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气力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像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他个儿又高、腿儿又长，上城三十里，经不起他几晃荡;往常挑了重担都不乘车，今天等于是空身，自更不用说，何况太阳还高，到城嫌早，他尽量放慢脚步，一路如游春看风光。
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稻子收好了，麦垄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
他去卖什么?卖油绳。自家的面粉，自家的油，自己动手做成的。今天做好今天卖，格啦嘣脆，又香又酥，比店里的新鲜，比店里的好吃，这旅行包里装的尽是它;还用小塑料袋包装好，有五根一袋的，有十根一袋的，又好看，又干净。一共六斤，卖完了，稳赚三元钱。
赚了钱打算干什么?打算买一顶簇新的、刮刮叫的帽子。说真话，从三岁以后，四十五年来，没买过帽子。解放前是穷，买不起;解放后是正当青年，用不着;文化大革命以来，肚子吃不饱，顾不上穿戴，虽说年纪到把，也怕脑后风了。正在无可奈何，幸亏有人送了他一顶“漏斗户主”帽，也就只得戴上，横竖不要钱。七八年决分以后，帽子不翼而飞，当时只觉得头上轻松，竟不曾想到冷。今年好像变娇了，上两趟寒流来，就缩头缩颈，伤风打喷嚏，日子不好过，非买一顶帽子不行。好在这也不是大事情，现在活路大，这几个钱，上一趟城就赚到了。
陈奂生真是无忧无虑，他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是过惯苦日子的，现在开始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好，他还不满意么?他满意透了。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想到囤里有米、橱里有衣，总算像家人家了，就兴致勃勃睡不着，禁不住要把老婆推醒了陪他聊天讲闲话。
提到讲话，就触到了陈奂生的短处，对着老婆，他还常能说说，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可说。别人能说东道西，扯三拉四，他非常羡慕。他不知道别人怎么会碰到那么多新鲜事儿，怎么会想得出那么多特别的主意，怎么会具备那么多离奇的经历，怎么会记牢那么多怪异的故事，又怎么会讲得那么动听。他毫无办法，简直犯了死症毛病，他从来不会打听什么，上一趟街，回来只会说“今天街上人多”或“人少”、“猪行里有猪”、“青菜贱得卖不掉”……之类的话。他的经历又和村上大多数人一样，既不特别，又是别人一目了然的，讲起来无非是“小时候娘常打我的屁股，爹倒不凶”、“也算上了四年学，早忘光了”、“三九年大旱，断了河底，大家捉鱼吃”、“四九年改朝换代，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成亲以后，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小女”……索然无味，等于不说。他又看不懂书;看戏听故事，又记不牢。看了《三打白骨精》，老婆要他讲，他也只会说：“孙行者最凶，都是他打死的。”老婆不满足，又问白骨精是谁，他就说：“是妖怪变的。”还是儿子巧，声明“白骨精不是妖怪变的，是白骨精变成的妖怪。”才算没有错到底。他又想不出新鲜花样来，比如种田，只会讲“种麦要用锄头抨碎泥块”、“莳秧一蔸莳六棵”，……谁也不要听。再如这卖油绳的行当，也根本不是他发明的，好些人已经做过一阵了，怎样用料?怎样加工?怎样包装?什么价钱?多少利润?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买客多、销路好?都是向大家学来的经验。如果他再向大家夸耀，岂不成了笑话!甚至刻薄些的人还会吊他的背筋：“嗳!连“漏斗户主’也有油、粮卖油绳了，还当新闻哩!”还是不开口也罢。
如今，为了这点，他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黄昏空闲时，人们聚拢来聊天，他总只听不说，别人讲话也总不朝他看，因为知道他不会答话，所以就像等于没有他这个人。他只好自卑，他只有羡慕。他不知道世界上有“精神生活”这一个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有一次大家闲谈，一个问题专家出了个题目：“在本大队你最佩服哪一个?”他忍不住也答了腔，说：“陆龙飞最狠。”人家问：“一个说书的，狠什么?”他说：“就为他能说书，我佩服他一张嘴。”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于是，他又惭愧了，觉得自己总是不会说，又被人家笑，还是不说为好。他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
