)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辈的改革,盖沙布.钱德尔.森并把梵社作为一种社会改革的工具,藉为调和基督教思想与东方思想的出发点.但印度的宗教界上,尤其照耀着两颗光芒万丈的巨星,突然显现的......或如印度的说法,是隔了数世纪而重新显现的......两件思想界的奇迹:一个是罗摩克里希纳(一八三六......一八八六),在他的热一爱一中抓住了一切神明的形体,一个是他的信徒辨喜(一八六三......一九○二),比他的宗师尤为强毅,对于他的疲惫已久的民众唤醒了那个行动的神,Git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