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长眠于此
文森特的苦痛终于结束了，但提奥的才刚刚开始。在哀愁和惋惜的猛击下，他原本就脆弱不堪的身体终于垮了。多年来，梅毒感染使他的肺充血，脚也跛了，现在已经蔓延到他的脑部。他日渐虚弱的大脑只能记着一句话：“他不能被遗忘。”他说，全世界已经太久无视文森特的画作了——都是“大师级的杰作”。人们必须明白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子子孙孙必须尊敬他纪念他，全世界“都要因为他过早离开我们而哀痛不绝”。这是提奥新的任务。“如果我不用尽全力促成这件事，”在后知后觉的内疚中，他写道，“我会自责不已，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没有其他任何事能安慰他。陆续有人前来吊唁，这几乎让他立刻羞愤不已。生前无视甚至嘲笑文森特的艺术家和同事都敦促他在他哥哥死后遗留下的作品中寻找安慰。“总是这样，”他怨恨地写道，“一到这时候，每个人都来说好话了。”每封吊唁信都有相同的弦外之音，这让他很不舒服：提奥没有文森特这个麻烦可以过得更好。就连梵高一家面对文森特的逝世都不加掩饰地松了口气。意在安慰的话，比如惠尔的话，却直戳提奥的心脏。“真是奇怪的巧合，”惠尔写道，“他一直都希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存在，现在却离你如此之近。”
葬礼后几周，提奥心中的内疚变成了执念。“哦，空虚无处不在，”他从巴黎写信给乔，“我好想他，不管什么都让我想起他。”他的话题只有文森特。8月初他来到荷兰，连续好几天都和母亲、惠尔深入地谈论文森特。在阿姆斯特丹，他终得与妻儿团聚，但是他承认，每当夜幕降临，奥威尔的鬼影一直追随他到睡梦中。当提奥回到巴黎后，他只想去见认识文森特的人。他邀请这些人共进晚餐，聊到深夜，“而文森特便是交谈中唯一的话题”（提奥带点自豪地宣布）。他尤其喜欢缠着保罗·加歇，文森特最后日子里的医生，尽管他和文森特认识的时间不长。但这位老人一想起那位他不怎么认识的病人就泪水涟涟，这不禁让提奥也湿了眼眶，提奥的执念如此之深，以至于觉得全世界都开始将他哥哥遗忘了。
提奥把文森特的信件和其他信件一起全部塞在餐厅橱柜里。他好几个小时都埋首于文森特成堆的信件中——通常这时他会安心一点。他此时仿佛又和哥哥单独在一起，重温多年来经受的考验和磨难，并暗暗下定决心。“我发现文森特的信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他写信给母亲，“如果能将他的书信出书，大家就能知道他思考得有多深，怎样挣扎着保持自我，这该是多么精彩的一本书啊。”为了完成这本“不得不写的书”，提奥先是请求保罗·加歇执笔，后来他把目标设定得更高远：想请评论家艾尔贝·奥里耶。数量极少且简短潦草的讣告让他很是光火（特别是其中一篇将文森特的艺术称为“病态心理的表达”），他觉得奥里耶声名显赫，可以让一位生前几乎从未获得名利垂青的艺术家流芳百世。“您是第一个欣赏他的人，”他写信给这位评论家，“您对他的欣赏说明您真正看懂了他。”
从这件事还有其他所有事中都能看出，提奥一心追寻远大梦想，以此纪念哥哥。他一生都在谨慎地策划，他希望能有一个全面的纪念仪式：在前卫印象派画商杜兰—鲁埃的画廊中举办展览，并将文森特的平版印刷画和书信节选结集成内容丰富的画册。他严格按照文森特的愿望和做法设计这次综合展览——“大家必须看到大量作品在一起展示，才能更好地了解它们”，并用文森特传教士般的热情推进这个项目。当杜兰—鲁埃回避提奥要求（“这是他应得的”）的“大片展出空间”时，提奥的反应和文森特的一模一样——他变本加厉地将要求翻倍，详尽阐述这样做的理由，辅以具体的核算、大量的细节，并作出不现实的承诺。若是有人胆敢说不，他就开始猛烈抨击对方——文森特一直就是这样的。“他对哥哥的追忆像幽灵一样缠着他，”安德里斯·邦格说，“已经到了一有人和他意见相左他就怨恨对方的程度。”
回忆的狂热让他愈加坚持。提奥似乎也被一个“不幸的兄弟，被阴郁裹挟/仿佛正从墓穴探首而出”追赶，就像文森特在阿尔时一样。到了9月，他大声抱怨古庇尔的上司，抱怨他们企图将整个艺术界组成一个乌托邦式的“艺术家协会”，同时策划在杜沙莱饭店开办画展，虽然已废弃多时，但这儿是兄弟俩一起住在勒皮克路时，文森特1887年第一次办展的地方。提奥蔑视一切，怒火冲天——有时还指向了自己的妻儿，时不时偏执发作，否认一切，胡思乱想，他还忽视自己的健康、睡眠甚至穿着。提奥为了哀悼哥哥，索性将自己变成了哥哥。