二
当然，陈奂生的这个念头，无关大局，往往蹲在离脑门三四寸的地方，不大跳出来，只是在尴尬时冒一冒尖，让自己存个希望罢了。比如现在上城卖油绳，想着的就只是新帽子。
尽管放慢脚步，走到县城的时候，还只下午六点不到。他不忙做生意，先就着茶摊，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啃了随身带着当晚餐的几块僵饼，填饱了肚子，然后向火车站走去。一路游街看店，遇上百货公司，就弯进去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要多少价钱。三爿店查下来，他找到了满意的一种。这时候突然一拍屁股，想到没有带钱。原先只想卖了油绳赚了利润再买帽子，没想到油绳未卖之前商店就要打烊;那么，等到赚了钱，这帽子就得明天才能买了。可自己根本不会在城里住夜，一无亲，二无眷，从来是连夜回去的，这一趟分明就买不成，还得光着头冻几天。
受了这点挫折，心情挺不愉快，一路走来，便感得头上凉嗖嗖，更加懊恼起来。到火车站时，已过八点了。时间还早，但既然来了，也就选了一块地方，敞开包裹，亮出商品，摆出摊子来。这时车站上人数不少，但陈奂生知道难得会有顾客，因为这些都是吃饱了晚饭来候车的，不会买他的油绳，除非小孩嘴馋吵不过，大人才会买。只有火车上下车的旅客到了，生意才会忙起来。他知道九点四十分、十点半，各有一班车到站，这油绳到那时候才能卖掉，因为时近半夜，店摊收歇，能买到吃的地方不多，旅客又饿了，自然争着买。如果十点半卖不掉，十一点二十分还有一班车，不过太晏了，陈奂生宁可剩点回去也不想等，免得一夜不得睡，须知跑回去也是三十里啊。
果然不错，这些经验很灵，十点半以后，陈奂生的油绳就已经卖光了。下车的旅客一拥而上，七手八脚，伸手来拿，把陈奂生搞得昏头昏脑，卖完一算帐，竟少了三角钱，因为头昏，怕算错了，再认真算了一遍，还是缺三角，看来是哪个贪小利拿了油绳未付款。他叹了一口气，自认晦气。本来他也晓得，人家买他的油绳，是不能向公家报销的，那要吃而不肯私人掏腰包的，就会耍一点魔术，所以他总是特别当心，可还是丢失了，真是双拳不敌四手，两眼难顾八方。只好认了吧，横竖三块钱赚头，还是有的。
他又叹了口气，想动身凯旋回府。谁知一站起来，双腿发软，两膝打颤，竟是浑身无力。他不觉大吃一惊，莫非生病了吗?刚才做生意，精神紧张，不曾觉得，现在心定下来，才感浑身不适，原先喉咙嘶哑，以为是讨价还价喊哑的，现在连口腔上爿都像冒烟，鼻气火热;一摸额头，果然滚烫，一阵阵冷风吹得头皮好不难受。他毫无办法，只想先找杯热茶解渴。那时茶摊已无，想起车站上有个茶水供应地方，便强撑着移步过去。到了那里，打开龙头，热水倒有，只是找不到茶杯。原来现在讲究卫生，旅客大都自带茶缸，车站上落得省劲，就把杯子节约掉了。陈奂生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双手捧起龙头里流下的水就喝。那水倒也有点烫，但陈奂生此时手上的热度也高，还忍得住，喝了几口，算是好过一点。但想到回家，竟是千难万难;平常时候，那三十里路，好像经不起脚板一颠，现在看来，真如隔了十万八千里，实难登程。他只得找个位置坐下，耐性受痛，觉得此番遭遇，完全错在忘记了带钱先买帽子，才受凉发病。一着走错，满盘皆输;弄得上不上、下不下，进不得、退不得，卡在这儿，真叫尴尬。万一严重起来，此地举目无亲，耽误就医吃药，岂不要送掉老命!可又一想，他陈奂生是个堂堂男子汉，一生干净，问心无愧，死了也口眼不闭;活在世上多种几年田，有益无害，完全应该提供宽裕的时间，没有任何匆忙的必要。想到这里，陈奂生高兴起来，他嘴巴干燥，笑不出声，只是两个嘴角，向左右同时嘻开，露出一个微笑。那扶在椅上的右手，轻轻提了起来，像听到了美妙的乐曲似的，在右腿上赏心地拍了一拍，松松地吐出口气，便一头横躺在椅子上卧倒了。
三
一觉醒来，天光已经大亮，陈奂生体肢瘫软，头脑不清，眼皮发沉，喉咙痒痒地咳了几声;他懒得睁眼，翻了一个身便又想睡。谁知此身一翻，竟浑身颤了几颤，一颗心像被线穿着吊了几吊，牵肚挂肠。他用手一摸，身下贼软;连忙一个翻身，低头望去，证实自己猜得一点不错，是睡在一张棕绷大床上。陈奂生吃了一惊，连忙平躺端正，闭起眼睛，要弄清楚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好像有点印象，一时又糊涂难记，只得细细琢磨，好不容易才想出了县委吴书记和他的汽车，一下子理出头绪，把一串细关节脉都拉了出来。
