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 幻觉消逝，崇高永存
7月27日周日那天，从文森特在拉乌旅店吃完午餐到那天晚上腹部中弹回来之间的五六个小时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4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流传着种种的揣测。警察简单地调查过此事，但对于那天文森特的活动，没有任何人曾站出来充当证人。没有人能够确定事故发生时他的行踪。他的画架、画布和绘画工具全都消失不见，而那把枪也从来没有被找到。
文森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在疼痛和震惊中恍恍惚惚，最初他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似乎感到迷惑不解。他请求医疗救助，仿佛觉得他是一个意外事件的受害者。多年以后，一个目击者回忆了他当时所说的话：“我是在田野中自杀的，我用左轮手枪向自己开的枪。”一名医生被请了来。文森特对于他为什么有一把枪，或是他是如何用手枪开枪自杀的，没有进行任何解释。
这是不是一个意外事故依然真相不明，直到第二天早上警察到此来调查中枪的流言。当听说文森特是自杀时，他们立即进行了盘问：“你想自杀？”文森特茫然地回答：“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警察提醒他自杀是一种罪——既违反了国家的律令，又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文森特以一种奇怪的激烈反应，坚持这一切是他一个人所为，他说道：“不要指控任何人，是我自己想要自杀的。”
在几个小时之内，这种不连贯的断言拼凑成了一个故事。“文森特去了他以前画过的那片麦田，”艾德琳·拉乌后来告诉一位来访者，回忆了她父亲拼凑起来的、在文森特床边所听到的只言片语，下午时分，在那条沿着城堡围墙的蜿蜒幽深的小路上（我父亲是这样认为的），文森特开枪自杀并昏了过去。夜晚的寒冷使他苏醒了过来。他在地上爬行，寻找那把枪想要结束自己，但是却没能找到。后来他挣扎着站起来，蹒跚走下了山坡，回到我们的旅店中。
这段叙述说明了失踪的几个小时内的一些不寻常之处，但并没有全部解释清楚。文森特在黑暗之中没能找到那把枪来“结束自己”，但这把枪是怎么掉得那么远的呢？为什么没人在第二天白天找到它——从没有人？那些失踪的画架和画布又下落如何？他又是怎么能够不省人事地躺在那里如此之久却又流血很少？处于那种受伤且半昏迷的状态，他又是如何能够在黑暗中爬下从拉乌旅店到麦田之间的那片陡峭的树林山坡的？为什么他要试图向自己开枪？为什么他瞄准的是心脏而不是头部？为什么他没有打中？
文森特以前并非没有想过自杀。早在1877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绝望低谷期，他就曾热切地深思着死亡带来的宁静和逃离——“远离尘世间的一切”会是怎样的感觉？他偶尔对此也开过玩笑（背诵狄更斯的自杀“食谱”）。偶尔他也威胁过会这么做。在博里纳日的那段低谷期，他向提奥承诺，他会“了断自己”，如果他感到“对于你或是家人来说是负担或是累赘——对别人没有任何用处的话”。
但通常，他对自杀是激烈反对的。他称自杀是“邪恶”而“可怕”的，是“道德上的懦夫行为”——一种违反生命之美和艺术之高尚的罪行，也背离了基督的典范。他引用了米勒的名言“自杀是不诚实的人的行为”，并强烈地坚持认为，“我真的不认为我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他说是的，他是有过“极度忧郁”、“空虚”以及“无法言诉的痛苦”的时候——就像提奥那样。但他否认任何自我毁灭的意图，并规劝容易忧郁的弟弟也应当这样做。“听我说，”他从德伦特写信道，“就避世消失而言，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你和我永远不该那样做，更不该自杀。”
