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昆山人,这次回乡去,看到原先去火车站路边的荒田中,忽然办起了一所很漂亮的中学,再一看名字,叫 “葛江中学”,我想昆山并无葛江,这名字从何而来,后来一问昆山的朋友,才知道这“葛江” 两字,是一对华侨夫妻的姓氏。
原来在1923年时,昆山有葛、江夫妻两人,出去到某国靠手艺谋生,几十年来,积了一笔不算太大的财产。后来丈夫死了,妻子则好几次回国来探亲,她深为昆山这几年来的发展感动,有一次她带了几十万元钱回来,捐给昆山,建议办个中学,这就是葛江中学的由来,葛是她丈夫的姓,江是她自己的姓。而且在学校开学之日,她还向每一个学生送了一个书包和一支钢笔。她说她自己没有文化,希望下一代能有高度的文化。
一个华侨,当年因无以为生才背井离乡,远适异国,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了60多个春秋,靠手艺积了几个钱,最后捐给了故乡,为故乡培育人才。我听这件事,很受感动。进校去,默默肃立在他们夫妇的像前,油然而生敬仰之情。
也在那几天,我从上海《解放日报》上读到一条中国新闻社发的消息,说温州迷信之风大盛,有一个乡捐出造庙的钱有六十多万元,而这个乡七所小学5100名学生每年总共只能得到公用经费1007元。温州这个地方,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的一部分了,几年来它以“温州模式”闻名于世。不久前我去观光,到处是万元户,到处是新造的房屋和新造的坟,你如果在公路上走一走,则路边山上,累累者皆坟也。他们不仅造墓,也在造庙,而且有的庙造价逾12万元,其规模之大,也可想而知了。
把这两个见闻融在一起,如果得出这样的印象,即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了60多年的老华侨,他们省吃俭用,积了钱捐给自己的故乡,建筑学校,培养人才;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温州新富翁,发了财却热衷于造坟、造庙,大刮封建主义的歪风。这当然是不准确的。
如果再套用一个常用的公式,即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依此公式去理解上述现象,即资本主义教人发奋向上,以哺育英才为己任,而社会主义却使人走向迷信,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了。
但你又无法否认上面的事实,怎么办呢?
若说这是个别现象,不作数的,当然也说得过去。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华侨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也不少,说不定在温州大造坟墓的就有海外侨胞;而温州的新富翁捐款办教育的,未必就没有人在。这样说来,彼此彼此,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想,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透视一番呢?非常清楚,决不是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问题在于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恐怕还没有划清同封建主义的界限。这当然不能责怪温州的人民,问题是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嘴上说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提倡了封建主义。什么一言堂、家长制、第一舆论说了算,不就有很浓的封建色彩吗?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什么红五类、黑九类之类的血统论大行其道,这一切,不都是向封建社会蜕化吗? 更可怕的是,这一切都是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在“革命” 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一切既然“合法”,那末造坟造庙,又有什么办法能禁止他呢?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过去种下去的既然不是优良种子,怎么希望它今天结出优良的果实呢?
从办学到造庙这个对比中,可以使人深思封建主义的顽强性,给人以启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路,漫长而不平坦。
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它还包含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封建思想这条瘸腿对改革的促退作用,是我们在前进路上不可小看的。
(1988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赏析】
“建学校”和“造坟墓”,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本文作者匠心独运,把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扯到了一起,命题立意,生发开去,挖掘出了两者间的必然联系和内在含义。“风马牛而相及”,则使文章更加引人入胜。
写作上,文章发挥了杂文说长道短的特性,说我们值得汲取之长,道我们应该摈弃之短。作者抓住了现实生活中华侨夫妇建学校的长处; 某些万元户造坟墓的短处,言兴革,论得失,表扬抑,别善恶,既把“建学校”和“造坟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又使读者认识到改革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革,同时还包括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文章意在辨明是非、扶正祛邪,引发读者深入思考。
邓拓同志说过:“写杂文要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感; 关键是有所感,没有所感,就成了单纯的记录。”《建学校和造坟墓》之所以没有写成单纯的叙事性文章,原因就在于有感而发、情动于中,读者不仅有所知,而且有所悟。作者先是叙述了两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多年的华侨夫妇,把自己用劳动换来的积蓄捐赠给故乡兴建学校;而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大潮,有些富裕起来的万元户,却在大兴土木,筑造庙宇和坟墓。两相对比,前者留给后人的是赤子之心,后者留给晚辈的却是封建余毒。写到这里,面对迥然相异的两种社会现象,作者基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满腔热情,采取了一种象剥笋似的笔法,在娓娓而谈之中,表现出了雄辩的逻辑力量和作者的深切感受。文章笔锋有刃,入木三分,深刻地分析出“造坟墓”的根本原因,是封建思想观念所致。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作者对症下药,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封建思想对改革的阻碍,是我们在前进路上不可小看的。
强扭的瓜不甜。“建学校”和“造坟墓”,并非作者的生拚硬凑,作者正是以这两种既有必然联系,又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做例子,说长道短,议论风生,再加上语言的生动、形象,使文章深刻而富有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