原来陈奂生这一年真交了好运，逢到急难，总有救星。他发高烧昏睡不久，候车室门口就开来一部吉普车，载来了县委书记吴楚。他是要乘十二点一刻那班车到省里去参加明天的会议。到火车站时，刚只十一点四十分，吴楚也就不忙，在候车室徒步起来，那司机一向要等吴楚进了站台才走，免得他临时有事找不到人，这次也照例陪着。因为是半夜，候车室旅客不多，吴楚转过半圈，就发现了睡着的陈奂生。吴楚不禁笑了起来，他今秋在陈奂生的生产队里蹲了两个月，一眼就认出他来，心想这老实肯干的忠厚人，怎么在这儿睡着了?若要乘车，岂不误事。便走去推醒他;推了一推，又发现那屁股底下，垫着个瘪包，心想坏了，莫非东西被偷了?就着紧推他，竟也不醒。这吴楚原和农民玩惯了的，一时调皮起来，就去捏他的鼻子，一摸到皮肤热辣辣，才晓得他病倒了，连忙把他扶起，总算把他弄醒了。
这些事情，陈奂生当然不晓得。现在能想起来的，是自己看到吴书记之后，就一把抓牢，听到吴书记问他：“你生病了吗?”他点点头。吴书记问他：“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他就去摸了摸旅行包。吴书记问他：“包里的东西呢?”他就笑了一笑。当时他说了什么?究竟有没有说?他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吴书记好像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和驾驶员一同扶他上了车，车子开了一段路，叫开了一家门(机关门诊室)，扶他下车进去，见到了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晓得是医生了。那医生替他诊断片刻，向吴书记笑着说了几句话(重感冒，不要紧)，倒过半杯水，让他吃了几片药，又包了一点放在他口袋里，也不曾索钱，便代替吴书记把他扶上了车，还关照说：“我这儿没有床，住招待所吧，安排清静一点的地方睡一夜就好了。”车子又开动，又听吴书记说：“还有十三分钟了，先送我上车站，再送他上招待所，给他一个单独房间，就说是我的朋友……”
陈奂生想到这里，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合上的眼皮，流出晶莹的泪珠，在眼角膛里停留片刻，便一条线挂下来了。这个吴书记真是大好人，竟看得起他陈奂生，把他当朋友，一旦有难，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救了他一条性命，实在难得。
陈奂生想，他和吴楚之间，其实也谈不上交情，不过认识罢了。要说有什么私人交往，平生只有一次。记得秋天吴楚在大队蹲点，有一天突然闯到他家来吃了一顿便饭，听那话音，像是特地来体验体验“漏斗户”的生活改善到什么程度的。还带来了一斤块块糖，给孩子们吃。细算起来，等于两顿半饭钱。那还算什么交情呢!说来说去，是吴书记做了官不曾忘记老百姓。
陈奂生想罢，心头暖烘烘，眼泪热辣辣，在被口上拭了拭，便睁开来细细打量这住的地方，却又吃了一惊。原来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顶(天花板)白得耀眼，四周的墙，用青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红闪光，照出人影子来;紫檀色五斗橱，嫩黄色写字台，更有两张出奇的矮凳，比太师椅还大，里外包着皮，也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再看床上，垫的是花床单，盖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崭新的绸面，刮刮叫三层新。陈奂生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像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然后才真的悄悄开门，走出去了。
到了走廊里，脚底已冻得冰冷，一瞧别人是穿了鞋走路的，知道不碍，也套上了鞋。心想吴书记照顾得太好了，这哪儿是我该住的地方!一向听说招待所的住宿费贵，我又没处报销，这样好的房间，不知要多少钱，闹不好，一夜天把顶帽子钱住掉了，才算不来呢。
他心里不安，赶忙要弄清楚。横竖他要走了，去付了钱吧。
他走到门口柜台处，朝里面正在看报的大姑娘说：“同志，算账。”
“几号房间?”那大姑娘恋着报纸说，并未看他。
“几号不知道。我住在最东那一间。”
那姑娘连忙丢了报纸，朝他看看，甜甜地笑着说：“是吴书记汽车送来的?你身体好了吗?”
