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篇】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么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我不知道古代知识分子如果超出“师承”就是“违犯法条”。我只知道历史上敢言直谏的文人也不在少数。而“白球黑球”的问题，应理解某些情况下是有条件所限，让人不能全面的看到球的两面--例如古代人科学不发达，以致有“天圆地方”的说法，这不能怪没有相像力和思考力，如果凭空想象的话，反而不客观了。想象力是可贵的，但光凭想像没有验证就信口开河的话，反而易扰乱视听、乃至误人子弟。看到白的就说白，看到黑的就说黑，当有条件看到存在两种颜色也能纠正自己过去的想法承认是两种颜色，才是科学、严谨的态度。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回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说：“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糨糊脑筋吓死。 ”
——以上的例子有歪曲本意之嫌。难道老师不知道有其它方法去计量吗？肯定不是，老师是想借此题目测评学生对气压计运用的知识。那位学生是故意歪曲老师的用意，自作聪明地用了其它方法，还理直气壮地投诉老师，这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也是柏杨老先生之前说过的“自我膨胀”。但可笑的是，柏杨老先生在此竟批判的是老师。难道想像力不应有所依据么？如果学生想用其它方法，可以先用气压计计出结果，再用其它方法多次计算，互相验证不是更有启发吗？至此，柏杨老先生的举例跟自己的说辞已出现严重的偏袒现象。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 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
若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估计柏杨老先生忘了我们的大“诗仙”李白。除此之外，许多诗人、词人的作品中不乏大胆的比拟、借代、隐喻的手法，且意境深远、美妙。若非如此，中华文化怎能让千百年后的人亦这般陶醉、叹服？！人啊！看问题要全面，说话不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得中肯才能服众。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委屈透了，我的庄子老前辈！虽然在封建士子里头庄子的思想受众确实不如孔子多，但也非如此这般被丢弃了，否则何以流传到今天？一下子，我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丑陋了。而以庄子老前辈之豁达，猜想也不会为这些哗众的言论生气。
至此，柏杨老先生在列举“中国人丑陋"的罪名时，自己却不断地表现了同样的毛病。我需要的是能“正衣冠”的镜子，而非扭曲世态的哈哈镜。这本言语莫名尖锐又颠三倒四的书，状如骂街只求声大不顾实际，根本没有看下去的必要。
【第7篇】
柏杨先生曾反复痛陈我们民族最大的劣根性——窝里斗，可谓痛心疾首，深恶痛绝。我认为要追溯到我们文明的开始——即百家争鸣时的一个重要哲学争论——“名”之争。关于名，当时各大流派的观点并不一致。最有代表性的是儒家的“正名”和道家的废名。但无论是存是废，大家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名这个东西是极其重要的。由于儒家的深远影响，名对我们民族的泛化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后果是我们对面子的极端重视，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我们为什么对外国人友善宽容？一方面是由于封闭带来的好奇，一方面是“做出来”的，让这些蛮夷们看看我们是多么文雅高贵，多么热爱和平。前面说过我们的文明是内敛型的，当我们的生存资源出现危机时，既然不对外索取，当然就会对内掠夺。长此以往的后果是我们的社会成了“兵法社会”，谋略社会（刘亚洲语），人们都互相提防，勾心斗角，互相迫害。看看我们的热播剧里满篇的背叛、阴谋、打小报告，看看我们举世无双无可匹敌的兵法，你就会知道我们的历史有多可悲。其中的一个反作用就是我们对“人情”的渴望——长期龟缩于城府内后对真情的渴望，而对人情的追求又无意中给我们的制度建设带来莫大的麻烦。想想我们沉重的伪装，我们的民众是何等“弱”。我们的历史上，政权时时面对外来游牧民族的威胁，君王时刻提心吊胆臣民的背叛，官员百姓时刻担心着迫害，这些长期形成的弱势和由此带来的巨大恐惧，使我们的伪装一天天加重。而一个满载恐惧的民族是难以展翅高飞的，所以我们守旧，所以我们创新改革的路子是如此艰难。如果足够强大，根本就不需要掩饰，根本就不需要城府。如果我军能和美军一样强大，我们还需要遮遮掩掩，还需要百般掩饰神秘吗？把我的实力告诉你，把我的意图告诉你，你照样抵挡不住，这才是一只真正强大军队的内涵。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我们的友善只存在于资源充足时。而资源充足时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友善待人，你又有何可贵呢？而当资源匮乏时，看看我们历史上对自己人的疯狂迫害，看看白起、项羽那些所谓名将的屠城，我们和蒙古人，英德法等侵略者有多大区别？我们能高明到哪去？
【第8篇】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早已把“侠义”贬说为“好管闲事”。中国人几千年来几次亡国，在蒙古人手下做最下等的贱民，有骨气的人大多被杀尽了；自己人内斗层出不穷，各种灭族、消灭异己、“异端邪说”，把最勇敢的那些知识分子也都杀尽了。剩下的大多是不管闲事、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五个日本兵就可以威逼着两千个中国人集体跳河自杀，甚至是自己人给自己人挖好坑，一圈圈坑杀完以后，再让日本兵推下去全死绝。这两千个人难道对付不了五个日本兵？就算他们都是神枪手，哪有两千颗子弹？只是因为中国人都不愿意做那第一个吃子弹的；更有心存侥幸，觉得自己帮助日本兵杀了自己同胞以后就可以当“良民”的，所以五个日本兵就可以不费一颗子弹把两千中国人杀光。