10月初，这种转变达到了灾难性的顶点，提奥离开了古庇尔——文森特一直劝说他这么做。他在公司里以文森特的方式大喊大闹，用力摔门，释放出几十年来郁积的不满。他离开了自己少年时就效力的公司，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给高更发了一封疯狂的、充满挑衅意味的电报：“确定前往热带，钱随后就来，提奥，主管。”
短短几天，提奥完全崩溃了。1890年10月12日，提奥住进了巴黎的一家医院。两天后，他被转院到帕西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该院地处树叶繁茂的郊区，他去年夏天还来度过假。此后，他的人生轨迹大都追随了文森特的脚步。不过仍有些许不同。提奥的生理疾病比哥哥放弃自由时的生理疾病严重许多。现在，他已经全身麻痹。有时他完全没法走路。提奥的身心都比文森特的虚弱得多，他精神错乱发病时更加疯狂、更加危险。他乱扔家具，用力撕扯衣服，由于他过于狂暴，医生不得不用氯仿麻醉他，让他无法抵抗。文森特是由菲利克斯·雷这样的年轻实习医生治疗的，而提奥有全巴黎最好的医生为他会诊。安托万·布兰奇医生的私人精神病院是温泉胜地，而过去文森特一直希望圣保罗精神病院也是这样的地方；帕西是迷人的度假胜地，而格拉嫩也曾如此。精神病学家布兰奇医生不仅是一位著名艺术家的父亲，也是法国神经学巨匠、弗洛伊德的老师让—马丁·沙可的同事。
不同于文森特在阿尔和圣雷米的孤独寡欢，提奥被禁闭后有许多家人朋友来到他的病榻前看望他。惠尔从莱顿赶来，带着母亲对他无法形容的担心，要知道母亲是把这个儿子当作家中的“荣耀和欢乐”的。文森特不共戴天的仇敌泰斯提格从海牙赶来。只有高更仍然冷淡疏离——可能害怕梵高兄弟俩的疯病会玷污自己的名声以及正在努力筹划的活动。他向贝尔纳抱怨提奥的精神病对他来说是个“极糟糕的变化”，并开始从别处寻找赞助，以完成他最近的热带题材的创作：塔希提岛。
但是贝尔纳对此持不同看法——作为提奥的朋友，文森特的拥护者，以及兄弟俩的传记作者。他计划以提奥的名义举办一场文森特作品的回顾展，但却遭到勒普尔迪的强烈斥责（“愚蠢至极！”），导致这两位艺术家后来一直都在事业上互相攀比。前卫艺术圈内其他认识提奥的人与卡米耶·毕沙罗一致，既震惊又哀痛：“没人能代替可怜的梵高……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
提奥除了有人同情，还有文森特从来都没有的一位体贴又坚忍的伴侣。乔·邦格为丈夫的健康和名誉而战，比其他人更努力、坚持得更久——即便丈夫逝世以后，她也在继续斗争。她不相信布兰奇精神病院的医生，因为他们说提奥的身体麻痹和痴呆都是由同一种病根——梅毒——引起的。她不仅不相信这些诊断，还拒绝让丈夫接受医生的治疗。“乔难以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她哥哥安德里斯悲痛地说，“她始终觉得是别的原因，因为她相信她是最了解提奥、最清楚他的需求的人。”各方面都在劝她放弃，对她说提奥是无药可救的，她还在毅然斗争。她坚信，提奥的哀痛，如他所说，是由于“神经”敏感以及失去哥哥的悲伤引起的。她猜想催眠疗法也许能救提奥。她成功说服荷兰作家，心理学家弗里德里克·范·埃顿来精神病院看望提奥。范·埃顿年轻又富有魅力，他讲了一则福音，宣传兄弟情义能为背信弃义的世界带来希望，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文森特在生命快走到尽头时也曾被这种布道所吸引。
提奥只在帕西住了一个月，乔就在范·埃顿的祝福下，安排提奥转到荷兰乌特勒支的一家精神病院。在漫长的火车之旅中，提奥身穿拘束衣，在看守的陪同下，一路无眠——这也算完成了文森特发誓要回北方的夙愿。乔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搭同一列火车回家。几个月内，她就要安顿在乌特勒支以北20英里远外的小镇比瑟姆，范·埃顿也住在这儿，后来他还在此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公社。11月18日提奥抵达精神病院，“情况十分糟糕”：喋喋不休地说着含混的语言，衣冠不整，大小便失禁，几乎不能行走。他答不出你是谁、你在哪儿以及今天是几号之类的问题。
之后两个月，提奥在乌特勒支过上了禁闭生活，和当时文森特在阿尔和圣雷米经历过的一样。长日漫漫，他一直处于妄想、精神分裂和药物引发的昏迷状态；长夜漫漫，他在睡梦中也焦躁不安，受噩梦困扰，后来干脆失眠。他好几个小时就坐在病房里，语无伦次、激动地自言自语或和自己辩论——用多种语言。根据精神病院的报告，提奥情绪波动极大，在“兴高采烈”和“心灰意冷”之间摇摆。其他时候，突如其来的怒火会占据他病弱的身体。麻痹发作时，他从头到脚都会不停地颤抖，和癫痫发病时的情况很像，难以区分。他的眼神、他的音色、他的整个性格都变了——好像被什么控制了一样。在这些转变中，原来那个涵养良好、善解人意的画商，现在却紧紧扯着自己的贴身衣物，撕破床单，扯出床垫里的稻草。看守必须费好大劲才能给他穿上拘束衣，让他安定下来。