“不要紧，我要回去了。”
“何必急，你和吴书记是老战友吗?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大姑娘一面软款款地寻话说，一面就把开好的发票交给他。笑得甜极了。陈奂生看看她，真是绝色!
但是，接到发票，低头一看，陈奂生便像给火钳烫着了手。他认识那几个字，却不肯相信。“多少?”他忍不住问，浑身燥热起来。
“五元。”
“一夜天?”他冒汗了。
“是一夜五元。”
陈奂生的心，忐忑忐忑大跳。“我的天!”他想，“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竟要两顶!”
“你的病还没有好，还正在出汗呢!”大姑娘惊怪地说。
千不该，万不该，陈奂生竟说了一句这样的外行语：“我是半夜里来的呀!”
大姑娘立刻看出他不是一个人物，她不笑了，话也不甜了，像菜刀剁着砧板似的笃笃响着说：“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横竖到今午十二点为止，都收一天钱。”这还是客气的，没有嘲笑他，是看了吴书记的面子。
陈奂生看着那冷若冰霜的脸，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得罪了人，哪里还敢再开口，只得抖着手伸进袋里去摸钞票，然后细细数了三遍，数定了五元;交给大姑娘时，那外面一张人民币，已经半湿了，尽是汗。
这时大姑娘已在看报，见递来的钞票太零碎，更皱了眉头。但她还有点涵养，并不曾说什么，收进去了。
陈奂生出了大价钱，不曾讨得大姑娘欢喜，心里也有点忿忿然。本想一走了之，想到旅行包还丢在房间里，就又回过来。
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忿忿想道：“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
他饿了，摸摸袋里还剩一块僵饼，拿出来啃了一口，看见了热水瓶，便去倒一杯开水和着饼吃。回头看刚才坐的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也没有坏，才相信果然是好家伙。便安心坐着啃饼，觉得很舒服。头脑清爽，热度退尽了，分明是刚才出了一身大汗的功劳。他是个看得穿的人，这时就有了兴头，想道：“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
啃完饼，想想又肉痛起来，究竟是五元钱哪!他昨晚上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实实在在是二元五一顶，为什么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呢?连沈万山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从昨半夜到现在，总共不过七八个钟头，几乎一个钟头要做一天工，贵死人!真是阴错阳差，他这副骨头能在那种床上躺尸吗!现在别的便宜拾不着，大姑娘说可以住到十二点，那就再困吧，困到足十二点走，这也是捞着多少算多少。对，就是这个主意。
这陈奂生确是个向前看的人，认准了自然就干，但刚才出了汗，吃了东西，脸上嘴上，都不惬意，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心一横，便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他出了五元钱呢。——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
可是他睡不着，他想起了吴书记。这个好人，大概只想到关心他，不曾想到他这个人经不起这样高级的关心。不过人家忙着赶火车，哪能想得周全!千怪万怪，只怪自己不曾先买帽子，才伤了风，才走不动，才碰着吴书记，才住招待所，才把油绳的利润搞光，连本钱也蚀掉一块多……那么，帽子还买不买呢?他一狠心：买，不买还要倒霉的!