在阿尔所发生的事情和疾病的发作都曾考验了这份勇敢的意志，而且没有将其攻破。无论是经历了精神还是肉体上的折磨——孤立和拘禁，梦魇和幻觉，他都守住了对提奥的承诺。佩宏医生认为他从文森特吮吸画笔的行为中看到了自杀的企图，而且文森特一旦觉得弟弟的爱在悄然逝去，他就会猛烈地发出绝望的威胁。“如果我没有了你的友谊，我会被无情地逼得自杀，”1889年4月他写道，“而我是一个懦夫，最后一定会自杀而亡。”
曾经有几次他欢迎死亡——甚至是热忱地期盼着死亡：当“恐惧感”和“对生活的憎恨”吞没他的时候，他就会欣然拥抱死亡。“我宁愿去死，”在阿尔医院的病房中他写道，“也不愿意忍受这些痛苦烦恼。”在圣雷米他画了一个散发着光芒的、“优美的”、宛如拯救天使的收割者，他向提奥解释道：“死亡中并没有悲伤。”磨难已使他成熟，随时准备被收割——甚至是渴望着那把大镰刀。他承认，连续不断的打击早已将他击碎，“总是生活在对旧病复发的恐惧之中”：“我经常对自己说我宁愿一切不要再继续，这就是结束。”然而，尽管他欢迎死亡的到来，但是他还不敢亲自去实践。在黄屋子那些饱受折磨的夜晚里，在圣雷米孤独的漫步中，文森特都信守承诺。他没有在罗纳河溺水自沉，没有跳下阿尔皮勒山的悬崖，也没有在开往巴黎的火车下卧轨。
事实上，他将自己描述为这样一种人：距离这种不可饶恕的懦弱行为已经十分接近，却不敢再靠近。“我试图苏醒过来，”他写道，“就像那些打算自杀的人却挣扎着游向岸边，因为他发现水太冷了。”
无论是在圣雷米的山谷或是博里纳日的黑乡，还是在黄屋子或是施恩韦格的画室，只要自杀的念头冲破意念的羁绊，闯入文森特的想象，它们只会以一种形式呈现：溺水淹死。1882年当凯·沃斯拒绝他的求爱时，他曾考虑过在绝望中“跳入水中”。其后，他曾不那么认真地对待米勒反对自杀的规定：“我能够理解溺水自杀的人。”一年之后，他警告提奥，西恩·霍尼克也许会跳水自杀，如果他抛弃她的话。在安特卫普，他对一位无名的、在病死之前就有可能溺水自杀的肺痨者表示了同情；而在阿尔他对镇长和聚集在一起的指控者坦白地宣称他“如果能一劳永逸地让大伙儿满意，我已经准备好去做任何事，比如一头扎进水里淹死”。
在文森特的想象中，艺术家和女人总是溺水自杀，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智力，“脆弱”且“对自己的痛苦非常敏感”。他在安特卫普写道，艺术家“死亡的方式和女人的一样”，“就像那些深爱着生活却被生活所伤害的女人”。玛戈特·贝格曼就服了马钱子碱，而且他还知道生活中或小说里的一些人也服毒自杀。（事实上，他对毒药颇有了解，可以很有效地用在自己身上。）但是这样的人不像艺术家那样拥有“自我悟性”。他们与他不同，他们蔑视生活。
他曾读过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也听过小说中沮丧的诗人吕西安·查尔顿沉思着自杀的方法和严肃性。巴尔扎克写道，“作为一个诗人，他想有个诗意的结束”，因此他沿着河边挑选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准备在自己口袋里装上石头。当然，文森特也曾读过一些关于从高处跳下来的故事，过去的有米什莱的《圣女贞德》，最近的有龚古尔兄弟的《杰米尼·拉舍特》。福楼拜的小丑主人公布瓦尔和皮丘切特计划上吊自缢——当然是一起上吊，但是失败了。左拉的朗捷却成功了：“他在他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杰作前的一张大梯子上吊死了。”左拉的《妇女乐园》中的一个角色自己撞向公共汽车，被压死了。都德的福音传道者则选了火车。
在文森特的阅读中，诉诸枪支的那些行为总是结局不佳——而且经常是失败的。在左拉的《家常琐事》中，放荡的律师杜威利耶就试图用一把小左轮手枪自杀，结果却让自己终生毁容。莫泊桑的《皮埃尔和让》里，一次意外的枪击造成了“可怕的”腹部伤口，“肠子都流出来了”。在文森特的生活中，枪是一种奇异而陌生的器械，只限于野外探险和战斗之用。当弟弟科尔于1889年来到德兰士瓦时，提奥描述了这一带乡间的“荒凉野蛮”，说“一个人四处游荡时必须整天带着一把左轮手枪在身边”。