说话和行走对他来说越来越难了，因为他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在震颤。他的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地抽动，连吞咽都有问题。吃饭就是折磨，而且吃下去的大部分东西都让他给吐了。他肠道运行不良，排尿时疼痛难忍，试图插入导尿管也失败了。有一次他在浴缸里睡着了，从此以后他被禁止独自洗澡，以免意外溺亡。晚上，他一定得被关进包好衬垫的“栏杆小床”里，以免误伤自己。
无疑是为了顺从乔的意思，医生在提奥的病历里写下了良性诊断，称提奥的病痛是由于“遗传性慢性疾病、过度劳累以及悲伤”造成的——这样的断言在兄弟俩身上都很适用。但当乔要求把丈夫带回家时，他们不约而同都表示反对。“以他身体的整体情况，我们认定他绝对不适合正常交流或私人看护。”他们在提奥的病历中这样写道，用“令人震惊”、“十分糟糕”、“各方面都令人惋惜”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提奥的情况。
到最后，就连提奥也和她对着干。她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要么沉默以对，要么怒气爆发，就好像她冒犯了他，但怎么冒犯的，他无法用语言表达。他只好乱扔椅子，推翻桌子。圣诞节的时候，她给他带来鲜花，而他却一把抢过来把花全部撕成了碎片。每次她来访后，提奥好几天都闷闷不乐地沉思，最后院方认定她出现在提奥面前太容易刺激到病人了。
有位医生听说提奥有个画家哥哥，便为他阅读荷兰报纸上有关文森特的报道，试图打破他与世隔绝的孤僻状态。但当提奥听到那个熟悉的名字被不停重复时，他的眼神变得空洞，注意力游离到内心某处。“文森特……”他喃喃自语，“文森特……文森特……”
和哥哥一样，提奥最后的死亡也是迷雾重重。就连死期都不确定。有报告说是1891年1月25日，但是医院记录上显示他的尸体1月24日就被搬走了。有种说法是，他是在乔又来看望他之后去世的。乔到最后都不相信医生，所以拒绝验尸。四天后，提奥被埋葬在乌特勒支的一块公共墓地里，连葬礼都没有。梵高家族以沉默面对这种耻辱，完全不理会乔的反对。
提奥被埋葬将近25年后，文森特之星才冉冉上升，梵高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渐渐消失于悲剧的旋涡之中。1891年12月，提奥逝世十个月后，利兹妹妹嫁给了她的老板，老板的原配妻子死于癌症。其实五年前，利兹已经为这位丈夫秘密生下了一个孩子，她把孩子遗弃给了诺曼底的一个农夫家庭。直到去世，她都一直受到愧疚感的困扰。幸存下来的弟弟科尔从来没从德兰士瓦回来过。结束了一场短暂又不幸的婚姻后，1900年他加入抵抗英国的布尔战争。之后不久，在一次热病发作时，他开枪自杀了，年仅32岁。两年后，妹妹惠尔住到了精神病院里，度过了她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长达近40年。在此期间，她几乎一言不发，吃饭需要强制喂食。她还好几次自杀未遂。
每次打击，母亲都以无敌的信念面对。“要相信全知全能的神，”她一直信仰坚定直到1907年去世，“虽然他的答案可能悲伤无比。”至少有一个悲伤无比的答案从未引起她的注意。1904年，西恩·霍尼克，文森特在海牙时的妓女情人，差不多也算半个妻子，跳下运河并溺亡了，履行了她1883年对文森特许下的誓言：“是的，我确实是个妓女，而我唯一的归宿就是淹死自己。”
之后乔·邦格改嫁了，但1914年又一次成为了寡妇。文森特书信的首次出版以及作品的大卖，使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为了证明她和亡夫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也为了彻底抹去兄弟俩相继去世的那六个月内在巴黎和荷兰发生的可怕事件，乔将提奥的尸骨从乌特勒支迁走。她将他葬在文森特的旁边，俯瞰奥威尔的麦田。她在这两个并排的墓前安放了一对相同的墓碑，刻有相同的铭文：“文森特·梵高长眠于此”和“提奥多洛斯·梵高长眠于此”。
文森特与弟弟终于在石楠丛生的荒野上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