想到油绳，又觉得肚皮饿了。那一块僵饼，本来就填不饱，可惜昨夜生意太好，油绳全卖光了，能剩几袋倒好;现在懊悔已晚，再在这床上困下去，会越来越饿，身上没有粮票，中饭到哪里去吃!到时候饿得走不动，难道再在这儿住一夜吗?他慌了，两脚一踹，把被头踢开，拎了旅行包，开门就走。此地虽好，不是久恋之所，虽然还剩得有二三个钟点，又带不走，忍痛放弃算了。
他出得门来，再无别的念头，直奔百货公司，把剩下来的油绳本钱，买了一顶帽子，立即戴在头上，飘然而去。
一路上看看野景，倒也容易走过;眼看离家不远，忽然想到这次出门，连本搭利，几乎全部搞光，马上要见老婆，交不出账，少不得又要受气，得想个主意对付她。怎么说呢?就说输掉了;不对，自己从不赌。就说吃掉了;不对，自己从不死吃。就说被扒掉了;不对，自己不当心，照样挨骂。就说做好事救济了别人;不对，自己都要别人救济。就说送给一个大姑娘了，不对，老婆要犯疑……那怎么办?
陈奂生自问自答，左思右想，总是不妥。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
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公社农机厂的采购员有一次碰着他，也拍拍他的肩胛说：“我就没有那个运气，三天两头住招待所，也住不进那样的房间。”
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注〕“漏斗户主”：系作者写的另一篇小说《漏斗户主》主人公陈奂生的外号。漏斗户，意指常年负债的穷苦人家。油绳：一种油煎的面食。三层新：被面、被里、被絮都是新的。沈万山：明初江南首富。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赏析
在中国新时期的重要作家中，高晓声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作品不算很多，却几乎篇篇都有分量。中国新时期作家擅长写农民的不少，但擅长写农民的精神胜利法的，细算起来恐怕也就高晓声一位了。
高晓声写农民的精神胜利法，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陈奂生系列”中，内中尤以《陈奂生上城》(以及《“漏斗户主”》和《陈奂生转业》)最为精彩。《陈奂生上城》原载《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曾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下面就让我们从“陈奂生系列”的整体出发，看看《陈奂生上城》是怎样表现其精神胜利法的。
精神胜利法是人们对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的一种概括。阿Q是弱者，弱者斗不过强者，经常失败，失败了又不甘心，总要找一个精神上的支撑，制造一点“转败为胜”的幻觉，否则就活不下去了。这是弱者对自己施行的一种心理调适方法，很无奈的。但现在的农民毕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农民，阿Q也好，闰土也好，离现在都快一百年了，他们与陈奂生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农民。陈奂生这一辈的农民是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他们曾经是政治上的强者，而决不是弱者。问题在于后来由于“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致使农民生活日益艰难，政治上的强者慢慢就变成经济上的弱者。是强是弱最终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高晓声的小说写出了陈奂生作为弱者的心理状态。“文革”十年浩劫中，陈奂生年年亏粮，而且越亏越多，被村人取了个“漏斗户”的绰号，终于在人面前抬不起头，心理上承认了自己是弱者，并逐渐滋生出弱者意识。他看出了粮食政策上存在问题，却又认为那“又不是欺他一个人。按照他历来的看法，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也就不算是欺他。就算是真正的不公平，也会有比他强得多的人出来鸣冤，他有什么本事做出头椽子呢”。陈奂生开始自我安慰了。但自我安慰解决不了实实在在的粮食问题。这当然要影响着他形之于外的精神状态。小说里写：“陈奂生越来越沉默了，表情也越来越木然了。他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劳动，默默地走路。他从不叫苦，也从不透露心思，但看着他的样子，没有一个人不清楚，他想的只有一件东西，就是粮食。”
只是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生产队重新实行“三定”(那时还未搞责任田)以后，陈奂生才有可能由弱者转化为强者，从而产生真正“胜利”的感觉。以前，陈奂生不知道人还有什么“精神生活”这回事，他要的是“物质”而非“精神”，具体说就是粮食。而以前因为粮食的困扰，终日默不作声，口才当然也就较差。时间一长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如今生活有了好转，粮食不再是大问题，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萌动了人的尊严感，开始想说话了。《陈奂生上城》开头写陈奂生因为不会讲话，无话可说，“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他凑过去听别人聊天，由于只听不说(嘴不行啊)，以致“别人讲话也总不朝他看，因为知道他不会答话，所以就像等于没有他这个人”。接着写陈奂生“上城”，阴差阳错，由于吴书记的“高级关心”而造成了招待所的一场喜剧。作者对这场喜剧刻画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他那朴实、生动、逼真、幽默的艺术风格。