在奥威尔，没有人（当时）记得见到过文森特带一把枪，而且也没有人承认曾赠予、卖过或是借过他一把枪。毕竟谁会相信一个疯疯癫癫的荷兰佬会带着一把左轮手枪呢？这在当时的法国乡村依然是件新鲜事。而且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在后面的几年中，文森特失踪的武器之谜引发了一系列没有根据的说法：他从旅店店主拉乌那里把枪借来，是为了“吓退田间的乌鸦”；他用同一把枪威胁过别人；早先，他挥舞炫耀过类似的武器。
但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医生，一位叫马泽瑞的医生不需要看到武器就知道这是一把小口径的手枪。伤口就在文森特的肋骨下方，“大约有一个大豌豆那么大”，血流如细线一样。在一小片暗红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紫色的环。马泽瑞得出结论，这颗子弹没有击中主要的器官和血管。医生检查了文森特的身体，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认为他在腹腔的背后找到了子弹。这意味着子弹穿过了肺，擦伤了一条动脉，或是打中了脊椎——这些都是致命伤。
子弹经过了一条奇怪的路线。如果文森特本来是对着心脏开枪的，那么伤口离目标太远了，这难以解释。枪被拿得太低了，向下指着，迫使那颗小小的子弹打进了危险的位置，却离预期的目标太远了。这看上去像是一个疯狂的意外中弹的角度，而不是有意的笔直的角度。另外一个奇怪之处在于：通常一颗如此近距离射击的子弹，如果没有打中骨头，就会穿过中间的软组织从另一边射出。但子弹留在他体内的事实不仅说明他用的是一把火力有限的小口径手枪，而且说明枪是从较远的地方射击的——“太远了”，根据医生的报告来看，有可能远在文森特可以够到的范围之外。
加歇医生在某一时刻赶到了。他和他的儿子去钓鱼，从一个路人那里听说了枪击事件——说明消息传得非常快。作为文森特在奥威尔名义上的监管人，加歇有很多事情要负责。他冲到了拉乌旅店，毫无疑问地想到了最糟糕的情况。他发现文森特令人吃惊地神志清醒——吸着他的烟斗，但是要求有人把子弹从他的腹部取出。“有人会为我切开腹部吗？”一位在场者回忆了他的请求。
加歇亲自检查了他的伤口并和马泽瑞医生在一旁商议。两人都不敢冒险做手术。马泽瑞医生是一位来此度夏的巴黎产科医生，加歇是一位营养和精神科专家，而不是枪伤专家。将文森特转移到一家巴黎的医院要冒更大的风险。由于没有什么需要治疗的症状，他们用了绷带给伤者包扎，其他的就听天由命了。尽管文森特强烈反对，加歇还是起草了一封信给提奥，但只是说文森特“弄伤了自己”。“我不会就此认为要告诉你去做什么，”他谨慎地写道，“但我相信你必须要赶来，以防任何复杂的情况可能发生。”
为了避免电报引起的惊吓，加歇打算寄信。但当他向文森特要提奥的地址时，文森特拒绝给他。加歇决定派年轻的荷兰画家何西格第二天早上去巴黎将信亲手交给在画廊的提奥，加歇曾经在画廊拜访过提奥。此后，两位医生离开了小阁楼。文森特抽着烟斗，等待着。他的身体不时因痛苦而变得僵硬，他咬紧了牙。那天晚上，何西格就住在文森特房间的隔壁，听到了“高声的尖叫”。
到了第二天早上，前一天夜里发生的非同寻常的事件在奥威尔流言四起。有些人在黄昏的时候看见文森特走进一座就在大路旁边的农场——远离小镇上面的田野。他看上去似乎藏在一个粪堆的后面，似乎在等一个约会，或许是被某个没被看见的同伴留在了那里。流言说就是在这里开了致命的一枪。文森特可能是拖着受伤的身体走过了粪堆和拉乌旅店之间的这片平地——半英里不到，一条远比河岸陡峭复杂的斜坡好走很多的路线。他的画架、画布和枪都有可能被处理掉了。
左轮手枪在奥威尔很罕见，而就在枪击发生之后的几天里，当地人给每把枪都作了详细登记。只有一把枪失踪了——连同它的拥有者。雷内·萨克里顿和他的“水牛比尔”“玩具枪”都离开了小镇——在枪击发生之后和哥哥加斯顿被他们做药剂师的父亲在盛夏的时候偷偷地带走了。兄弟俩最终返回了奥威尔，但没人再见过手枪。几十年后，雷内·萨克里顿主动站出来进行了解释。在近半个世纪的沉默之后，他告诉一位来访者是文森特从他那里偷走了手枪。“我们过去一直把枪放在钓鱼工具的旁边，”他说道，“就是在那里文森特发现了手枪并把它拿走了。”