有人就说，那五个日本兵是训练有素、有组织的，而那两千个中国人是乌合之众。呜呼！中国人几千年来受尽政治迫害，无论是汉人的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哪个不是一小伙人稍微组织起来，甚至于那些腐败透顶的政府也能够让几亿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政治迫害中！若要说中国人是集体主义，恐怕让德国人和日本人笑掉牙：中国人的集体主义，顶多到自己家门口，出了家门外，陌生人是死是活都与己无关；而年青人若稍有义愤，就有许多老朽不堪的人说他们楞头青、多管闲事！于是，一些寡不敌众的勇士被有组织的恶人灭绝了他们刚硬的种，剩下一些敢怒不敢言的青年也在这样人人自危的社会中学会了明哲保身、变成老油条。
现在我们又听那些安分守己的老油条们造出了一个词“愤青”：愤怒的青年。只要青年稍微对社会不满，就盖上这个名号，说他们不懂事、不成熟，只知道抱怨现实。自然，青年人有对现实不满的权利与义务，如果连青年人都对他们父辈的社会满意了，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进步的动力了。自然，青年人不够成熟，做事情考虑不够周全。但我不晓得，除了不断地闯、不断地尝试，不断地体验失败，还有什么成熟的道路和成功的经验可言？
在这个言论备受监控的时代，“愤青”也常常带上政治色彩。试问，我们的体制真的无可指责了吗？那为何反腐进行到现在了，贪官污吏还是层出不穷？
德国人教育里非常强调批判与质疑，对社会贡献最大的，就是那些“老愤青”，永远保持对现实清醒地批判，永远寻求改进的途径并且付诸实践，而不只是空口议论。
中国人不应该批判“愤青”，而应该鼓励“愤青”，鼓励他们永远对现实不满、永葆年青的斗志，无论经受多少挫折和失败，都能够为心目中的理想奋斗。须知，这些愤青就像珍稀的火种，是冷漠的民族得以延续的最后一线希望。
【第9篇】
读完柏杨老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对世界观的冲击相当的大，也能深刻的感受到柏老先生性格的真实，以及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所谓爱国情怀不仅是指对祖国的歌颂和赞美，相反，对祖国的批判我也理解为一种深深的爱，因为只有爱之深，才会批判得强烈。这也许可以比喻成“恨铁不成钢”。
柏老先生说他知道自己的这种“忠言逆耳”的做法会遭到很多人的谴责，会难以让人们理解，但他也称到他完全没有丑化国人的意思，他也是怀着一颗对祖国深爱之心。对于书中提到的“酱缸文化”，我最初感到愤怒，认为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受到了侮辱，甚至想倘若外国人对中国印象有偏差，那么柏杨先生一定是起了作用。但后来，愤怒减弱，更多的是悲哀，为“窝里斗”、“官场现象”、“同情心”感到悲哀。
我们自已要受人尊重，就要有反思自己的能力，倘若怪来怪去都在怪别人，这个民族是没有救的。中国的人权、民权、自由这些都是舶来品，而我们自己呢？仁义？道德？还是忠孝礼信？我想这些的说服力都过于的微乎其微。任何一个群体，国家想要受尊重，都得提高自己的能力。福柯说：“话语即权力”，权利是话语的体现，想要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得增强国家的综合能力，仅仅缅怀历史和恨都是无用的，当然，仅批判更是无用。我想，人生也是如此，太多的事请早已成定局，过多的挣扎都是徒劳，唯有让自己变强，才能扩大自己的话语权。
书中的很多观点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许会愤怒，会反驳，但更多的是悲哀。我不认为这是柏老先生在自谦，我认为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折射，但此书有一个更大的启示便是看问题得从不同的角度，多层次理解，切勿一意孤行，对待中国人的评论也理应如此。
【第10篇】
《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以前看过，近来又看了一遍，实话说，还是深有感触。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深在此山中。”听柏杨一讲，确实又一次感受了坠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的恐惧。但掩卷玩味，却又觉得并不尽焉。其中礼义之邦之说余见就不敢苟同。
在柏杨先生眼里，中国不是礼义之邦，而处在蛮谎时代，野蛮到有人在别人关心她，怕她着凉，要她换下被雨水淋得透湿的的衣服，就把别人看作色狼，是在打她的主意，想讨点便宜。别人为她拾起一把掉在车上的雨伞就怀疑别人是为了爱她的姿色，而甘愿效犬马之劳。可是在柏杨先生眼里已经看成是普遍性，并由此推出一个蛮谎时代的事，我实在是遇见的太少。这并不是我没有遇上这些事的机会。其实，在车上的时侯，只要有老人或孕妇或病人，我都要让座的。但每次都有会得到一次感激。如果这些人中，年事稍高，那么，我还会听到她们说；“让你站着真是不好意思。”每每听到这些话即使我站着辛苦，我也会产生一种得意之情。为我是礼义之邦的一员，为我生活在礼义之邦而得意。当然象柏杨先生碰上的事我也碰上过，有一次在冰场溜冰，有几个青年大发所谓的神威，把我撞倒了。可是，他们不但不说对不起，反而踢了我一脚，说我不中用。可是，当时在冰场的不下百人吧，百人之中也仅此几个而已。而且，他们走了之后，另一个青年把我拉起来了。
我承认柏杨先生说的那种现象，但这远不能否认礼义之邦。当我们走过一片绿色田野的时侯，不是也能看见几根稗草吗？可并没有谁由于这几根稗草而对田野失去希望，仅仅是把这杂种除掉就是了。余以为那几个不讲理的跳骚也不过是礼义之邦中的杂种，只要我们去除掉就是了，而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说；“哎呀，这里全都是杂种。”
当然柏杨先生为那几个跳骚奔走呼号，不过是想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但没必要创造出一个蛮谎时代。
另外，柏杨先生好象推崇美国人抢银行也要说一句“Thank your”。我想在我们中国是不会有人喜欢的。不知道美国人喜不喜欢。