小说写到陈奂生刚醒来时，望着“新堂堂、亮澄澄”的房间，自己盖着“刮刮叫三层新”的被子，“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这番描述有力地展示了老实木讷的陈奂生受宠若惊、万分过不去的心态。稍后，陈奂生要去付住宿费了，他开始担心：“闹不好，一夜天把顶帽子钱住掉了，才算不来(编者按：即“划不来”之意)呢。”拿陈奂生的经济地位和做小买卖的收入来对照，这已经是大大超出常规的“预算”了。没料到大姑娘开口竟要两顶帽子的住宿费，陈奂生始而“忿忿然”，继而“犹豫”，最终决心“拾便宜”，“困到足十二点走，这也是捞着多少算多少”。接着就发生了用提花枕巾擦嘴，不脱脏衣服盖上被头等一连串令人吃惊的动作。请看，作者对陈奂生在招待所里的描写，真可谓一波三折，变化莫测，读者看到这许多层出不穷的变化，起初似觉意外，细想又在情理之中，即合乎陈奂生的生活和经济地位，合乎陈奂生的“精神胜利法”!
令人叫绝的是，陈奂生的“精神胜利”还没有完，本来，他对住了半夜要付“五元一夜”的房费，万分心疼，连呼倒霉，但在归途中左思右想，终于又得到了精神胜利法的灵感，发现那五元钱“化得值透”，因为“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如此描写真可谓入木三分!
值得注意的是，陈奂生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仍是一种弱者的自我麻醉术。由于经济条件的变化，陈奂生的确有了变为强者的现实可能，但是，他还只处于由弱变强的转化过程中，还未成为真正的强者。“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仅仅化了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感到自己“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的确，自打住了半夜招待所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了。但麻醉的办法毕竟不能持久，一旦重新进入现实的经济关系，就会从麻醉中逐渐清醒过来，认识自己的真实存在和分量。事实上，陈奂生住了半夜招待所的高级房间，因为不懂要按“一夜五元”收费的规矩，那位算账的大姑娘便“立刻看出他不是一个人物”，尽管他被看作了县委书记的朋友。不但招待所的大姑娘没把陈奂生看成什么人物，往后在《陈奂生转业》里，那些村里的干部们实际上也并未将他看作什么人物，他们不过要利用他与县委书记的那点点关系罢了。那位手段厉害、势利眼又重的厂长更是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底：“穷煞胚!乡下人!衣裳没一身好的，还出来跑供销。呆头木脑，好话不会说一句，香烟不会递一根……你就是吴书记的小舅子，我也不睬你!”跑供销也算闯荡了一回，陈奂生多少明白了一点世事的复杂，也慢慢明白了自己，但从此却比以前更加沉默了，在沉默中思考生活的奥秘。只是在这时，陈奂生才真正进入了“精神生活”。但别人不理解他，连老婆也戏骂他只配作“漏斗户”!他的精神胜利法终于被现实粉碎了。
农民身上的弱点常常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弱点。揭示这种弱点，警醒人民大众，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传统之一。鲁迅和赵树理正是以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观察和对农民弱点的深度揭示，把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向前推进了，深化了。在鲁迅的小说(尤其是《阿Q正传》)里，作家注意的是辛亥革命的失败与民族弱点的关系;而赵树理，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前夜，就以他的作品(特别是《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预示出农民弱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态了。高晓声很好地继承了从鲁迅到赵树理的这一传统，从而在现代文学中完成了中国第三代农民的形象。
如何看待现实生活中像陈奂生这样的农民?估计不外乎三种态度：一是居高临下，不屑一顾，这种态度不可取;二是同情怜悯，感同身受，这种态度也不够科学、客观;第三种态度会怎样?请先看作者的一番自述：“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快、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且说陈奂生》，《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这种态度喜其所喜，忧其所忧，既客观深刻，又满怀期盼，是我们大家应该采取的。今天的青年读者也只有抱这种态度，才能体会作者的良苦用心，才能理解陈奂生形象的塑造成功，不但是新时期文学，也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