但是起于流言的判断长期以来被加以渲染。20世纪30年代，伟大的艺术史学家约翰·雷华德造访了奥威尔，并对那些见证了1890年盛夏夜事件的仍然健在的人进行了采访，人们告诉他说一些“年轻的男孩”意外地打中了文森特。他听说，因为害怕被控谋杀，这些男孩从来没有主动站出来过；而文森特选择了保护他们，作为最后的一种牺牲行为。
提奥在28日的中午到达，在何西格出现在画廊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尽管过去有过种种晴天霹雳，奥威尔传来的消息仍然令人震惊。他前一周都在检查房子一楼的公寓，梦想着在8月和荷兰的妻子以及孩子团聚，而且同时计划周末短途旅行去帕西——巴黎城外一个夏天游水的地方，和奥威尔类似。他着急时，也不是为了文森特，而是为了他的工作。自从他撤回了最后通牒之后，他就听到了流言，公司在巴黎的两个分部要被关闭，其中之一就是他的。
加歇的来信打断了这一切。在去往奥威尔的火车上，过去的恐惧涌上心头。就在一周前，他曾在信中写下这种焦虑，当火车离开巴黎时，这种焦虑肯定又萦绕在他心中。“只要他不是犯忧郁和危机临头，一切就会好起来。”7月20日他安慰乔说。加歇医生来信谈到文森特“把自己弄伤了”。上一次提奥接到类似的消息后抵达阿尔时，发现哥哥躺在医院的床上，身体受伤，精神涣散。在奥威尔，什么样的新恐惧在等待着他？何西格也许已提到了企图自杀的可能——加歇医生谨慎地在信中省略掉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指控，招来了另一个恐惧的幽灵折磨着提奥，一个小时的旅程看似永无尽头。
艾德琳·拉乌回忆道，当他到达拉乌旅馆的时候，他的脸“因悲痛而扭曲”。他冲到楼上文森特的房间。但是并没有看到令他害怕的弥留情形，他看到文森特坐在床上，抽着烟。“我发现他比我预期中的要好得多，”那天后来他写信给乔，“虽然他的病情的确很严重。”根据艾德琳的回忆（她跟着提奥和她父亲上楼去了文森特的房间），兄弟俩拥抱了之后立即用荷兰语进行了长谈。拉乌父女退了出来。
那天一直到晚上，他们一直在谈话：文森特躺在低矮的铁床上，提奥则坐在那把拖到床边的麦杆椅上。文森特时而烦躁不安，时而萎靡不振，他呼吸短促，因为疼痛而面部抽搐，对于弟弟的到来，文森特表示感谢，这样他们俩有了一个能“一直共处”的机会。他询问了乔和孩子的情况。他说道：“他们对生活中一切的悲哀没有丝毫的察觉，这是多么甜蜜啊。”如果文森特宣布了一个自杀企图——就像他对拉乌或是其他人宣称的，提奥肯定会提出问题。为什么他没有发出警告？他最近的一封信中还充满了欢快的情绪（“祝生意顺利……在头脑中和你握手”）和对喧闹的乡村生活的速写——甚至还提出了要更多的颜料。环顾房间四周，提奥没有看到任何为死亡作准备的迹象——没有把物件整理好，也没有辞别信。废弃的草稿和从来没有打算让人读到的那些撕碎的信件的碎片散落在桌子上。
在休息的间歇——可能是当文森特试图睡着、进食，或是陷入无意识状态时，提奥提笔写信给乔。他没透漏关于自杀的任何信息，只提到了文森特的屈服。“可怜的家伙，他没有享过多少福，”他写道，“他不再抱任何幻想。他太孤独了，有时这些根本不是他所能承受的。”他用文森特过去受伤和痊愈的回忆来安慰乔，也安慰自己。“不过是和过去一样疯狂，”他充满希望地写道，“医生们都为他强健的身体状况惊讶不已。”他承诺“如果他今晚就好起来的话”，他第二天就回巴黎。
然而文森特的伤不会痊愈了，并且只有一种治疗方法。提奥总结道，他已经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命运给了他这次机会——无论出自他自己之手还是另一人之手，他选择了死亡。“我不会特意寻死，”文森特在纽南的时候就曾这样写道，“不过一旦死亡降临，我也不会逃避。”
太阳落山之后，阁楼开始变得凉起来，谈话和休息都很困难。文森特的呼吸变得更浅更急促。他的心脏在快速跳动。皮肤失去了颜色和温度。提奥回忆道，有那么几次他看上去几乎要“窒息”了。到了黄昏时分，最后的时刻似乎已经临近。发作越来越频繁。他们的交谈减少了。
随着每次痛楚的呼吸、每段珍爱的回忆和每次汹涌的泪水，死亡这一主题越来越近。这些年来，兄弟之间很少谈及自杀这个话题——除了否定自杀，但是死亡从一开始就一直存在于文森特的信中。1876年他从英格兰写信道：“死亡的想法令我温暖，让我的心中洋溢着激情。”他在墓园徘徊而且渴望去画尸体。他十分珍视葬礼、瘟疫以及死神的意象。面对亡者，他看到了他们脸上的静谧，妒忌他们摆脱了“生活的重担而从此获得自由，而我们生者却不得不继续负重前行”。在他父亲的葬礼上他曾这样斥责一个哀悼者：“死很难，但活着更难。”
这些年的失败、贫穷、内疚、孤独和最后的疯狂为他展现了死亡不同的面相。1885年父亲的死让他再也得不到宗教的慰藉，打那之后他再也没能将这个空洞填满。他作了各种尝试，从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到伏尔泰对于神学世界观的批判，却发现它们都不合用。最后，只有艺术可以慰藉他。“我人生的目标就是画画，尽可能地画最多、最好的画作，”他写道，“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我希望在离开人世之际，以一种爱意和温柔的遗憾回顾过去，想道：‘噢，我本该完成的那些作品啊！’”
但是只有这些画是不够的。“通过艺术家们的作品，我对他们未来的生活评价不高，”他在阿尔写道，“是的，艺术家们因传递艺术的火种而不朽……但这就是一切吗？”离开超越现实世界的可能性，他无法生活——他要借此摆脱“生活中无谓的愚蠢和空洞的折磨”。为了获得对第二次机会或是重新开始的希望——对他来说，即宗教必不可少的抚慰功能，他花了很长时间构建自己对死后情境的想象：遥远的星球以及“无形的半球”的光辉景象——驶向群星的火车和宇宙中行星一样的无穷无限的一生。就如他的绘画，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狂想描绘了自然的美丽、科学的魅力、“令人深感悲哀的《圣经》”，以及超验的艺术力量。“幻觉或许会消逝，”他在安特卫普写道，“但崇高永存。”
在所有这些令人安慰的幻象中——其中一些幻象无疑是在他感到生命将尽时掠过他的脑海的——没有一个比他1888年在阿尔的黄屋子里等候高更时所怀有的幻象更光辉灿烂，更充满希望和安慰：我越来越感到我们不应当在这个世界判断上帝。这不会成功。方法已经错了，你还能够做些什么？如果你喜爱艺术家，你不会发现有很多东西要批判——你会三缄其口。但是你有权利去追寻更好的事物。我们应该去观看出于同一人笔下的其他作品；这个世界很显然是上帝在他糟糕的日子里匆忙拼凑出来的，有时艺术家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或是毫无灵感。据说这个慈悲的年迈的上帝对于这个世界也弄不明白……
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传说是真的，然而这样的话这个世界观就在诸多方面被毁了。只有这样的主才会捅下这个大娄子，这也许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最大的安慰，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有权利去希望，我们将看到同样的创造之手去自我修补。尽管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饱受批评，我们还是完全有理由，甚至是高尚的理由，去坦然接受这一切，然后继续期盼在另外的世界可以见到比这个世界更好的生活。
在7月29日午夜之后的12点半，文森特在他弟弟的怀抱中勉力呼吸，他对他亲爱的提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就这样死去。”他又在那里躺了半个小时，一条手臂搭在床的一边，手搁在地板上，他张大了嘴，呼吸急促。凌晨1点刚过一会儿，他睁大双眼，那颗狂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已经找到了他所渴望的安宁，”提奥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对他而言，生命不堪重负……哦母亲！他真是我的，我亲爱的哥哥。”
那天早晨的晚些时候，提奥暂时抛却悲哀，投入到新的使命中：在文森特去世时，给予他在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尊严。他专注和高效地展开了行动，去镇公所办理了所有官方的文件。他安排了一个印刷工将死亡通知书和葬礼邀请在几小时之内就印了出来。这些葬礼邀请必须要在当天或是第二天也就是7月30日——举行葬礼的那天——一早就及时寄到巴黎。他列出了火车出发时间表来保证尽可能多的人来出席葬礼。仪式将在奥威尔教堂下午两点半“准时”开始，整个过程包括“送葬，祷告和下葬”。同时，他雇了一个木匠做了一口棺材，还雇了一个殡仪执事在挥汗如雨的夏日热浪中保持尸身不腐。
当殡仪执事在文森特过去用来当画室的一间后屋里做着令人悚然的工作时，提奥正忙于将旅店两间公共房间中的一间以鲜花和绿枝叶布置成荷兰风格的葬礼礼堂。他们的同胞何西格熟知他们的传统风俗，在附近搜罗来合用的材料。但提奥想要以艺术作品装饰为先。他以坚定的勇气搜寻了画室和后面用来存放文森特近期作品的小屋，心中一边痛苦地计算着，一边挑选了一小部分画作。
他将这些画布——有些画还未展开，有些颜料还没有干——一张一张地钉在用作棺材架的台球台的周围：艾德琳·拉乌的肖像、奥威尔的镇公所、孤独的麦田、多比尼的神奇花园。他刚刚做完这些事，殡仪执事和他的跟班就把棺材费力地拖了进来，抬到了台球台上，并用裹尸布盖了起来。拉乌已经把百叶窗都关了起来，房间中充满了一股石炭酸和尸体防腐剂的味道。提奥在履行他的职责时不受任何干扰，他用绿枝叶和鲜花——特别是黄色的花——覆盖了棺材。他将房间周围放满蜡烛，最后将文森特画室中的画架、调色板和凳子放在了棺材脚下。
但即使是文森特已经死了，他还是让提奥面临了难题。当地的教区神父不允许葬礼在奥威尔的教堂里举行。提奥的葬礼邀请太匆忙。不管是因为文森特是一个外国的新教徒还是因为怀疑他死于自杀，修道院院长特西尔都不许他们使用教区的灵车。提奥巴黎式的教养或是加歇医生的影响力都无法令他改变主意。特西尔对提奥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他在镇里高原上人烟稀少的新公墓中买一小块墓地，那里距离文森特曾经画过的教堂很远。这是一块荒僻之地——和贫瘠的不毛之地差不多。对于乔和自己，提奥尽量把最后的拒绝往好处想。他将这块墓地称之为“麦田中一块充满阳光的地方”。
第二天，即7月30日早上，宾客开始陆续稀稀落落地到场。头发灰白的老商人和巴黎公社的拥护者唐吉到得很早——他一向如此。吕西安·毕沙罗来了，但他的父亲卡米耶因为年龄和健康原因没有来。爱弥尔·贝尔纳带着高更的追随者查尔斯·拉瓦尔，代替高更本人而来，尽管高更本人欠提奥很多，却声称在布列塔尼没有及时收到邀请。（事实上，他后来告诉贝尔纳，让他自己和疯子文森特扯上关系是“愚蠢”的行为。）贝尔纳走进临时的停灵间，立刻就开始重新布置这些画作。加歇医生带来了一些当地人，包括一些在文森特活着的时候躲着他的艺术家。安德里斯·邦格也来了——如果不是为文森特而来的，就是为他的妹妹和提奥而来的。除了提奥之外，文森特其他的家人都没有来。
哀悼者一个接一个列队缓缓经过棺材。有些人带了鲜花。唐吉哭了。提奥作为主人十分称职。拉乌旅店在餐厅提供了午餐。在大约3点的时候，身强力壮的人将棺材抬到了何西格和小保罗·加歇从附近教区找来的灵车上，送葬的队伍在炽烈的夏日骄阳下出发前往墓地。安德里斯·邦格和提奥走在这一小队人的最前面。
在坟墓边，老加歇在提奥的请求下为这个他几乎不太了解的人低声说了一些含糊的赞誉之词（“一个诚实的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因为天热而头晕，加上眼泪的干扰，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提奥“衷心”向他表示感谢，但因为情绪激动而哽咽起来，因而未能致辞。棺材被放入了地下。提奥和邦格撒下了第一铲土。小小的人群开始散开：巴黎来的人慢慢走向火车站或是回到了旅馆，当地人则消失在乡间。
提奥站在荒野上临风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